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期电子商务国际协调与中国对策

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带来许多全球化问题,这些问题不能在一国内得到解决,需要各国的协调一致行动。现有的官方和非官方组织在电子商务的多个领域展开协调,有效防止数字鸿沟的继续扩大,为电子商务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保证了交易数据安全,在消费者保护方面也取得积极效果。中国电子商务起步较晚,应采取积极措施顺应电子商务的全球发展趋势,为后危机时代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关联与问题JP〗*

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的制度基础,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分析其与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之间的关联性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全球金融安全网构建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国际货币体系风险处置和危机应对功能使得全球金融稳定和安全具有了基础保障;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流动性管理的重视和全球流动性管理机制建设有利于保持全球流动性的稳定;国际汇率协调有利于国际收支失衡改善和汇率基本稳定;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还争取通过机制安排来弱化货币中心国的政策外溢效应;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理结构改革是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的基础保障之一。但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面临着诸如国际货币体系安全的内生矛盾、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短板、全球与区域金融安全网络的迭代以及改革泛政治化等问题。基于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安全的内在关联,应在促进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改革、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立流动性管理机制、推进超主权货币建设、深化区域货币合作五个方面,推进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的建设,保障全球金融稳定。     

非正式国际机制与全球福利

本文结合精确性程度、合作深度和授权性程度等国际机制的构成要素,对非正式国际机制的有效性进行了讨论。并分析了在集体谈判修订和大国单方面行为引发的事实修正两种情况下,非正式国际机制的修正对全球福利的影响。如果大国在其他方面的利益需求大于在有效地解决全球公共问题方面的利益需求,大国对非正式国际机制发起的事实修正就会损害全球福利。本文以美印核协议对核供应国集团准则的事实修正为案例说明了这一可能情形。     

金融科技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基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理论的再探索

金融科技发展正推动着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而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理论则为厘清本轮变革提供了合适的分析框架。本文首先梳理分析了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理论,进而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的技术性推动力和变革路径的视角,以中间阶段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为剖析对象,尝试归纳和分析了金融科技发展背景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研究发现,关联产品（joint products）激励作用得到增强;信息器物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新老竞争”和“公私竞争”;制度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中的金融科技国际标准规则正在形成;观念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得到新发展,并引领国际金融实践。面对国际金融创新和全球金融治理的新形势,我国应该积极推动法定数字货币跨国使用,引领新兴经济体国家参与以国际清算银行为核心执行平台的治理体系,同时设立金融科技试验区以对接国际金融科技发展前沿。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国际投资条约的冲突与协调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存在多层级的国际投资条约的适用问题。有的投资条约侧重投资自由化,有的注重对投资的保护,强调投资保护和强调投资自由化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这些条约的缔约国在履行双重条约义务时就难免会发生冲突。就条约具体条款而言,存在实体性规则的冲突和程序性规则的冲突。对于条约冲突的解决可以运用动态的条约解释方法和条约自身的冲突条款予以解决。但条约冲突是一个复杂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所有冲突,我们只能减少条约的冲突而不能消除所有冲突。     

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

法律的统一化与协调化是当今国际社会法律发展的大趋势。非洲法律的多样性影响非洲各国之间、非洲国家与其他大陆国家之间贸易的发展 ,且阻碍非洲经济一体化目标的实现。非洲国家应毫不迟疑地排除不利于经济合作的法律方面的障碍 ,且应在经济合作的主要领域实现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统一与协调。在现实中 ,非洲各国通常采用统一法和示范法进行国际商法的统一与协调。此外 ,还必须重视比较法的作用。相对而言 ,非洲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应首先在区域内进行 ,有些事项可在区域内和全球范围内同时进行。截至目前 ,非洲商法协调组织在非洲国际商法的区域性统一与协调方面成果最显著。可以认为 ,非洲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之路是漫长的 ,主要任务只能由非洲人自己来完成     

