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述评——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说起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解释权体制下,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不符合法律的要求,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依据不明确,并且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引发立法解释与立法的矛盾。从理论上说,立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的根据不能成立。立法机关是法律的作者,它行使法律解释权不符合解释学原理。立法机关不是法律实施机关,它不需要行使法律解释权。立法机关具有立法权,它行使法律解释权没有意义。由此,立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应当废除。     

刑法立法解释权行使条件的反思与明确

14年来8次刑法立法解释权行使的“乱象丛生”.未来需要以法律解释之间的关系为线索,对刑法立法解释行使条件进行合理规范,借助《立法法》修改等立法时机,逐步构建体系化的刑法立法解释权合理行使的机制,从实践中理顺了立法解释权与司法解释权的关系,也就为立法解释权的正当合理性增添了最大的说服力.     

中国刑法司法解释体制演进过程之检视与反思

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体制的混乱现状,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刑事法治建设健康发展所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国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体制的演进过程的考察,发现中国刑法司法解释权的配置格局一直存在立法格局和实际格局两张皮。立法格局“束之高阁”,实际格局“群雄逐鹿”,这是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体制自始至终的痼疾。     

从香港"无证儿童案"看基本法的解释权

1999年1月29日,香港终审法院对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在港的居留权案(又称“无证儿童案”)作出判决。引起很大的争议,争执的焦点是基本法的解释权问题。本文通过对基本法的解释权问题的阐述,指出其存在的一些立法不足。     

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的冲突与协调

中国内地与香港分别实行不同的法律解释体制,两地的法制差异在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基本法的起草者们照顾到了两地法律解释体制的区别,精心设计了独树一帜的“双重”解释体制。然而在实践中,围绕基本法的解释仍然发生了激烈的争议,远远没有达到基本法所希望的两全其美的效果。笔者建议,应该考虑采取在中央和特区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创立良好的宪法惯例、人大不主动释法等措施改进基本法的解释权行使。     

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之弊端

我国目前的刑法适用体制呈现出“立法解释十分薄弱,司法解释异常繁荣,自由裁量受到限制”的不和谐局面。刑法司法解释权无限扩张,司法机关借“解释”之名行“立法”之实,损害了刑法典的权威性和统一性,破坏了国家机关权力分配机制,妨碍了对人权的刑法保障,对司法解释的过分依赖限制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论当代中国法律解释权的合法性与制约性

在我国,法律解释问题在理论上早已为众多的专家、学者所研究,在立法上也有一定的体现。然而对法律解释权的合法性与制约性问题在立法上还体现得不够明确,理论上也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试从学理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法律解释权的合法性与制约性的问题,揭示法律解释权的合法性与制约性对完善现有体制下中国法律解释制度、法律监督制度和法治理论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一 法律解释及法律解释权的涵义 在我国,学术界对“法律解释”的涵义有多种表述。有的从法律解释的主体不同予以界定,主张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如：“法律解释是指有权的国家…     

罗马法中法律解释权的配置探析

与罗马法受到高度关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马法中法律解释权的配置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根据罗马法的分期来归纳,其法律解释权的配置状况可以概括为：王政时期与共和国前期僧侣团掌握法律解释权,共和国后期法学家实际上拥有法律解释权,帝政前期法学家公开掌握法律解释权,帝政后期法律解释权由法学家转至皇帝。罗马的司法者一度拥有法律解释权。纵观罗马法中法律解释权配置的演变可以看出,罗马法的发展与法学家掌握解释权具有相生相长的关系。     

如何解释法律——关于我国法律解释权行使的思考

我国当前法律解释权的行使凸显的问题是：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主体泛滥，导致法律解释混乱；法律解释权行使的非实用性，导致法律解释在内容上逐级延续；法律解释权行使的非规范性，导致法律解释在形式上凌乱不堪等。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与行使制度存在不足，主要是：法律解释权附属于其他权力，由国家机关任意行使；各国家机关共同行使法律解释权，使法律解释的混乱日益凸显；法律解释权多以隐含方式行使，法律解释权与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混为一体。改进我国法律解释权行使的基本思路在于：制定《法律解释法》明确法律解释权的地位，厘清与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的界限；限制法律解释权的主体数量，规范法律解释权的行使方式；协调不同主体的法律解释权，构建完整统一的法律解释体制。     

