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阐释

"大同"境界是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理想的最高境界,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理解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源头,但"大同"蕴含家庭伦理本位思想与产生于西方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有明显的文化差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两种理想社会模式的对话提供了理论支点和实践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从文化源头打通中国家庭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联系,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华文化基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解读"大同"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物质基础、制度构建走向文化认同的历史发展规律。     

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和全新的价值目标,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理想的角度出发,认为"和谐社会"概念及其基本特征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拓展,又是传统文化中大同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结晶。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着眼于人类文明形态转换的历史视野的一种文明观,它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性方向,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主要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观、"五位一体"的生态社会观、"环境就是民生"的生态民生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巨大的时代价值,它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实践路径,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把环境需要纳入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之中,极大地拓展了人民美好生活的内涵;把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为全人类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对比分析儒家“大同”与俄罗斯“聚合性”哲学思想

正"大同"思想是两千多年前儒家经典《礼记》中提出的。"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思想是19世纪俄罗斯哲学家霍米亚科夫提出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哲学概念。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大同"和俄罗斯"聚合性"思想,旨在尊重中俄两国文化差异,促进中俄两国文化交流。     

中西空想社会主义之比较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 ,中国与西方都存在着空想社会主义。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是传统的“大同”理想。中国的“大同”理想和西方空想社会主义都要求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消灭剥削压迫 ,消灭私有制 ,实现社会平等。在追求社会理想上二者有相近之处 ,而在各自的表现形态上有其不同的特点。中国“大同”理想突出的特点是“大同”、“均分” ;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则主张“公有共享”。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的思想来源 ,中国“大同”理想则是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条件 ,二者的碰撞和融合是历史的必然。     

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中国大国担当

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掀开了中国同世界交融发展的新篇章。中国的历史定位正从"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转变为"世界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既体现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上,也体现在为世界人民谋发展、谋大同的伟大追求上。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理事时指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验的重要启示是.     

论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来源及其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同富裕的论断及实践为中国的共同富裕思想提供了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既是对前人的继承又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和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对共同富裕思想进行了进一步地探索和实践,使共同富裕道路越走越宽广,共同富裕的目标越来越接近。     

我的大同我的梦——大同小学团队文化建设工作简介

<正>大同学校于1947年由旅印华侨谭云山先生创建,取"天下大同"之意,至今有68年办学历史。学校始终秉承创始人"立德立言、有守有为"的育人目标,在一代又一代大同人的努力下,素以校风严谨、学风浓厚、质量过硬著称,社会影响良好,成为享誉三湘的教育名校。从2005年起,在芙蓉区教育局"均衡发     

古代"治世"、"盛世"与"大同"思想考辨

古代的"治世"、"盛世"与"大同"社会都是人们所希望的理想社会形态,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然而,"治世"、"盛世"又和"大同"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反映了当时统治者一种治理国家的水平和达到理想的治理结果:后者则主要反映了民众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一种设想和勾画,带有很大的空想性.前者是一种现实层面的努力和对治理过程的一种总结和反思、修正;后者则是人们对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想目标.     

近代中国三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形态及其影响

近代中国产生了洪秀全的农业社会主义、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主义和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等三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空想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不平等的产物,反映了人民反对剥削和压迫、追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善良愿望,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煽动性。但是由于其空想的根本属性,最终难逃破灭的宿命。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宝贵资源,是真理与谬误并存的复杂思想体系,它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产生了双重性影响,需要我们科学分析、客观评价,并批判性地予以继承。     

改革开放大潮涌大同

中国最大的煤炭能源基地,国家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义化名城之一的大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正加快经济建设步伐,从而使这颗塞外“明珠”更加光彩夺目。 中国煤都 大自然以无与伦比的神奇力量,在这里孕育了一个诱惑人类的黑色火海——大同煤田。煤田面积1827平方公罩,煤炭总储量718亿吨,其中在大同市行政区域内储量为376亿吨。大同煤不仅以储量大,更以     

论中国特色“党社关系”建构的政治合法性逻辑——以历史合法性与现实合法性为视角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资源,因其自身革命理念的巨大惯性和执政之后的意识形态趣尚,被"代入"到和平建设时代,一直在现实社会与政治生活领域践行其"剩余价值",发挥其剩余效力。由于历史合法性资源本身固有的时效性和易耗性特征,使得寻求现实合法性资源,进而谋求现实合法性与政治认同,以便补充历史合法性在现实时空的持续性消耗,成为执政者所面对的必然的历史选择。党的现实政治合法性诉求,对于执政党的党社关系建构理念的逻辑要求,是基于现代化建设之现代性视阈,从革命化的"阶级思维"转向社会性的"阶层思维",从"阶级化社会观"转向"阶层化社会观",以寻求其社会基础的更加广泛的拓展空间。而执政党的现实合法性资源获取路径,也宜顺应社会发展的阶梯式步履进行代际转换,在保持"经济绩效合法性"的基础之上,向着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社会绩效合法性"升级,并最终走向以自由、法治和民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旨的"政治绩效合法性"。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

