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信息公开中公众参与的缺失及对策研究

努力提升行政信息公开中公众参与的程度,是我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需要,也是真正实现行政信息公开、建立透明政府的重要保证。然而,目前我国的行政信息公开在内容、方式以及监督等方面公众参与都呈现缺失状况。明确行政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和权利主体,拓宽公众参与行政信息公开的渠道,以及提高公众参与行政信息公开的能力成为完善我国行政信息公开中公众参与机制的有效途径。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行政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与公众行政参与制民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前政府信息公开与参与式行政存在着相互制约的现实困境,我们应立足两者之间平衡与互动的辩证关系,从转变观念、完善制度、构建新模式等方面破解困境并开创美好的前景。     

论我国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信息公开机制建设

贯穿决策的全过程、有质量的保证以及实行专业化管理是构建有效行政决策信息公开机制的必然要求和客观标准。然而,目前我国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信息公开建设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信息公开重结果,轻过程;回避实质信息的公开;缺乏与大众的双向沟通,等等,造成在实践中难以保证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为此,需要通过将信息公开贯穿于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强化重大行政决策信息公开的质量标准;建立重大行政决策信息公开的双向交互机制;建立重大行政决策信息公开的信息管理机制;加强重大行政决策信息公开的平台建设;健全重大行政决策信息公开的问责机制等措施,进一步完善我国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信息公开机制。     

政府预算信息公开的国际经验北大核心CSSCI

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虽然学术界对预算公开的定义和标准还存在争议,但这并没有阻止各国预算公开实践的步伐。中国近年开始逐步推进政府预算信息公开,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尚存在一些不足。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立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的要求,这为继续推进我国财政预算公开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本文选取了六个代表性的国家,对它们启动预算公开的背景、实践、及遇到的挑战进行了梳理,以期为进一步完善中国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致力打造政府信息公开的的法治升级版北大核心CSSCI

《意见》文件的出台,立足于打造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治升级版,必将掀起公共信息领域一场新革命,顺势开启政府法治建设的新篇章,有力补强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板块,影响深远,善莫大焉。     

公众参与和政府公共决策策略

日益活跃的公众参与是决策民主化的表现,同时也是对决策者如何在公众参与的环境下有效决策的挑战,决策阶段对公众参与的排斥往往会引发随后抵制性的公众参与并最终导致决策流产。与长期以来决策者习惯于在封闭环境中做出决策相比,公众参与和民主化决策要求发展出一套管理公众参与的策略,帮助决策者提高其决策能力。     

信息公开与服务型政府构建

一、信息公开在服务型政府构建中的作用(一)促进公民参与政府管理和科学决策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为公众参与政府管理提供了     

审计信息公开行政争议浅析

自从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各级审计机关在审计信息公开工作逐步推进过程中,遇到了因依申请公开量递增所引发的行政争议量同步递增方面的挑战。为了更大程度地发挥审计信息公开对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推动作用,我们未来有必要从提升审计信息公开相关主体间的信息流通水平出发,建立系统的针对审计信息公开的行政争议应对机制。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的实践与推进策略——以苏州市为个案研究

以苏州市为个案,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实践作了调查研究。分析了地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内容质量不高、方式难以理解、依申请公开多"例外"、微博公众参与微弱和互动平台被动等;提出了推进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的策略:树立"面向使用"的信息公开理念、细化环境信息公开法规、提升环境信息公开质量、拓展环境信息公开渠道、完善公众参与互动机制。     

论政府价格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的价值基础

现代政治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一种合作与协商的政治,政府价格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是衡量现代公共决策民主化程度和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公众参与政府价格决策过程的价值基础在于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公正化和效益化。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与上述价值目标存在很大差距,实际操作中公众参与对政府价格决策的影响力太低。为了实现公众参与的价值目标,有必要拓宽公众参与的渠道,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和改革公众参与政府价格决策的操作规程。     

信息流通视野下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施:以上海市A区为例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对上海市A区信息公开三年数据的实证分析,得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五年来以及《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实施十年来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瓶颈制约。破解之策就是改变传统思路,从信息流通这一全新角度系统改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这就要求将被动公开视为一种信息流,放在一国信息环境当中进行审视,并从主动公开、内部公开和外部公开对被动公开影响以及从被动公开本身角度提升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实施成效。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公共决策公众参与研究