回归与发展:立法法对法律解释体制重构的意义

新中国历部宪法都对法律解释体制作了原则性规定和安排,1955年《关于法律解释问题的决议》对法律解释体制作了初步展开,但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却使其发生较大变化。2000年《立法法》以专节规定法律解释问题,变相否定了现行法律解释体制,还原宪法对法律解释体制的安排并进行了充实和发展,其基本内容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法律解释的最终决定权,监督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活动;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个案解释权和统一司法解释权,监督地方各级法院和专门法院的解释活动,地方各级法院和专门法院行使个案解释权;其他有关机关则享有提出解释要求等权力,以作为对法院行使解释权的制约。立法法体制应当成为法律解释体制重构的基本方向。     

试论我国宪法解释权

宪法解释权研究在我国还处于一个起始阶段,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宪法解释权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立法上存在缺陷以及解释权主体归属不明,因此,应当对比国内外法学界的理论,完善宪法解释权的主体和建立冲突机制,才能够对我国宪法解释权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浅议监管型国家中的行政法规范解释

“监管”是现代国家为了应对市场失灵而发展出的政府治理模式.在监管国家的背景下,行政法解释权的分配以及解释的“背景规范”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美国背景规范转变理论的社会、政治环境与中国迥异,不宣直接适用,但是其精神却值得借鉴:利用政府反映民主,增进个人自治、福利与平等,并且下放权力,保障市场的灵活性、适应性与生产潜能,最大...     

对刑法解释权的理论探讨

从刑法解释权主体的多样化以及因此而带来的矛盾出发,考察我国刑法解释权的现状并据此提出合理规范我国刑法解释权的一些基本原则。     

试论我国宪法解释权

宪法解释权研究在我国还处于一个起始阶段,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宪法解释权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立法上存在缺陷以及解释权主体归属不明,因此,应当对比国内外法学界的理论,完善宪法解释权的主体和建立冲突机制,才能够对我国宪法解释权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WT0争端解决机制与国家经济主权的新变化

现今国际关系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基本内涵并没有改变,但WTO争端解决机制却对各国主权权利的行使方式与范围产生了较大影响,如WTO的强化“规则导向”、通过司法解释权途径延伸其管辖权、运用“审查标准”等做法,都对各国主权行使方式产生影响。     

香港《基本法》解释体制的内在张力及其缓解——从人大针对《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说起

2016年11月,因香港立法会个别候任议员就职宣誓中带有“港独”言论,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针对《基本法》第104条进行了解释。这引发香港民众的热议和争论,其焦点是《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中香港终审法院提请释法及其与人大主动释法的关系问题。《基本法》设计的解释体制因两地的司法传统差异,导致集中释法与分散释法之间的不对接、最终解释权与司法终审权之间的屏蔽,从而形成了主动释法与提请释法之间的不协调问题。对此,应该依据法律纠纷涉人涉事的区域范围、关联关系和重要程度,通过人大立法(解释)划定两地的释法范围;同时制定特区《基本法》解释的技术规范,指导特区法官的个案释法。     

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刍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在基本法解释上的关系

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对于保证基本法的正确平稳实施具有重要作用,而关于基本法解释权的问题在最近的三次案例中都引起了颇多争议。本文先对有关的法律条文进行演绎分析,从而论证基本法的解释权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法院可以解释基本法是缘于授权,对于自治范围外的条款需要提请常委会解释。再通过对比内地的法律解释体系和欧盟的先行裁决制度,并借助“法克坦姆案”来说明这样的制度设计无损于香港的司法独立。     

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事司法解释权

有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司法解释权在废问题争论由来已久，随着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该问题再度突现。本文通过对刑事司法解释权运作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加以分析，揭示了检察权、刑事司法解释权属性，认为刑事司法解释权系检法两家共同共有，并提出了解决检法冲突的出路。     

浅谈商业经营中的几个问题

商业可以说是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之一。大大小小的商家为了能够在居民购买力这块“蛋糕”中分割得多一点,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竞争的策略不仅影响商家的效益,而且决定商家的存亡。是可谓“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本文试就商家竞争经营中的一些问题,作些浅显的探讨。 问题1.追求侈华,盲目攀比购物环境。自90年代初以来,商场兴起了一股“装饰风”,许多商场纷纷改     

钱多人傻“血燕”来

如果不是无良商家造假露馅。许多人迄今还不知道何为“血燕”。有资料对“血燕”如此描述：金丝燕为产卵孵育小金丝燕以唾液分泌物所筑的窝巢。因此，血燕并非因燕子呕出之血所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