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职务犯罪中的共犯定罪问题

职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与普通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职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根据犯罪主体不同,可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共同实施犯罪,即共同犯罪人都具有刑法所要求的特殊主体条件。另一种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与普通人员(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及虽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未利用职务之便的)共同实施犯罪,即共同犯罪人中,有的具有刑法规定的特殊主体条件,有的不具有特殊主体条件,俗称内外勾结的犯罪案件。     

职务犯罪中的共犯问题之我见——兼与周红梅同志商榷

职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根据犯罪主体的不同可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共同故意实施犯罪,即共同犯罪人都具有刑法所要求的特殊主体条件。另一种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与普通人员(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及虽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未利用职务之便的)共同故意实施犯罪,即共同犯罪人中有的具有刑法规定的特殊主体条件,有的不具有特殊主体条件,俗称内外勾结的犯罪案件。对于第一种     

共同犯罪与身份

在刑法分则中的大多数犯罪任何人都可以构成，如杀人罪、伤害罪、抢劫罪等等；但也有一部分犯罪，必须行为人具有某种特定的身分才能构成，如贪污罪、受贿罪，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才能构成。这一类犯罪是特殊主体的犯罪，在刑法理论上通常叫做“身分犯”。     

对挪用公款罪中“归个人使用”的质疑

刑法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实质上是指将公款非法置于个人的支配下，以个人意志支配公款的去向，而这一行为必然会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本罪的客体———公务人员的廉洁性、国家财经制度。至于谁是“公款的使用者”，被挪用公款的去向如何，都不应该影响本罪的成立。笔者认为，“归个人使用”不应成为本罪的必备客观要件。首先，这一规定在刑法理论上缺乏科学性。我们知道，在刑法理论上有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之分。犯罪目的是行为人通过行为期望发生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犯罪动机则是刺激和推动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     

职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

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或玩忽职守而构成的犯罪。职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与普通公民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该类共同犯罪除具备一般共同犯罪的要件外,还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犯罪主体全部或其中一部分是国家工作人员;第二,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之便实施犯罪。由于     

建议扩大营私舞弊罪主体范围

我国《刑法》第188条规定,徇私舞弊罪的犯罪主体是司法工作人员。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对徇私舞弊罪的犯罪主体作了补充。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无论是否司法人员,利用职务包庇、窝藏走私、套汇、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盗窃、贩毒、盗运珍贵文物出口和索取、收受贿赂的犯罪分子(以下简称“八种犯罪”)隐瞒、掩饰他们的犯罪事实的,都依照《刑法》第188条徇私舞弊罪的规定处罚。从此,徇私舞弊罪的犯罪主体,由司法工作人员扩大到国家工作人员,但是,仅限于犯罪主体利用职务之便,隐瞒、掩饰上述八种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     

经济型玩忽职守罪及其三种模式

<正> 玩忽职守罪是刑事犯罪的一种类型,其特征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构成的犯罪,我国刑法第187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由于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规定使我们找到玩忽职守罪分型辨析的理论依据。从犯罪结果来区分,行为人的行为导致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这是经济型玩忽职守罪的主要依据,行为人的行为导致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这是利益型或称非经     

浅谈徇私枉法罪客观方面的认定

徇私枉法罪是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犯罪,由于其徇私的行为和枉法的行为多种多样,司法实践中对该罪客观方面的认定多有困难。认定的关键一是看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之便,二是看是否有故意歪曲事实,违反法律,出入人罪的行为。     

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

关于如何确定受贿罪的客观要件问题,我国刑法理论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 “谋利说”。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是行为人为行贿人谋取利益。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了利益即构成了受贿罪,否则不构成受贿罪,或者为受贿罪的未遂。“谋利说”。认为受贿罪是渎职罪的一种,其犯罪特征主要表现在利用职务上。虽然行为人主观上有为行贿人谋利的故意,但只要客观上没有实施谋利的行为,尽管收受了行贿     

媒体编辑从事商业斡旋活动并收受财物如何定性

为了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引起的贿赂犯罪的打击,我国刑法在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斡旋受贿行为“以受贿论处”。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斡旋行为人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对斡旋行为人身份、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等要件的判断并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导致了斡旋受贿行为认定上的困难。日前,本刊结合典型案例,特邀专家和实务界人士对“媒体编辑从事商业斡旋活动并收受财物如何定性”问题展开了研讨。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解析

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成为本罪主体;“近亲属”含义应以《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六）项规定为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关系密切人”范围大于“特定关系人”范围,判断是否是关系密切人不应限于平时双方交往是否密切,而在于行为人所具有的影响力能否使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牟取不正当利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指原系国家工作人员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利时已不再行使国家工作人员职能的人。     

