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新安全战略看中美关系走势

由于中美双方的实力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双边关系是不对称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是影响双边关系的最主要因素。所以,判断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势,主要是看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的变化趋向。而美国的对华战略又直接受其全球战略或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及中长期动向是决定中美关系走势的最重要因素。     

布什连任后美国对华政策走势简析

布什连任美国总统,表明布什将继续推行其上一任期确立的全球战略和外交安全政策,但又会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适当调整。布什在新的任期内将继续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把中国定位为非敌非友国家,同时仍将中国视作“潜在的挑战对手”。因此,该任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基本走向,应当是与上一任期既有延续又有调整,总体上延续,局部调整,战略上延续,策略上调整;“接触加防范”,“合作加遏制”以试图把中国纳入美国所期望的国际体系的对华政策不会发生根本转变。尽管中美关系中还存在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不利因素,但美国两党在对华关系上已初步达成共识,中美关系已呈相对稳定与成熟趋势,新世纪之初的中美关系在回归稳定轨道的基础上将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向前发展。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中国何去何从?

<正>2017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8月4日,美国向联合国正式提交了退出意向书。美国的行为不仅对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努力造成了巨大打击,而且对全球气候治理及其背景下的美欧关系及中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社会在齐声谴责美国罔顾国际道义和大国担当的同时,也把领导全球气候治理的希望寄托于中国身上。这种突然变化给中国带来了严峻挑战,需要中国理性应对。     

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演变与国共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共两党关系由于受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关系的影响与制约,不断调整变化。其中,尤其是美国作为战时中国的主要盟国,其对华政策的演变对中国国共两党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一 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是美国的“中立”到援华制日政策的过渡时期。 抗战爆发后的最初阶段,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微妙多变。其时,美国的远东政策处在一个转变时期,它一面对日姑息、妥协,参与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鼓动日本进攻苏联;一面又不愿把整个中国拱手让给日本。随着日美矛盾上升,美国逐渐由“中立”向援华抗战转变,援华制日因素逐渐成为美国政策的主导方面。1938年12月,美国首次给中国2500万美元的信用贷款;以后又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姿态,如提供经济援助、宣布中国适用于《租借法》、可以提供武器、派遣军官来华进行军事合作等。这些情况说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为了保护其在华利益,有了支持中国抗战的要求和具体行动。     

拜登胜选后的中美关系走向

无论美国选举结果如何,至少有3个不可能改变:中国越来越强大的发展趋势、美国两党都认为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的认识、美国社会短期内对华态度。拜登胜选后,中美关系的基本结构仍以竞争为主,但政策的可预期性、连贯性和双边关系稳定性将会增加。中美双边对话可能部分恢复,但不可能扭转中美关系竞争大于合作的态势。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立足自身发展,破解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以自身实力赢得更好的发展前景。     

从《邓小平年谱》看邓小平对美外交思想

《邓小平年谱》记录了大量邓小平关于中美关系以及中美发展问题的资料,展现了邓小平对美外交思想的深刻内涵。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对美外交思想,同时又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我国外交工作的需要,丰富和发展了对美外交思想。邓小平从战略高度考量,致力于发展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在改革开放的同时,学习和借鉴美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积极推动中美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共赢;同时他坚持立场与原则,正确处理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主权,在中美外交困难时期顶住压力,打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策略,在坚决维护了国家利益的同时,积极推动了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一九七○年代末期美国政府对华科技合作政策的形成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背景下,1970年代末美国政府期望通过扩大对华技术转让的方式来促进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在普雷斯访华之后,美国认识到了科技交流合作有助于美国对中国施加长期影响和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因此,美国确定了与中国进行全面的科技合作的政策。1979年1月31日,卡特与邓小平签署科技合作协定,中美科技关系进入制度化的全面合作阶段。     

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中美两国对苏联战略意图的判断、不尽相同的对苏政策取向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两国之间的政策互动,始终是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一、苏联重兵压境(1969～1972年).这促使中国对美政策作出战略性调整,对苏防卫作战成为中国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二、寻求与美合作的战略支点(1973～1976年).中国提出了"一条线"联合抗苏战略构想.但美国继续搞对苏缓和,阻碍了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三、把握战略契机(1977～1979年).苏联强劲的全球扩张势头,使美国的对苏缓和政策严重受挫,从而强化了中美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提供了契机,从而加快建交谈判步伐,最终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战略机遇期和我国的国际战略

本世纪头20年是必须紧紧抓住的战略机遇期。这一战略机遇期是由当前国际大环境、美国全球战略和中美关系、我国周边环境、台湾问题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决定的。为了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加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必须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我国国际战略的制定,主要应当依据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国家综合实力、理论指导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等因素。我国国际战略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包括核心利益和外延利益。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还有赖于运用广结善交、相互融合、睦邻友好、多元制衡和有效威慑等谋略。     

百年变局下的国际格局演化与中美战略竞争新态势

国际格局中美“两极论”者的局限,在于其研究方法是将国际格局作为“因变量”,认为国际格局变化往往是重大国际事件所触发的结果,而非用来解释国家间关系的“自变量”。然而,国际格局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远远大于中美关系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其系统性变革远非中美两极所能概括。纵然在疫情期间,中美战略竞争在美国对抗性、冒险性的对华政策持续影响之下不断深化,但疫情同样凸显大国权力竞争固有逻辑的局限性,更趋均衡的多极力量和不断崛起的非极力量,更趋复杂的国际互动博弈,在赋予中美战略竞争韧性的同时,也为中美关系企稳合作预留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