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主义”的社会基础与2012年总统选举之后的俄罗斯政治生态发展趋势

"普京主义"是由普京及其侧近政治精英倡导并开创的俄罗斯所特有的"克里斯玛"型政权组织形态的变种,其特征包括但又不限于高度集权的总统制及领袖崇拜、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主权民主意识形态的交织与融合,而且仍在持续的演化。2012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的结果标志着俄罗斯梅普组合"双头政治"格局的结束以及始于2000年并可能持续至2024年的"长普京时代"新阶段的开始。以强国、威权为主要特征的"普京主义"或将继续左右俄罗斯的政治生态。"普京主义"不同于经典意义上的"全能主义"和"威权主义",而是俄罗斯转型时期的产物。普京通过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制度安排,克服了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转型的"制度陷阱",摆脱了国家治理危机,满足了俄罗斯民众对于秩序、稳定和发展的期许,从而在俄罗斯形成了特殊的"普京多数"现象,构成了"普京主义"的社会基础。然而,俄罗斯经济的稳定发展催生了新中产阶级的兴起,选民结构的代际变化,以及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勃兴,逐渐消解了"普京主义"的正当性。随着一个与"普京多数"针锋相对的"去普京多数"群体的崛起,普京政权正面临着日趋严峻的挑战,可能出现五种不同的发展前景。     

普京道路与俄罗斯政治的未来

普京第三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后,俄罗斯政治未来的发展前景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遭遇了严重的政治衰退,陷入了危险的民主化陷阱。普京就任总统之后,以务实的精神确立了团结、稳定和"主权民主"等具有特色的发展理念,探索俄罗斯式的国家发展道路。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虽然确立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但从外部而言,普京将面对西方国家在民主模式、发展道路等问题上施加的巨大压力。在俄罗斯国内,自由派的挑战和官僚体系都会对俄罗斯未来的发展形成制约。发展目标与实施手段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未来俄罗斯很可能在维护稳定与竞争性改革的选择过程中不断摇摆,发展道路曲折而漫长。     

"第二次转型"的理论向度与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多样性——以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制度转型为例

对于俄罗斯而言,叶利钦时代与普京时代的转型既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但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体现出一定的断裂性.自上个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开始,俄罗斯改革的目标,至少在口头宣示上,与其说是从极权体制向民主制度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如说是要从叶利钦时代转型形成的制度陷阱--非效率制度均衡中脱离开来,试图通过增加国家能力的途径建立新的效率制度均衡.运用"第二次转型"的理论范畴有助于全面认识发生在俄罗斯的由传统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转化以及与此相伴的社会转型进程,能够对叶利钦时代俄罗斯之所以败、普京时代俄罗斯之所以兴提供一种新的解释,同时,这也表明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具有丰富的多样性.     

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政治领袖

政治领袖是苏联和俄罗斯政治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俄罗斯政治文化一直偏爱强势而有个性的政治领袖,从1917年以来的苏联领袖大多都秉持了这一特点。改革派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由于自己的优柔寡断而丧失了对于改革乃至国家的控制,而与其个人风格和成长经历迥异的叶利钦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斗争,最终成为了新生的俄罗斯联邦的领袖。他推动俄罗斯进行了激进的市场化改革,希望使俄罗斯走上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文明之路",但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政策方面的失误,这一尝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虽然他是俄罗斯第一任民选总统,但叶利钦自相矛盾的执政风格、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和诸多生活上的不良习惯都令人诟病,他虽然赢得了竞选连任,但由于身体原因和杜马掣肘,很难有所作为。在经历了复杂的甄选之后,他选择了普京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并且帮助普京顺利当选。有克格勃背景的普京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和无比坚韧的性格的领导人。在接任总理之后,很快凭借自己的超群才能,解决了车臣问题,并且有效提高了社会福利,从而迅速提高了自己的威望,以绝对优势当选总统。执政之后,普京很快推动了俄罗斯政治制度新的"转型",他通过除了暴力之外的一切手段强化国家权力,打击"寡头",取消地方选举,限制独立媒体,通过"西罗维基"掌控权力,最终使整个政权集中于自己的手中,形成了被称为"可控民主"或"主权民主"的普京体制。在八年任期结束后,普京拒绝了第三个总统任期,而选择了一项略显复杂的政治安排。将总统职务交给自己的亲信梅德韦杰夫,本人则以总理和统一俄罗斯党主席的身份继续参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双头制"政权,直到2012年重返克里姆林宫。随着时代的变迁,俄罗斯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普京的重新执政对于俄罗斯未来的改革可能将会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因为他拥有足够的权力推动改革的进行。虽然面对诸多不确定的挑战,但仍然有成功的机会。     

佐科政权与印尼政党政治的发展——以处理美国自由港公司问题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进一步加强,而政党政治则堪称两者之间的"枢轴"。双层博弈理论认为,政党之间以及政党与国际环境的互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而对外政策也会影响一国政党间的互动与博弈。印尼和美国之间的自由港公司问题是印尼多年来面临的一个棘手而重大的对外政策议题,佐科及其政党联盟则借重自由港公司问题,利用政党政治的运作和影响,将"朝小野大"扭转成"朝大野小",最终顺利实现连任。在第二个任期内,如何维护政府权力以落实重大改革措施,又不至于让权力过于集中,威胁印尼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是佐科及其执政联盟必须高度重视并谨慎处理的难题。     