全球伦理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世界全球化趋势及其产生的全球化问题的解决, 要求我们建立一种国际 新秩序, 而全球伦理在国际新秩序的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需要 全球伦理, 从政治与伦理关系的历史看, 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考察, 伦理道德能够 成为国际新秩序的构成因素, “全球伦理”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之一。     

全球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的影响：传导机制、应对措施及中俄金融合作的空间

本文以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背景，以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为主线，分析了危机对俄罗斯经济的正面冲击和间接影响，对俄罗斯政府的反危机措施进行了梳理，并尝试从中找出中俄两个转型经济大国、领国在金融领域的潜在合作空间，以期为联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加强和巩固两国的经济合作提供一些新思路。     

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国际战争合法性

国际战争是全球治理中不可回避的议题,深化对其合法性的认识和考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国际战争合法性,是国际社会依据一定标准,对国际战争权力和行为的自愿赞同与认可。理念价值、国际规制、协商赞同是形成国际战争合法性的三大源泉基础。而通过对国际战争合法性基础权力特性表现的分析,可将国际战争合法性程度划分为合法性充足、欠足、缺乏和丧失四个等级。     

刍议后危机时代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

后危机时代,全球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周期中的矛盾凸显,由此带来了各经济体在宏观政策制定与实施上的冲突.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政策的外溢效应,以邻为壑的政策取向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如要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各国就必须进行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博弈理论证明了国际协调的效率和收益高于不协调的状态,因此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可行的.有效的国际协调可通过寻找利益共同点、达成均衡、维持均衡的路径来实现.现阶段各国应慎用量化宽松的政策,避免货币竞相眨值,继续在G20的框架下推动各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重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他律功能,发挥相互评估机制的互律作用,同时各国共同提高自律能力,以实现有效的宏观政策国际协调.     

金融危机下的全球金融监管反思

本次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动荡。其原因有很多,其中金融监管不利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本文从金融监管的概念和模式入手,从金融监管角度来透析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同时对金融监管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全球金融危机下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

当前的"美元体制"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具有可持续性.正是在布雷顿森林体制和"美元体制"下,东亚各经济体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美元体制"的主要受益者和支撑者,也自然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受害者.现阶段的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巴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东亚各经济体尚不具备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能力;同时,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应改变应对危机的实用主义哲学,以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目标进行更加长远的路径设计,在区域整体层面和局部层面两个层次上加快货币金融合作的深化发展.在此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将使中国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但其能否成功一方面取决于中国经济结构能否进行顺利的调整,使中国成为能够替代美国的区域内最终产品市场的提供者,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日两国能否比较顺利地开展汇率政策的协调与合作.东亚地区复杂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背景等因素,决定了该地区难以出现"一家独大"式的货币合作模式.因此,中日两目的协调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未来.     

主权财富基金与海合会金融合作

海合会作为区域一体化组织,一方面推进区域货币和金融一体化,另一方面又是主权财富基金的发源地和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海合会成员国主权财富基金在区域内的投资呈现出促进区域金融合作的潜能,它不仅投资广泛,而且出现了合资主权财富基金。但是,这种促进作用也面临诸多挑战,比如产业结构趋同导致投资品种单一、区域大国的影响,以及政治发展的障碍等。     

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人民币区域化发展的国际金融生态环境

本文以全球金融危机为背景,通过对传统国际金融生态环境的主要矛盾分析,总结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生态环境的新特点,初步探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模式选择,并在充分尊重区域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规律基础上,提出推进中国—东盟人民币区域化发展的战略意义和地缘要求。     