新中国历经70年发展,在世界格局中的政治地位、经济规模已今非昔比,文化建设正当其时。要想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必须肩负起自身的文化使命:政党层面,为共产党人塑造心学;国家层面,为人民立下文化信仰;世界层面,为人类赋予共同价值。真正从文化价值观角度,实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使命。     

全球治理变局下的中国传统智慧

当今世界秩序变革,全球治理加速发展。习近平同志倡导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因素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推动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中国传统智慧中的哲学观、政治观和国际社会观可以为全球治理提供一种新的理念。中华精神的发扬有助于全球社会达成最基本的共识。     

刍议实现社会主义的两种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共产主义的必胜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要在全党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需要理论工作者切实回答人们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一些困惑。时至今日,"暴力革命"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究竟何者将成为普遍规律,这是一个有待实践最终作出回答的问题。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望远镜"来看,资本主义终究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形态,无论是走暴力革命道路的国家,还是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最终都将殊路同归,一起走向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     

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建构向度

自近代开始的工业化发展是人类发展史上最重大的非线性转向,由此提出了人类发展观的整体转换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这一转换的最重要成果。当代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作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应有自己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逻辑架构,并在基本的自然观、社会观、和谐观、代价观、人本观等方面作出全面的正本清源,吸收人类现代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特别是当代发展观演变的积极成果,同时在研究范式上作出时代性的转换。构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应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新的伟大觉醒为主题;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两大关系及其两大和谐取向为逻辑中轴线;以科学发展的三大世界观基础、四大价值观建构、三大方法论创新为范式结构,形成"一主题三层次"的有机整体。     

“天下”视域下的中国社会

作为社会观,天是人格化的、有德行的实体,是传统中国一切社会法则和价值的来源。由“天”延伸出了“天下”,并形成了举世唯一的天下观,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定了方向。古代天下观的核心内容是中心文明与外围蛮夷的区分。在天下观基础上形成的“天人合一”而导致的威权主义、集体主义及大一统的社会局面成为贯穿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一条红线。“自然”的天下观变化是主导中国总体性社会变革的直接根源,而扎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人文”天下观是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形成的思想基础。     

孙中山与公共管理

孙中山是中国20世纪三大伟人中的第一人.他深信应该"天下为公",并将终于实现世界"大同".他对"政治"的简单解释为"政"指"众人的事","治"是"管理",亦即"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他努力谋求公共利益和重视合格公共管理人员的培养,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很接近或相同于后来成为新兴独立学科的"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所研习的内容.因此,他可算是中国现代公共管理研究的先驱.     

中西启蒙"自由"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同与异--以李贽的"童心论"为范本

中国明末启蒙思潮的"自由"观与西方早期启蒙运动的"自由"观一样,都因农业文明转型为工业文明的时代性要求而将源头上的价值系于"个性自由".但由于文化类型与历史境遇的殊异,双方也表现出不同的心路逻辑.西方人文主义者认个性自由为一种"权利",因而提出了以"理性"界定权利,以构建现代制度保证权利的实践途径.而中国明末的启蒙思想视个性自由为"新道德境界",据此要求人们首先转换传统伦理视角,肯认个性自由的合德性;进而提高思想境界,成为个性自由的实践者;最后寄希望在未来的"大同"社会解决全部问题.     

康有为的“国族”构建说探究

"国族"构建是晚清政治变革中的一大核心问题。康有为"国族"构建说的出发点,源于他对"保全"中国的强烈冲动。依托"去种界同人类"的乌托邦设想及"天下主义"的理论框架,并辅以文化、政治、物质整合之具体对策,康有为坚信,作为"国族"的动态、开放、融合的"中华民族"之构建,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康有为显然是文化族群主义谱系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揭示了一条新的"国族"构建之路--强调文化价值的整合,将"中华民族"视为超越族群关系的政治和文化象征,通过渐进的方式克服帝国内部多元族群及其政治体制所造成的分裂威胁,致力于实现超大型、多民族国家的近代转型,并为未来的大同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