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犯罪学研究方法与方法研究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任何学科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工具,犯罪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也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而且犯罪学的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目前我国犯罪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实证研究缺乏,定性与定量分析分离,研究范式单一陈旧,应整合研究方法,做到思辨与实证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寻求多学科理论支持,重塑犯罪学研究范式。     

再论犯罪学研究的路径选择——以中国犯罪学研究为视角

中国犯罪学的危机在于研究路径的局限性,理论犯罪学没有形成理论体系,移植的学说难以落脚生根,对策研究少有建树.中国犯罪学突围路径在于:加强本体犯罪学和实证犯罪学的研究.实现根本突破必须解决犯罪学的批判理性、问题意识、多学科知识的整合等问题.     

历史犯罪学：犯罪学与刑事司法研究的历史方法

历史犯罪学并不是历史学,而是运用历史方法进行犯罪学与刑事司法研究。历史犯罪学具有为考察现在的犯罪与刑事司法提供背景、探索当前犯罪与刑事司法现象的起源、凸显当前犯罪与刑事司法现象的特性、诠释当下刑事司法变革的过程等功能。历史犯罪学研究有三种常见模式,分别是“不和谐的对位”“令人惊讶的连续性”以及“长期历史调查”,同时历史犯罪学中的历史研究类型可以分为叙事型、比较型以及形成型三种。     

犯罪学：基础研究进一步深化

研究的进展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而更多的倒是体现在问题的深化上。因为,深化问题,不仅有助于问题的进一步明朗化,而且有利于问题的进一步解决。     

二十世纪的中国犯罪学

<正> 以犯罪为研究对象的犯罪学,与刑法学、刑事侦查学、刑事诉讼法学,监狱法学等学科一样,是刑事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20世纪即将拉上帷幕之时,对中国犯罪学的百年历程进行回顾,总结经验,廓清症结,对于21世纪中国犯罪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犯罪学

犯罪学研究的对象是犯罪学的生命,他决定了犯罪学学科的性质和地位,从而决定了犯罪学的发展方向。犯罪学理论体系的确定,关系到犯罪学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犯罪学是以法学、社会学、心理学为基础,融合各种有关学科知识的综合性学科。对其深入研究在司法、立法、科学决策、预防犯罪以及社会、经济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犯罪学研究范式之我见

犯罪学的范式是有关犯罪和犯罪研究的基本前提假设和理论基础,主要是指研究人员对犯罪本质的基本看法、他们用以描述和分析犯罪的概念选择以及分析研究所采用的策略。犯罪学的范式包含几个方面的基本观念:犯罪本体论观念和认识论方法论观念;犯罪的基本理论假设;犯罪研究领域和兴趣主题;犯罪的基本政策纲领。犯罪学中存在着古典犯罪学、犯罪生物学、犯罪心理学、新实证犯罪学、后实证犯罪学等范式,认识并研究犯罪学的范式有助于提升犯罪学研究的理论自觉。     

新世纪中国犯罪学研究的发展思考

世纪之交我国社会治安和刑事犯罪的状况及发展态势,关系到改革和建设的大局。犯罪学研究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推动和优化犯罪学研究,要求解决犯罪学研究的基本走向。加强犯罪学学科建设,要求明确政府在推动犯罪学学科发展中的作用,重新确立犯罪学的专业学科地位,提高犯罪学学科的社会运用价值。     

现代生物社会犯罪学:西方犯罪学研究的新取向

现代犯罪学的第一个学派即意大利学派重视生物学因素对犯罪行为的影响,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主流犯罪学研究实际上就是犯罪社会学研究,而无视犯罪的生物学成因。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依托于生物学的新进展的生物社会犯罪学逐渐发展起来。生物社会犯罪学倡导结合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洞见来解释犯罪行为。它主要包括三个分支:进化犯罪学、犯罪的行为遗传学研究、神经犯罪学。这三个分支分别受到进化生物学、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的影响。生物社会犯罪学能够丰富传统犯罪学研究的解释层次,为犯罪研究带来新的知识和洞见;它能帮助犯罪学融入科学洪流,使之与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一同前进;它也有潜力为犯罪预防和矫正提供更有效的对策。发展生物社会犯罪学并不存在真正的学理上的障碍。     

