跨国企业食品安全与社会责任担当探析

从2006年美国的毒菠菜事件到2007年染毒点心事件,再纵观中国毒奶粉和肉制品食品安全事件,食品安全问题所呈现出的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弱化再次引起公众的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在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欧利文.谢尔顿首次提出。此后,美国和英国司法机构相继制定了利益相关法,以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本文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企业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更好地进行法律规制,对于实现企业的长远利益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跨国企业合并法律控制制度研究

企业合并作为经营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对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与消极妨碍双重作用。作为一种迅捷的经济集中方式,其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有妨害竞争等弊端,为了趋利避害,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必然需要各国反垄断法对其进行规制,而跨国企业合并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各国反垄断法"各自为政"不能解决相关问题的尴尬局面。本文将从跨国企业合并的动因、表现形式出发,深入研究其对国际市场竞争的不同影响,最后对国际上针对其特点倡导的规制方法作简要归纳。     

危机公关——跨国企业的必修课

如何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更好的承担社会责任,如何准确的判断危机根源,如何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化解危机,是跨国企业最应该上的一课最近一系列的跨国企业负面事件不断出现在各个媒体的报道:家乐福“活蛆”事件、戴尔“换芯”事件、“富士康诉第一财经记者”事件等等。有人说近两年是跨国企业的“多灾之年”。为什么最近跨国企业“麻烦”不断?是巧合?是偶然?     

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界定

近年来,跨国企业数量逐渐增多,类似于"血汗工厂"的事件频发。而且,鉴于跨国企业自身追求高额利润的属性、跨国性以及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趣的是,企业社会责任至今尚未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和范围。跨国企业为什么要承担社会责任、应该承担哪些社会责任以及如何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本文将从跨国企业的形成和发展、含义及价值内涵等方面对跨国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界定。     

民营化过程中政府规制体系构建的路径探析

民营化浪潮的兴起有着政治和社会多重背景,且民营化并不是效率、经济的代名词,它有着公平、正义、责任等价值取向。当前我国民营化过程中的诸多制度缺失,加之民营化主体的理性人思考,共同导致了民营化中政府规制的现实必要性。构建有效的政府规制体系有多种路径,本文从规制机构的建立健全、强制信息披露与公民监督相结合、绩效评估制度的建立与执行三个角度进行了简要分析。     

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中的环境信息公开问题研究

环境信息的公开不仅是公众环境知情权实现的重要方式,也是公众在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产生后维护自身生命健康和财产等权益以及积极有效参与事件处置的前提.要建立和完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的环境信息制度,就必须结合这类事件的特殊性,在尊重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共性的前提下,尤其要强调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处置过程环境信息公开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论突发性环境事件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

环境信息的公开不仅是公众环境知情权实现的重要方式,也是公众在突发性环境事件产生后维护自身生命健康和财产等权益以及积极有效参与事件处置的前提.要建立和完善突发性环境事件的环境信息制度,就必须结合这类事件的特殊性,在尊重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共性的前提下,尤其要强调突发性环境事件处置过程中环境信息公开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自我规制的行政法浅析

自我规制是在历史上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断变动的过程中确定的一种规制方式,对立于政府的强制规制方式而存在。它在政府单方面的规制出现失灵的情况下,要求市场中的私人经济主体在实现私益的同时完成公共利益的考虑。只有在市场里建立＂市场调节——自我规制——政府规制＂的多元结构,才可能完成国家与社会的改造。     

论反垄断法对掠夺性定价的规制

掠夺性定价是反垄断法的重要规制对象 ,其构成要件一般包括主体、主观意图、客观行为、损害后果等几个方面。美、欧对掠夺性定价的规制实践表明 ,掠夺性定价规制标准具有很大弹性 ,而定价与成本的关系问题则是掠夺性定价规制中的核心问题。我国的掠夺性定价集中发生于供需矛盾突出、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 ,参与主体具有多样性 ,持续时间具有短期性 ,解决方式具有特殊性。基于这些特点 ,我国应该采取包括加强政策引导调整相关行业市场结构、完善立法明确规制标准、设立专门执法机关、完善私人诉讼机制等在内的综合方法对掠夺性定价加以规制。     

浅论我国劳动就业歧视及其法律救济

就业歧视在我国的就业领域大量存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就业歧视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很难通过常规渠道表达出来，转而通过一种极端的方式宣泄，进而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加强对就业歧视的法律规制是必要且迫在眉睫的。本文主要通过借鉴国外关于反就业歧视的相关法律规制，以及对我国就业市场特殊性的分析，因地制宜地提出完善我国反就业歧视的法律救济。     

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的兴起及其督促机制的完善

伴随着商业银行社会责任运动的全球兴起,我国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问题也引起政府相关部门、行业组织以及社会大众的关注。在这种情势下,国内银行纷纷采取行动回应这个问题。不过,从实践来看,在这场已略显“喧嚣”的国内商业银行社会责任运动中,“督促机制”所存在的缺陷始终制约着运动的实际效果。为此,建立“硬法”与“软法”并施、外部督促力量与内控督促制度相结合的“督促机制”是提升国内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之效果的重要方面。     

