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能力不足之分析——基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

皇娟住《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2期撰文认为，国家能力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中央政府合理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能力。虽然我国中央政府集中了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人事权，但是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以及对地方政府官员以GDP为纲的考核标准，使得当前我国中央政府在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尚有不足，这是我国国家能力不足的一种表现。导致这种现象产生深层次的原因与我国的现代化道路有关，     

民国时期云南地方与中央税权关系的嬗变

民国时期云南地方与中央的税权关系，以1940年为界,可划分为前期地方独立自主和后期中央集中统并两个阶段。在由前期向后期转变过程中，税权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4个方面：税收立法权由地方自主自决向中央统立统定转变；税收执法权由地方独立征管向国地税分设管理转换；税收司法权由与执法交织向司法部门转移；税收收入归属权由自收自支向按级次分别入库转调。民国时期云南税权关系的变化，建立在中央政府和云南地方实力派政治、军事力量消长变化的基础之上，是云南地方实力派和中央政府进行博弈与相互妥协的结果。     

对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再思考

对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再思考刘建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基本和重要的关系之一。各国政府都面临如何处理好这一关系的共同课题。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     

从历史时期政区层级的变化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

从历史时期政区层级变化的角度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中央与地方一级政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实质上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限划分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问题。每次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较大调整都会伴随地方行政层级的变动,而地方行政层级的变化也影响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一部地方行政层级变迁史就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不断调整史。     

我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思路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政府直接调节经济的职能减小，间接调节经济的职能上升，经济管理的职能减小，社会管理的职能上升；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责加重，地方、特别是省级以下政府的调控职能相对减弱。这些变化要求整个社会有相应的政府规模结构与之相适应，但当前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上存在一定问题，中央权威下降，地方政府失却主导，导致地方政府规模结构失衡，管理层次增多。另一方面，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不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机构，而是闭门造车，"抄袭"严重，造成政府规模结构不合理。目前地方政府的难题之一为：行…     

中央与地方在矿权市场建设中的收益协调问题

一、中央与地方的收益分配现状我国现行法律明确规定,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中央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矿产资源所有权。相应地,中央政府成立国土资源部作为矿产资源在中央的管理机构,地方上设有国土资源厅和国土资源局作为中央垂直领导的机构,其编制与各级政府没有直接的从属关系。各级国土资源部门作为职能机关,其重要的职能就是代表中央政府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重要表现就是收取矿产资源补偿费。可以说,我们目前从制度上,已经实现了中央政府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管理。     

“改革是广东的魂”——几位老领导与广东改革开放

卢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执笔人之一。曾为任仲夷、刘田夫、梁灵光等省级老领导撰写回忆录或回忆文章。叶帅的默默支持功不可没《同舟共进》:广东的几任老省委书记、老领导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口碑都非常好,这与他们的一身正气有密切关系。您在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经常接触这些领导或有关他们的第一手资料,能否谈谈您印象深刻的几位老领导?卢荻:习仲勋是广东改革开放事业的奠基者,对广东乃至全国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为广东人民向中央请命,提议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创办经济特区。离开广东、调回中央工作之前,他还为广东争取到一把"尚方宝剑"——在他和杨尚昆、刘田夫等人的一致争取下,中央终于同意"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     

实现公安工作、公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续一上)

多元化的经济结构，要求必须加强中央和地方省级公安机关的权力，才能保证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和经济稳定发展。只有加强公安体制改革，才能实现公安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变革的内容包括六个方面：变现行的“统一领导，分级指挥，条块结合，以块为主”为“统一领导，以省为块，部省为条”的新型管理体制；变经验型领导为学者型领导；实行继续教育制度；摒弃福利职务，实行一职一衔制；民警晋升一定要同获得高一级证书。个人业绩结合起来；基层公安部门不直接从社会上招收民警。实现公安教育可持续发展应抓好：公安教育定位问题；专业课教师专家化；学校管理警务化；公安教育终身化；严格资历考核制度。公安工作和公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切实可行之路，即实行公安工作和公安教育的一体化，这是解决其他问题的核心。     

建国后中共领导体系的确立与特征

1949—1956年是中共领导体系全面确立的重要时期。一是党的中央、地方、基层各级党委内部结构与纵向层级形成新的格局；二是党的工作机构的调整与加强凸现出建设特征与执政功能；三是确立了党对国家事务全面领导的组织架构。这一以中央与各级党委为权力中心的领导体系的建立健全，为党的全面执政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与领导力量的保障，也对执政党领导体制与执政方式的模式选择及其发展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地区差距何时了──访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德明教授（续）

地区差距何时了──访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德明教授（续）本刊记者李沁生中央优惠、倾斜政策可以缓解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地区差距问题，但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取决于我们整全的经济体制。要以市场经侪为基础理顺现行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两个方面的关系，建立与...     