民主决策的社会过程和政府过程一起,构成了现代政府决策的完整过程。在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旋律下,环境问题已经进入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并成为社会的中心议题。与此同时,公共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程度也亟待提高,这对公共决策公民参与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主要从法律制度、公民知情权、公众环保意识、政府的执政能力对制约公共决策公民参与的因素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提高公众参与能力是《意见》的最大亮点北大核心CSSCI

《意见》对公众参与提供了制度保障。让公众参与政策过程,必须有两个前提：其一,必须为公众参与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即把公众参与作为政策制定的必要条件;其二,公众必须有能力参与政策过程。两者缺一不可。《意见》的出台,恰恰从公众参与的角度缓解甚至消除了目前政策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从《意见》可以看出,把政策看作一个过程来看,把政策过程细化为决策、管理、服务、结果、重要领域信息公开。在几个关键的节点上,《意见》都规定了公众的参与。     

法治视野下构建公众参与型政府决策模式研究

公众参与型政府决策模式体现为决策主体的多元化、决策过程的互动性、决策实施的自觉性及决策反馈的有效性等特点。当前还存在着政府信息公开不够、公众理性参与不足、公众参与渠道不畅及效果有限等问题。结合现有公众参与的制度,以政务公开机制、民意表达机制和舆论传动机制为基础,构建公众参与型政府决策模式应加强开放性政府建设、提升公众参与能力、疏通公众参与途径及完善参与反馈机制,并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     

日本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指在保守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公民、法人及其他团体获取行政机关文件等信息的法律规范。日本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主要是日本国会于1999年5月7日通过、5月14日颁布的《关于行政机关拥有的信息公开的法律》（以下简称《行政信息公开法》）。该法分为总则、行政文件的公开、行政复议等4章44条,对行政信息公开的主体、范围、申请、争议处理等做了具体规定。     

民主抑或利益:行政决策中的参与

行政决策参与不仅仅是一种民主理论,更是行政决策的本质要求。我国行政决策长期以来都是由政府主导、过程封闭的决策模式,从封闭决策到开放决策是社会现实的利益要求,行政决策的参与实质上是利益参与,既包括基于公共利益的决策参与,也包括基于私人利益的决策参与,还包括基于无涉利益的决策参与。行政决策参与不仅意味着精英决策时代的终结,而且还是决策理性和正当性的实现。行政决策参与依赖于法治基础,通过公开、开放的程序获取相关利益诉求,并听取相关专家的专业意见,以协商互动的方式形成决策。     

美国国会与政府信息公开

马克斯·韦伯把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划分为魅力型(又称"克理斯玛"型)、传统型和法理型等3类,由此形成3种不同的统治类型:魅力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其中,魅力型统治和传统型统治的权威来     

专家参与行政决策的功能及其实现

"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是我国的行政决策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行政决策的特质要求参与论证的"专家"必须是相关决策领域公认的品德高尚的专业权威。专家参与行政决策具有决策正当化、风险防御、利益平衡以及民主控权等功能,基于刚性的决策规程以及决策风险责任机制、专家缺乏独立性和专家约束机制的缺失,专家参与功能难以有效发挥,致使实践中专家参与被形式化、荣誉化以及专家为利益集团所俘获。专家参与行政决策的功能的实现必须建立重大决策强制论证制度和错误决策行政问责制、健全专家遴选制度和专家责任追究制度。     

加大行政信息公开与监督力度

<正>政府信息公开是落实公民知情权的重要体现,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高政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是增进公民对政府信任、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客观需要,是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建立反腐倡廉长效机制的迫切要求。     

行政决策制度建设:县级政府行政决策优化的保障

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实现,必须要有完善的制度作保障。加强县级政府行政决策的制度建设既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提升县级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我国县级政府行政决策的制度建设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只有通过提高行政决策信息处理能力,健全行政信息管理制度;确保决策的透明与公正,扩大公众对行政决策的参与;健全决策咨询机构建设,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进程;理顺权责关系,完善行政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等措施,才能强化我国县级政府行政决策的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