对“职务上的便利”内涵之辨析

我国刑法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受贿犯罪的客观要件之一，《刑法修正案（六）》修改了《刑法》第163条第二款，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在经济活动中收受回扣、手续费的商业贿赂行为中增加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要素，至此商业贿赂犯罪中所涉及的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均要求行为人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然而对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如何理解，一直是较为复杂的问题。     

关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犯罪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侵害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常活动,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犯罪。它除了刑法分则第八章规定的受贿罪,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玩忽职守罪,徇私舞弊罪,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罪,私放罪犯罪,妨害邮电通讯罪外,还包括分则第二章的从事生产管理人员强令工人违章作业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罪,分则第三章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走私、投机倒把罪,分则第四章的刑讯逼供罪,报复陷害罪,分则第五章的贪污罪等。后五种罪虽然所侵犯的主要客体有所不同,但都是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的犯罪,而且都侵害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正常活动,因此也是属于职务上犯罪,故一并加以研究。由于牵涉范围较广,本文仅就与当前司法实践有关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探讨。     

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收受财物应否定罪”问题谈

《检察理论研究》1992年第一期刊登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收受财物应否定罪问题笔谈》一文,就一案例(略)中的被告人是否构成受贿罪,进行了讨论。此文共列举了三种观点:王树成同志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仅指利用行为人自己的职务之便,不能包括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即否定说。曲辰同志认为国家工作人员要求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者谋取非法利益,并非法收取请托者的财物,也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即肯定说。武乾同志认为对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要作具体分析,不能认为都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不能认为都不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即折衷说。上述三种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我国刑法界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第三人职务上的便利能     

浅析“斡旋受贿罪”中“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理解

一般受贿罪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索取他人财物的,该受贿行为无需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另一种就是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在司法实践中,斡旋受贿罪表述中的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究竟是犯罪的主观要件,还是犯罪的客观要件,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就该行为做重点评析。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一、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构成要件（一）本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刑法》１６５条规定,本罪系身份犯,以行为人具有特殊职业及其职务为主体要件,即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和经理。国有公司、企业是指国有资本占主体的公司、企业。董事,是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对内...     

职务犯罪主体初探

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或职权实施的犯罪.我国刑法中的职务犯罪有两大类,一类是刑法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另一类是刑法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职务犯罪是社会腐败的具体表现形式,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历来是打击和惩治的重点.由于职务犯罪的主体属于特殊主体,必须具有一定主体身份的人才能构成.在司法实践中,对职务犯罪的主体颇有争议,因此有必要对职务犯罪的主体作一些探讨,以便于确定案件管辖,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这对案件准确定性和适用法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短缩的二行为犯

短缩的二行为犯(间接目的犯)是以实施第二行为为目的的犯罪,但只有第一行为是构成要件行为,第二行为不是构成要件行为;间接故意可以成立短缩的二行为犯;短缩的二行为犯的目的实现与否,既不影响犯罪的成立,也不影响犯罪既遂的认定;行为人实施了作为目的的第二行为时,应根据四种不同情形区分罪数;不具有特定目的的人与具有特定目的的人共同实施短缩的二行为犯中的第一行为的,以及后行为人参与实施第二行为的,应当根据刑法规定及部分共同犯罪原理,分别不同情形判断是否成立共犯。     

浅析犯罪行为可否成为先行行为

我国的刑法理论认为，犯罪的不作为，必须以负有某种特定义务为前提，只有负有特定义务的人的行为才构成不作为犯罪。①我国刑法未明文规定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但刑法理论上都认为先行行为所产生的作为义务是不作为犯罪特定义务之一，也是不真正不作为犯罪成立的先决条件。换言之，行为人因其先前实施的行为使合法权益处于遭受严重损害的危险状态，行为人就产生阻止损害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即有责任保证这一危险不会转变为损害法益的现实即构成要件的该当结果。如果行为人能够履行义务而不履行，那么行为人就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罪。然而…     

建议将“挪用公款罪”改为“挪用公共财物罪”

我国１９７９年刑法和修改后的１９９７年刑法均以专门的条款对挪用公款罪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对于打击挪用公款犯罪，维护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保护国家、集体财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挪用公款罪所指向的犯罪对象仅限于公款，司法实践中，对于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其他公共款项和财物的行为，由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无从加以追究，客观上放纵了这类行为的滋生和蔓延。笔者认为，应完善挪用公款罪的规定，将挪用公款以外的其他公共财物的行为一并纳入刑法调整的范畴。一、将挪用公款以外的其他公共财物的行为纳入刑法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