股东直索责任的传承与创新

对于股东直索责任制度不同称谓的语意进行考察不仅是出于法学理论的严密性的要求，更是因为不同的名称显示出了不同国家对于该法律制度本质的认识。德国公司法上的“直索责任”用语是科学的制度称谓。法人人格与腮东有限责任是不同的两项制度，公司人格之获得与股东有限责任之取得在逻辑上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分野，所谓的“法人人格否认”，实质上指的是股东有限责任无效之宣示。逆向揭开公司面纱并没有其法理基础，难以构成与股东直索责任相应的公司法律上的新型制度形式。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单位犯罪包括单罚制和双罚制，需要依照直索责任原理做出相应的修正，单罚制实质上适用的即是股东直索责任的原理．而双罚制则是传统法人犯罪的观点。     

Redefin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ulatory Hardening

Globalization and the growth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 have been accompanied by an increasing call for corporation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s, and for greater corporate disclosure and transparency with regard to nonfinancial risks (collectively known a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r CSR). At the same time, governments have increasingly turned to mandatory obligations for formerly voluntary CSR engagement, a trend we call the legalization of CSR.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hardening” and legalization of CSR, and considers what this process tells us about norms and assumptions regarding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firm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 our analysis of corporate trends, regulations, and case law from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China, and India, we argue that the process of legalization and redefinition of CSR through a shareholder primacy lens may, troublingly, undermine the very notion of CSR. In the face of these trends, this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redefinition of CSR that includes an express commitment to corporations’ social and ethical responsibility to society.     

食品安全中的企业社会责任规制法律研究

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从各个方面反映出食品法律规制体系的基础性缺失,无论是食品安全的风险机制、信息披露机制,还是食品召回机制和食品问责机制,都折射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机制存在很多问题。企业作为食品行业的主体,其在市场中的经营行为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安全,也关系到食品行业规范化操作的未来发展趋势。企业社会责任感不强,染色馒头、毒豆芽、地沟油、瘦肉精等事件促使我们反思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约束和规制,需要进一步地合理规划和架构。     

日本食品药品公害的国家责任论析

日本出现的一系列大规模的食品药品公害诉讼中，在判处制造者承担侵权责任的同时，一些裁判例也明确了国家应承担相应责任，这有助于督促国家更好行使食品药品的监管职能，更好保护受害者的利益。本文通过分析食品药品公害民事裁判例中明确的国家责任，探讨日本国家责任的相关理论，论述日本国家在食品药品监管领域应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     

论股东提案制度对公司社会责任实践的促进

股东提案在西方公司制度发达的国家日益演化为反映相关利益者利益诉求、推动公司社会责任实践的有效渠道,但该方式发挥此种作用需要两个前提要件:负责任的投资人和合理的股东提案制度。在我国,市场信息不对称、公益性机构投资者匮乏、股东提案制度发展滞后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股东提案制度的公司社会责任实践。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和公司发展现状,完善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培育负责任的投资人和优化股东提案制度,是促进我国公司伦理性决策机制形成的基本思路。     

信用的权利化及其民法保护

在我国，信用权利化的提出有着特定的立法背景。通过对信用法律调整历史沿革的考察可以发现，信用的内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最初关注主体在伦理道德方面信守承诺的情况，扩展到主体的综合经济能力。现代民法对信用的调整以社会对主体的信用评价为核心，信用作为社会对主体综合经济能力的评价，已非主体性要素，且已从“内在化的伦理价值”外化为“客体化的人格要素”，成为一种具有典型性、独立性的人格要素。因此，有必要也能够将信用权利化为具体的人格权，以确保民事主体获得客观公正的信用评价。     

船舶碰撞责任的承担主体——中美海商法的比较研究

1910年《统一船舶碰撞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关于＂过失船舶承担船舶碰撞责任＂的规定在世界绝大多数航运国家都得到了贯彻,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并不承认＂对物诉讼＂,因此在中国法律体系下,＂船舶＂本身显然不能成为责任主体。如何具体确定船舶碰撞的责任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并没有给出答案,因此这个问题有赖于司法解释的澄清。2008年4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次对船舶碰撞的责任主体作出明确规定。但该规定关于碰撞责任主体的规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该司法解释关于碰撞责任主体的规定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针对上述碰撞规定中的相应条文,就以＂光租登记＂作为光船承租人承担碰撞责任与否的判定标尺是否可取、船舶碰撞的责任主体是否应限定为船舶所有人和光船承租人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并从比较法的角度对中美海商法的船舶碰撞责任主体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中国关于船舶碰撞责任主体规定的不足,指出美国海商法下的多重可诉主体、直诉保险人制度等值得借鉴。     

“法庭之友”制度的基础与运行机制——以吴英案为中心的分析

"法庭之友"制度的构建、运行及其功能发挥需要司法的独立与权威、有赖于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成熟的社会组织的支撑。在民众广泛参与、理性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下,出现了社会精英主导舆论走向、主流意见趋于统一、舆论表现出更强的社会责任感的发展趋势,这就为"法庭之友"制度的建构提供了舆论结构基础。"法庭之友"制度有助于疏通政治渠道、凝聚民意、弥补法官知识的缺陷、分担法院责任、推动法律发展,因而具有促进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制度功能。"法庭之友"制度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法院通过尊重、评价、吸纳机制所给予的司法支持。"法庭之友"制度在凝练主流民意、优化舆论环境、构建信任基础和消解政治压力方面对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在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司法国情,合理定位"法庭之友"的功能、框定适用范围、界定合适主体、构筑严密正当的程序,建构中国特色的"法庭之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