一部全面评述当代俄罗斯政党的力作

政党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党组织对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确立和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政党体制成为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经历了持续动荡的"叶利钦时期"和日趋稳定的"普京时期"两个阶段。俄罗斯的政党组织也经历了分化、重组、变迁和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在普京时期,当代俄罗斯政党体制、政党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普京新政论析

自普京被叶利钦任命为总理起,至今已有半年。而自普京被叶利钦戏剧性地在1999年除夕推举为代总统和未来的总统候选人以来,也有两个多月。虽然普京执政以来的政策走势还没有呈现出清晰的轮廊,总统大选的非常时期也使普京对自己政治理念与政治运作方式的表露不得不留有余地。然而,广大民意对国家复兴的渴望、急迫形势对断然决策的期待、包括普京本人在选战中也必须阐述政见、树立形象,以为治国之路作好铺垫,以上种种又都为勾画普     

论俄罗斯的宪法改革

宪法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俄罗斯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俄罗斯的宪法改革及由此引发的政治运行机制的调整变化,是在俄罗斯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内生演化的结果。从宪法改革的时代背景看,此次宪法改革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当代俄罗斯领导人对于宪法改革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认识明确,宪法改革的基本原则一以贯之。普京政权提前布局,稳步推进,最终确保宪法改革平稳落地,俄罗斯社会总体保持稳定。从宪法改革的基本内容看,涉及俄罗斯国家政权的组织体系、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安全体系的调整。此次宪法改革是对普京20年执政经验的总结,是将普京行之有效的治国举措以法律语言的形式,进行理论化、制度化和法律化的结果,标志着俄罗斯宪法从叶利钦时代过渡到普京时代。新冠肺炎疫情是宪法改革的刺激性影响因素,政治聚集效应明显。宪法改革引发俄罗斯内政外交的联动性明显,并将对俄罗斯的稳定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泰国政党政治重返“泰式民主”的路径、动因与前景

泰国政党政治发展以2006年政变为分水岭,经历了"过山车"式的调整,从"西式民主"折返到"泰式民主"。2014年政变后的党禁,更是严重阻碍了政党政治的有序发展。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在泰国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保守阵营面临政治资源转化瓶颈,难以在以政党博弈为主的政治架构下获得与其政治资源相称的"权力—利益"地位,从而产生政治权力结构的持续张力,引发保守与变革冲突。短期来看,保守阵营依托2017年宪法复辟以非政党博弈为主的政治架构,试图在"还政于民"后延续权力主导地位;但中长期来看,随着保守阵营衰落,泰国政党政治将在新兴力量推动下再次转向"西式民主"的政治架构。     

普京第二任期内俄罗斯外交战略评析

普京第二任期的俄罗斯外交战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突出了"主权民主"原则、外交战略中的能源因素得到了加强、地缘政治影响明显回归.在4年里,由于在价值观念、国内政治、地缘政治和能源等问题上存在结构性矛盾,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明显滑坡.为树立俄罗斯大国形象,发挥俄罗斯大国作用,俄罗斯开始重建其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联系.中俄关系在普京总统第二任期内取得了重大成就,其未来的发展同时存在着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两国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来积极应对以推动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可持续性地深入发展.     

粤泰经贸关系:前景与挑战

文章从广东与泰国经贸关系的基础出发,重点分析粤泰经贸的现状和前景,并介绍了在泰国政治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双重条件下粤泰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Imperialism and Democracy: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wo models of non-state education provision in Myanmar (Burma), in order to draw conclusions regarding templates for ethnic education regimes in this fast-changing country. Ethnic Armed Groups in Myanmar have developed education systems in the context of long-running armed conflicts. This paper examines two such regimes. Karen communities struggle with few resources to educate their children. Despite great difficulties, the Karen National Union has developed a curriculum based upon one Karen dialect, which is employed in about 1,000 schools. Graduates of this education regime are mostly unable to speak fluent Burmese, or to integrate with the Myanmar tertiary education system; they are orientated towards a Karen national identity, rather than Myanmar citizenship. However, with the beginnings of a substantial peace process, Karen educators will need to re-think their implicitly separatist agenda.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is offered by the Mon ethnic minority. The New Mon State Party has had a fragile ceasefire since 1995. Some 270 Mon National Schools provide Mon language instruction at elementary levels, shifting to Burmese at middle school. As the Mon Schools follow the government curriculum, with extra classes in Mon language and history-culture, graduates are able to matriculate and enter the nationwide tertiary education system. We argue that the Mon experience can be a useful model for education reform in a transitional Myanmar, as political and civil society leaders negotiate a more decentralised state.     

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与趋势

经过 2 0多年的发展 ,海峡两岸的经贸往来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由于台湾当局的限制 ,两岸经贸关系存在着明显的间接性、单向性和不平衡性。加入 WTO后 ,两岸在开放市场、减少限制上都做出了相应的努力 ,使两岸经贸关系呈现出范围扩大、程度加深和规模增加的趋势 ,同时也出现了诸如贸易争端浮现、人才争夺加剧等问题 ,并面临经济区域化加速的挑战。为了趋利避害 ,促使两岸经贸健康持续地发展 ,两岸有必要建立经济合作机制 ,实现由“功能性合作”向“机制性合作”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