中国古代的犯罪研究及犯罪学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犯罪研究,也像西方18世纪以前的一样,其观点分散在思想家们的各种学术思想中,没有系统,是与政治、法律、治国方略结合在一起的。直到20世纪前半叶,西方犯罪学理论传入中国,才引起了学者们的专门研究,并产生了一批犯罪学著作。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情的原因,犯罪学的研究曾一度陷入沉寂状态。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宽松的社会环境在促进了社会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犯罪的大量增长,进而也引起了犯罪研究的兴起和犯罪学的发展,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从败诉案件探究依法行政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该调研报告通过对北京市人民法院近四年来审结的行政败诉案件的概况、类型及特点进行调查研究,重点围绕败诉案件中被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探索和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以全面提升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推进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     

浅论罚金刑执行难的解决路径

我国目前"执行难"的现象仍然日益突出,尤其是我国的罚金刑执行率更是不容乐观.影响罚金刑执行率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必并科"罚金刑数量的增加,使得执行率降低;法官对罚金数额的确定缺乏可靠依据,给罚金刑的执行带来困难;现有罚金刑的法律不完善使得罚金刑的执行缺乏制度支撑;罚金刑的执行主体不明确也是影响罚金刑执行的重要原因.     

亚里士多德政体论的重新解读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是古希腊杰出的哲学家,他的政体论在西方宪法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时至今日,学界对他的政体论的研究要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么观点多有偏颇,都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这一问题.本文不揣浅陋,拟从政体优劣论、政体要素论和政体变革论等三个方面对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进行重新解读,以期更全面准确地把握这一问题,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浅析城市社区公民参与立法的途径

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是自上而下与由下往上两条民主改革路径并行推进的。在高层民主制度改革的下渗效应与基层民主制度改革的溢出效应的交汇处,便生发了社区公民参与立法的新形式。社区公民参与立法的产生背景,决定了参与的途径带有被动性和单一性,这符合民主发展的进程和规律,但从长远的发展前景看,社区立法咨询会、座谈会、论证会以及人大代表对接社区制度、社区联络员制度、社区立法联系点制度等,都可逐步扩展为社区公民参与立法的途径。     

诉讼欺诈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利用诉讼的方式维护合法权益已经成为人们最常用也是最为有效的选择。但与此同时,诉讼也被有些人拿来作为违法犯罪的手段,由此诉讼欺诈不断发生。目前,讼欺诈行为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对这种行为的定性分歧较大,因而无法对其进行很好的规制。本文通过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了诉讼欺诈的危害和具体表现形式及其与相关行为的关联,并从法律规制的角度,认为在我国应该增设单独的诉讼诈骗罪,以遏止诉讼欺诈行为的发生。     

财政立宪问题探析

财政立宪是一种关于国家和国民之间财产关系的理念和原则,本文主要从国民财产权对国家财政权制衡的角度,通过分析税收、公债、预算、支出的立宪控制在西方财政问题、政治社会发展中的意义,揭示财政立宪对我国财政实践的启示。     

智慧城市建设的行政法治新路径

智慧城市是城市建设中的新理念和新创举。实现传统城市向智慧城市的转变,既要依赖于信息化和网络化等技术性手段,又要在城市运行和管理中有效地实现行政法治的覆盖,因为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以有特定的行政法治为基础,通过地方立法明确智慧城市建设的地位并消解其中阻却因素,以文明的行政执法理念的转换和规范执法水平的提升有效促成智慧城市的建设。     

再议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

我国法律并未直接规定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问题,国内法学界和司法精神病学界对此问题仍分歧众多。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吸毒者陷于辨认或控制能力丧失状态下实施危害行为时该如何评定其刑事责任能力上。从法律的角度来探讨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主张目前实践中司法鉴定人员结合吸毒者的心理态度来评定其刑事责任能力缺乏法律依据,也不适宜对案件的处理,因此不宜由司法鉴定人员以精神病学的角度来认定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     

困境与进路：再审制度改革之“老调重弹”

我国再审程序,制度设计的宏大理想与不尽如人意的司法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再审理念与具体程序设置上的不科学使得再审无限、终审不终,司法裁判无权威性可言;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可以从理念的再塑和制度的重构两方面着手.     

涉诉信访存在的问题与解决路径

涉诉信访错综复杂,其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在信访制度仍存在宪政意义上的合理性和现实需要性、现行信访体制没有重大转变、特别是司法机关的执法行为还欠缺规范的现状下,显然更应该关注如何积极处置和应对涉诉信访,而不是对此予以消极排斥。在立足现行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应当对涉诉信访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将信访问题纳入到法律程序之中,更多地体现出法律的权威,而不是运用行政化的解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