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利益之界定

一直以来,公共利益都是一个弹性很大、难以把握的法律用语.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涉及公共利益的相关问题都受到了公众的极大关注.本文从界定公共利益的必要性出发,探讨其内涵特征,界定主体及界定程序等相关内容,以求能获得对公共利益的一些认同.     

论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与优化金融生态

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既是金融生态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优化金融生态的内在要求。我国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目前存在诸多不足,完善退出机制、优化金融生态是金融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要任务。本文剖析了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的三大障碍,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债权人利益;明确成本承担主体由政府为主逐步过渡到市场为主;完善金融机构退出法律体系。     

后危机时代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与保护

后危机时代,金融商品与服务的综合化使得证券投资者、存款人或保险人的身份具有了共同的性质,将存款人、保险人与证券投资者依据金融领域简单划分并以不同的立法对其保护的传统法律实践方式,日渐式微,统一的金融消费者概念日渐成为了世界各国的共识。然而,在我国,金融消费者概念在法律上至今尚未明确其定义,致使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常常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因此,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结合中国本土情况,提出明确金融消费者立法界定,以适应后危机时代我国金融实践的迫切要求。     

论合法收入的界定

合法收入是以收入主体的合法行为所取得的经济收入。以合法地投入广义的劳动要素或广义的资本要素的行为,是合法的劳动行为和投资行为,其所取得的收入也分别地为合法的劳动收入或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对于这两种收入及其取得行为的划分,只是理论上的抽象,在实践中是难以严格区分的。因此判别经济收入的性质的标准应当是其合法性。界定收入取得行为的合法性,应当从主体资格、行为过程及行为结果等三要件予以界定。     

发展民间金融机构的必然性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中小企业渐成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经济主体 ,民营企业融资问题和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问题受到普遍的关注。民间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适应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发展民间金融机构成为发展我国经济的必然选择     

政策性金融机构如何成为一剂良药

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是社会再生产的“共同生产条件”。而这些“共同生产条件”往往具有投资时间长、投资金额高、投资回报率慢、投资风险大等特点,是商业性金融机构缺位的领域。因此,需要引入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国家信用为担保,获得低息、安全的长期投资资金以及税收优惠等利好性政策支持,一方面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民生福利,另一方面可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潜力。     

一般性伪装笔迹的检验

在各类犯罪活动中,经常遇到一般性伪装笔迹.因其带有随意性,习惯性特征反映不明显.难于把握,给文检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因此有必要对一股性伪装笔迹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论单位犯罪的界定标准

单位是与自然人并列的一类社会主体,是人格化的社会系统。单位成员在单位犯罪中具有二重性特征,而单位具有独立的社会系统的实质特征和法律确认的合法性的形式特征。单位成员行为成为单位犯罪行为须同时具备以单位名义和因单位利益两个条件。     

论行政公产的法律界定

公产是行政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它作为行政法实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用以确保公共行政服务的完成。由于缺乏准确的识别依据和界定标准,公产制度一直以来都是我国行政法治体系中的软肋,只有厘清行政公产的构成要素,划分公产与其他财产形态的界线,方能对公产进行科学的法律界定,进而在行政公产的法律治理中做到有的放矢。     

论治安警情公开范围的界定

治安警情公开是公安机关警务公开的基本要求,在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公民警务知情权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治安警情公开的范围一直以来缺乏明确的界定,在实践中对于哪些治安警情该公开,哪些不应公开往往把握不够准确,容易出现公开内容不当、公民个人信息外泄等问题,使公众无法及时获取警情信息,进而激化警民矛盾。因此,进一步明确治安警情公开的范围势在必行,需要通过厘清公开范围、制定公开的法律规范,完善治安警情公开工作。     

论官员非自主行为的责任界定

官员非自主行为是等级性权力结构中的普遍现象,但非自主行为的责任界定在理论上却几乎是空白。本文认为,官员对其非自主行为虽毋需承担法律责任,但不能免于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而人民的批评抨击和政治信任度的降低、道德良心的谴责以及引咎辞职是一个官员为自己的非自主行为承担责任的三种方式。     

论短期自由刑概念的界定

短期自由刑的发展经历了萌芽、繁荣、争议与改革各阶段,在不同的适用语境下,可分别指法定刑、宣告刑、执行刑。我国的短期自由刑之内涵应界定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及拘役。因为这与我国法律传统、现行法典、司法现实、刑罚执行措施相契合。     

论“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与完善

现行刑法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仍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不能清晰地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执法中引发诸多争议。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高检、高法颁布了很多立法、司法解释，仍不能解决立法上存在的问题。究其原因，现行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立法标准上的不统一，导致了执法中产生分歧。笔者建议，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应以“职责论”重新界定。     

论商业贿赂犯罪的界定与防治对策

商业贿赂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我国目前表现得越来越严重。商业贿赂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种,严重破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损害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败坏社会风气,也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并妨碍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正是基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在2006年年初作出重大决策,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斗争。鉴于目前社会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商业贿赂存在模糊认识,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于通过对商业贿赂犯罪涵义及相关疑难问题的研究,为刑事立法提供理论依据,为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提供法律支持。指出了商业贿赂的危害和我国目前治理商业贿赂存在的问题,对我国如何构建商业贿赂的防治对策体系提出了几点建议。     

居住权:角色定位、功能界定与纾解路径

作为用益物权的居住权,具有人役权性质,其设立之初是为解决特定人员基本生活居住问题,发展至今,居住权被赋予社会保障功能以及经济功能。我国《民法典》规定居住权回应住有所居的社会现实需求,但其内容束缚于传统居住权人役权属性,设立方式、禁止转让、灭失事由等存在不足之处,使居住权预期功能被削减。因而,增设居住权设立方式、完善居住权相关内容,使之既能发挥帮扶弱者的社会保障功能,也能发挥经济价值功能。     

论《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修订

随着我国银行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和监管法律框架的不断完善,为促进外资金融机构的安全、健康发展,我国对原《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进行修订和完善。本文从新《细则》的修订入手,通过比较我国和美国监管法的不同,论述了新《细则》修订的必要性、科学性及前瞻性。     

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心理”内涵界定的实质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后的重要继承者都没有对＂社会心理＂的内涵进行明确诠释。透过普列汉诺夫的宏观论述,再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心理思想,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心理内涵界定的实质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心理是自发的＂去个性化＂的共同社会意识;二是社会心理是以＂零距离＂方式呈现在社会现实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个体的整体感受状态;三是社会心理是呈现社会个体自身与＂他者＂的狭隘联系的初级社会意识;四是社会心理是一种在人与人之间彼此影响下形成的永远开放的意识系统;五是社会心理是一个与人类社会同步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过程。     

中国转型期一般性税收政策的有效性分析——基于1982-2010年的全国数据

基于全国数据,依据每单位税收支出的公共产品享受率这一母指标对一般性税收的有效性水平进行测量发现,1982-2010年中国民众一般性税收政策的有效性水平不高,相关资料的可得性和真实性有待充分提高;通过对影响母指标的子指标体系的进一步分析也表明,中国民众一般性税收政策的有效性水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法制保障问题

中国的金融体系亟待“立足当地、服务社区”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点,学术界和理论界均已达成共识;但是,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到底需要法律法规赋予多大的生存空间,法律法规在其运营、发展过程中到底应该给予何种程度的保障,这些都是实务界和理论界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法与金融学”创新的计量手段和理论方法,本文回顾了法与金融和金融管制方面的理论,为解决中国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的现实问题,带来了新的求解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