中美摩擦的国际规则之争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美之争是全球治理陷入当前困境的外在表现。全球化发展至今,军事等传统安全问题已经不是全球治理最大的困扰,如何在全球权力结构变化之下调整治理思路、模式以应对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具有跨界特征的问题才是当务之急。现有的全球治理具备了奥兰·扬所提出的国际制度变迁的内部矛盾、权力结构变化、外部压力等要素,已处于明显变革之中。与全球治理并行推进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2030议程"),以新型伙伴关系合作、多元化等核心理念获得了全球最大范围的支持,并由于具有显著的外部性而承载着全球治理的责任。"2030议程"在理念普适性和目标务实性方面的优势,为全球治理以可持续治理为新内涵实现理念的转换和相关实践提供了机会。但不可忽视的是,目前主导力量不足以及公共产品匮乏的现状,将严重制约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落实。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导,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推进相关国家、地区的有效发展和治理。~①中国在主动提供治理公共产品的同时,不断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多方参与分享的创新理念提高相关国家的参与能力,为国际可持续治理培育和储备支持力量,并推动解决治理变革的关键制约因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得到全球认可和支持,全球可持续治理将不断从中获得现实和潜在的改革动力。因此中国可以更多的担当,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角度,通过理论的完善和实践的充实,将"一带一路"倡议定位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国际金融中心:上海与莫斯科的博弈

基于对世界金融体系、区域金融布局、本国经济金融发展和政治影响力等方面的考虑,中俄两国相继提出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通过对两国经济、金融、政策、基础设施和人才等多方面的现状比较可以发现,上海相对于莫斯科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优势更加明显。但作为战略目标相近、地理位置相邻的两个大国,在未来两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对于战略空间、金融资源、金融创新和货币领域的竞争将不可避免。因此,建议在竞争的同时,还要加强政策、资本市场、货币领域的合作,力争实现错位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对广西“十二五”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进而演变成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虽然此后各国政府的救市措施缓解了金融危机的蔓延,但2010年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再度表明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仍相当脆弱,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下仍可能出现＂双底＂复苏。因此,本文以国际金融危机的起源与演化为背景,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对广西＂十二五＂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藉此提出广西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策建议。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制度重叠及其应对之策

近年来,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彼此通过议题联结、成员联系和功能互动形成了密切的国际制度重叠,包括以世卫组织为核心的联合国诸公共卫生制度、以盖茨基金会等为代表的非正式公共卫生制度、以二十国集团为代表的涉卫新型国际制度以及特朗普政府试图打造的美式国际公共卫生制度。制度重叠是国际公共卫生秩序的结构性特征,可能会约束与限制世卫组织治理有效性的发挥。全球公共卫生议题的复杂性、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政治化倾向和世卫组织的治理限度决定了协同治理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为此,国际社会需要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坚持公共卫生多边主义,警惕美国另起炉灶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冲击。同时,世卫组织发挥协同治理功能的制度化需求迫在眉睫。此外,新型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制度是推动多元制度协同治理的重要力量,将发挥愈加凸显的关键作用。作为国际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的负责任国际承诺为国际公共卫生制度重叠提供了重要的协调路径,中国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贸组织、金砖国家集团等多边制度框架内的协调配合和相互支撑,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中美太空合作的现状、挑战与前*

中美太空合作正在出现新动向。1979年以来,中美太空合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1999年,主要合作领域在商业卫星发射;第二个阶段是2000-2011年,主要合作领域在民用航天;第三个阶段是2012年以后,中美太空对话和交流呈现出民用航天主管部门对话与太空安全对话同时进行的特点。虽然由于美国政府换届,共和党人在白宫获得执政地位,可能给过去一段时间内逐渐回暖的中美太空对话与合作再次蒙上阴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中美太空合作已经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中美太空合作多聚焦于具体技术和项目,这使得美国在以往的太空交往和合作中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然而,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稳定而迅速的发展,中美在太空领域不平衡的局面正在逐渐改变。中国在涉及太空的众多关键领域已经构建起自己的体系,这大大增强了中国在中美太空合作中的主动性。对于未来的中美太空合作,中国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项目合作或技术合作的视角,可能在更具战略意义的层面上推动美国更具建设性地参与全球太空治理,共同为维护太空和平与安全承担起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     

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及其对国际金融秩序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起源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金融创新形成的多重利益链条使次贷危机深化,金融全球化则是次贷危机国际传导的背景条件.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动摇了美国的金融霸权,国际金融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全球金融版图面临重绘的可能.对于中国而言,次贷危机为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