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制衡原则的历史演变及当代启示

分权与制衡原则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它源于古代西方政治思想,直至近代才作为重要的政治原则得以确立和完善。美国在政治实践中贯彻“双重分权”和“立体制衡”的模式,成为推行分权制衡原则的典范。在当代中国,不仅政府组织可以批判性地借鉴分权制衡理论成果,而且在执政党党外监督方面同样可以吸纳其思想精髓,关键在于要正确处理行政效率与分权制衡之间的矛盾。     

辨析西方国家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权力特性和人性特点双重因素所决定的,它一方面可以有效遏制腐败,另一方面也是预防国家重大决策失误所必须的。西方国家在长期政治发展中走出了一条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实践道路,逐步形成了权力制约和监督的理论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国人对权力监督、制衡体制的理想境界,通过辨析西方国家权力监督与制约的基本框架,从民主选举、权力制衡、法治建构和市民社会四个方面进行宏观梳理,探讨西方国家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特点及局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全面理解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问题。     

试论国家权力结构的和谐

国家权力是现代权力的主要和典型形式,具有人民性、强制支配性、扩张性和异化性。国家权力结构的和谐对于控制国家权力的扩张性和异化性具有重点意义,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国家权力的结构有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只有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配置和运行机制,完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配置和运行机制,才能使国家权力结构达到和谐状态。     

驾驭权力与现代国家建构

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能否有效驾驭国家权力。现代国家有效驾驭国家权力,就是指:依赖国家、社会与市场的分权性总体结构,仰仗对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机制,依托于国家权力的外部力量对之的持久限定。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讲,国家权力机制一旦建立起来,就有了一个自主运作的机制,这是国家权力得以自律的理由。但驾驭国家权力,必须同时确立权力自律与社会他律的效用,否则,便不足以保证国家权力服膺法律并忠实地为公民服务。这也是现代国家独特性的一个鲜明体现。     

中西方权力制约和监督理论的比较及其启示

中西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基本理论不同,实践的基础不同,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也不同。中国的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加强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核心是党内民主的全面实施,关键是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     

国家治理中的权力法治：张力与调适——基于功能性分权的视角

权力法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核心逻辑与底层架构,其根本要义是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法治化的过程嵌入在国家治理之中并与国家治理的多重逻辑产生着张力,由此形成了权力法治的实践困境。这些张力体现在四个方面：依法行政与指令式治理之间的张力,纵向制约监督与组织联盟之间的张力,横向制约监督与组织依附之间的张力,制约监督机制的稳定性与政治统合逻辑之间的张力。破解这些张力,需要着眼于国家治理的体制特征和内在逻辑,建立和完善以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为对象的功能性分权体系。     

构建权力制约机制的几点思考

权力制约论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中国如何使制约权力由理论变为实践,走出“以权治权”及其局限和“以德治权”的困境,应深入探讨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三者并重的权力制约新路径。     

制约权力的实现路径探析

权力制约论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但是在当前中国如何使制约权力由理论变为实践?本文论述了“以权治权”及其局限和“以德治权”与其困境,探讨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的三者并重的权力制约新路径,并从这一视角出发解读中共中央颁发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论新兴大国的崛起及其影响

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BRICs)四个新兴大国正在屈起,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力量逐步增强,这四个新兴大国必将对实质上是美国主导下的单极格局而表现形式是"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构成挑战,新兴大国的崛起必将推动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     

权责分立与风险分配:网格化管理困境分析

当前的网格化管理研究多从技术与治理角度探讨利弊,事实上,治理技术与技术治理之间存在治理组织与缺席环境的调节作用。回归治理情境,分析县域治理结构及组织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模式及公共治理任务可以发现,事务属性结构及其变迁,使得无论条块还是层级组织,均难以实现事务的清晰治理。县级组织为了规避治理风险,借用合法性强的网格化政策,实现了新时期调适性治理。网格化管理的问题在于,县域组织无法实现有效协同,从而加剧了基层权责不协调问题,引发"有组织不负责任"现象。放眼未来,只有当权责失调的治理问题逐步得到化解,网格化管理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技术效应。     

从动员到分权：中国乡镇治理模式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的提出，我国乡镇治理模式的动员式权威弱化，走向分权和自治的乡镇治理成为实现地方善治的重要基石。然而，这个过程仍被集权和分权的关系问题所困扰。出路就是努力促使乡镇治理模式从动员式的乡村民主建设向农民自主性管理的目标方向发滚，通过农村公民精神的培养，构建中国民主的制度基础。     

西方"政党政府"理论的新解读——涵义、运转、理论困境与发展趋势

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但是有关政党政府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其涵义、运转、理论困境与发展趋势在西方都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以法国政治学家让·布隆代尔(Jean Blondel)的考察作为分析这些问题的视角,可以认为在西方学者的语境中,政党政府特指政党在政府组成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西方竞争性民主国家;政党政府并非简单的是政党支配政府,政府在其中更多地处于一种主导地位;政党的诸多面目决定了政党政府所导致的"特殊利益"挑战"普遍利益"将成为一个伪命题;政党的主要职能由表达社会利益向控制国家机器的转化预示着政党政府的未来危机.     

西方公共行政的新视野

从70年代末开始,西方各国出现了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如重塑政府运动、再造政府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推动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因素,除了丹尼尔·贝尔所预言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和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危机之外,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前沿理论出现了相互融合、渗透,相得益彰的局面,影响较大的如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博弈论等;与此同时,热情洋溢的“真正创新的思想家”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以及热衷于缔造“数字神经系统”的比尔·盖茨等大胆地预测了关于公共行政改革…     

西部地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再思考

本文从多维视角分析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点,结合西部地区的特点提出了西部地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选择,强调了西部地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注意避免的误区.     

各国政府权力理性化进程及其启示

通过时欧美先发国家和亚非拉后发国家政府权力理性化进程的分析,认为,作为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要素或首要标志的政府权力理性化,虽然主要体现为政府权力和权威的集中,但有了较集中的政府权力和权威,并不就等于政府权力理性化了,这里的关键是看集中的权力和权威是否为世俗理性和国家利益服务。政府权力理性化达成的途径和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改良,也可以是革命,或两者兼有,而其中政治思想家们的政治理性化理论和政治家们的政治理性化实践的互动,共同推进着整个政府权力理性化的进程。     

西欧社会党变革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新趋向

近年来,西欧社会党面临的多重矛盾推动其进行积极的适应性变革:顺应媒体政治与公民社会的发展要求,顺应后工业社会社会组织变革的要求,变革政党内部的权力结构,避免传统政党模式的弊端,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服务党”、“网络党”和“交往党”,成为既体现自下而上的党内民主又保证自上而下有效集权的新型“民主党”。西欧社会党采取的这些措施本身存在着内在冲突,其前景尚难确定。     

法治视野里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适度、合理行使对法治有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中国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要适度合理地行使,必须尽快完善立法、司法审查制度和公务员制度。     

冷战后大国关系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即大国关系始终处于变动和调整之中,总体上朝着和平与合作的方向发展,但相互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今后,大国关系发展将受到世界潮流、力量对比的变化、国家战略的调整、重大事件的爆发以及意识形态的分歧等因素的影响,但相互依存、互利共赢仍是大国关系发展的主导方向,多边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大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途径,矛盾与冲突是大国关系发展中难以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