中央和地方权能调整的制度保障与策略选择——英国地方政府权能变迁的启示

对于解决简政放权中"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建立公法人制度符合法理论的一般要求,但鉴于新的主导理论尚未确立,要重新梳理依据当时理论建构的国家行政组织体系绝非易事。朝着这一目标努力,英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权能变迁的经验对于我国改革具有启示:中央政府的优势地位是国家统一、政令畅通的重要保证;中央与地方权能调整以法律为根据才能稳定持久,并形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良性互动。在此基础上,我国中央和地方权能调整宜采取短期与中长期相结合的策略。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博弈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央与地方分权化的财政体制改革,地方政府的经济地位得到增强,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着地方主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上,双方的利益并不一致。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可以考察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过程及其方式,有助于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     

推行分税制的政治意义──建构制度化、规范化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推行分税制的政治意义──建构制度化、规范化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生唐贤兴传统体制下的社会资源再分配模式产生了很多弊端，这是中国改革的历史遗产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性资源再分配权力的分配问题，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     

走出低水平竞争的困境——析我国地方政府间的关系

方政府间关系包括纵向和横向关系。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关系是由地方政府体制层级结构决定的,是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间关系的延伸。横向关系是指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地方政府间关系是指横向关系。一改革开放前,我国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关系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对隔离状态。在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的自主权较小。各地方、各部门互相封闭,自成体系,人们称之为“诸侯经济”、“格子经济”。“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格局使各地方政府画地为牢,加剧地方保护。这种格局也为改革开放后的地方关系埋下了隐患。由于经济自主…     

建立转移支付制度 弥补市场经济缺陷

我国目前财政制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分税制，分税下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权划分实际上是“财政包干”“分灶吃饭”的延续与完善，延续，是因为财政包干制比原来的“统收统支”有很大进步，克服了财政“吃大锅饭”的种种弊端，完善，是因为“财政包干”“分灶吃饭”产生了新的不平衡，新的不平衡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所占比得急剧下降，而经济发达地区财力大增，出现了“拥财自重”“诸侯经济”势头，不利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发挥，另一个不平衡是地方政府之间财收入差距拉大以及居民之间收入不平衡，分税制适当增加了中央财务，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年的不平衡，但对后一个不平衡，仅分税制却难以解决，这就需要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以解决，本文仅就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核算方法及其关条件作一番探讨。     

当好中国特色试验场：第一章最鲜明的主题是改革开放

20年改革开放征程，20年先行先试见证。一个崭新的海南站在世人面前：从建省初期到2007年，GDP增长21倍；地方财政收处增长50多倍；城镇居民收入增长11倍；农民收入增长7.6倍……曾经落后的海岛，已变成初步繁荣、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经济特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历程中，海南这个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一路坎坷曲折而显现后发优势的经济特区，更具标本意义。为此，本刊特约海南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从主题、成就、战略、价值四个方面总结与梳理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20年来的发展成就和经验。敬请垂注。     

海南地方立法“说三道四”

海南省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既有宪法规定的省级地方的立法权，又有全国人大授予的经济特区的特别立法权，海口市还享有较大市的地方立法权，保亭、陵水、乐东、琼中、昌江、白沙六个民族自治县还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这表明我们海南具有其他兄弟省、市、自治区和经济特区所不可比拟的立法资源优势和法规载体优势。     

建国以来我国纵向行政权力的几次调整及其变动趋向

各级行政机关,尤其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行政权力关系如何,怎样划分二者的管理权限,采用何种形式体现它们的隶属关系才最便于国家行政管理,维护一国的稳定繁荣,历来都是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大国行政管理中的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权限划分进行过多次调整。由于我们几乎一直都是在建国初形成的既定政治、经济体制内对纵向行政权力进行“收收放放”的弹性调整,始终未能找到中央和地方在事权上明确、清晰的制度规范,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化。在由传统的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轨变型时期,认真回顾、研究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权力关系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也具有现实意义。     

“行政经济”：地方保护主义的温床

“行政经济”：地方保护主义的温床上海社科院沈国明研究员针对当前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顽症指出，自１９７９年以来，中央一直以放权让利作为改革主线。在放权中，市场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经济管理权力只是由中央政府下放到地方政府，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只是由过去的条条...     

中国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政治分析

国家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不仅反映出国家各级预算的收支范围和管理权限,而且决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产品资源和利益分配关系.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集权与分权关系的重新界定和调整.分税制的引进有助于建立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有助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