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通道安全与中国战略支点的构建——兼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安全考量

中国由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的转型以及国家利益需求的扩容使海上通道安全成为一个时代性很强的命题。对于中国,海上通道的意义已经从初期强调能源运输安全发展到综合性海权利益的保障,关注重点也从"马六甲困局"的破解扩展到多点多线的谋篇布局。建设海权是中国的强国之路,确保海上通道安全是海权建设的关键性议程,而战略支点的打造则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手段。中国应以海洋强国战略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为依托,借鉴古代历史经验,结合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投资、港口建设的布局,分类型、按步骤地将重点港口打造为本国的战略支点,其中,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应该成为优先选项。中国应兼顾经济与安全利益,加强对两岛重点港口的现代化建设,通过划定工业园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冶炼、造船等产业的发展与升级,使这些港口兼备商用与军用功能,可为中国船只和海上力量提供后勤补给,助力中国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和掌控关键性航道。     

日本强化安保战略与东北亚安全

当前,日本进一步强化安保战略,主要举措包括强化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司令塔”功能,完善自卫队的体制建设,加强导弹防御能力,加强岛屿防卫能力,加强海洋安保能力,提升岛屿作战能力,谋求“先发制人”打击力,谋求自卫队合宪,强化日美安保同盟,扩展对外安全合作,推广“印太战略”等。日本安保战略的强化呈现否定二战后“非军事化”、追求威慑力、谋求“塑造力”等特点。日本强化安保战略的目的在于实现“军事大国化”以及夺取地区安保主导权,适应美国对日本政策的变化以及应对朝核问题与“中国威胁”等。日本强化安保战略必将对东北亚安全产生深刻影响。首先,日本军事能力增强,其在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框架下谋求“先发制人”的能力,将改变美日安全关系中的“矛”与“盾”格局,日本将在东北亚地区扮演更多的安全角色,必将影响东北亚的安全结构。其次,日本强化安保战略的举措刺激朝鲜的“安全神经”,不仅不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还会进一步加剧东北亚安全形势的紧张。再次,日本在反导系统上与美国捆绑,加深地区安全困境,不利于东北亚安全互信的构建。日本应与中国一道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多做积极贡献。     

当前我国海洋安全形势及建议

我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大国。当前,我国海洋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军事安全压力有增无减,军事测量对我海洋安全威胁加剧,海上通道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海上跨国犯罪对我海洋安全威胁上升。21世纪中国的和平发展能否得到保障,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海洋方面的安全。为维护国家海洋安全,应树立正确的海洋安全观、加强海防安全建设、研究并制定海洋安全战略。     

美日海权同盟的背景、特征及中国的战略应对

东亚是当今世界上安全问题最为突出的区域之一,而东亚安全问题是以海洋安全问题为主要表现形式。在影响东亚海洋安全的众多因素中,美日同盟是最重要的一组变量。当前,海洋经济方兴未艾,海洋科技蓬勃发展,海洋空间的价值显得愈发重要。同时,东亚地区海洋力量呈现出多极化趋势,且域内海洋争端问题长期存在。美日同盟为实现对地区海洋秩序的长期主导,调整了同盟的安全意向,其海权同盟属性愈发明显,并呈现出针对性、注重军事安全、多边化的特征。这一趋势必然会导致东亚的海洋安全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面对这一新的变化,中国应持续推进海军现代化建设,有力回应美日海权同盟的武力威慑;同时,持续表达和平发展信号,并积极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引导地区海洋秩序向和平、繁荣、友好、稳定的方向发展。     

中国海洋强国战略视域下的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

随着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深入推进,维护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对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支撑作用凸显。然而,印度洋并不平静,"中国威胁论"的噪音,美国和印度的印度洋战略部署以及两国在印度洋地区联合牵制中国的势头,印度洋沿岸地区局势动荡以及愈演愈烈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因素的叠加使我国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面临多重压力。压力当头,我们要主动探索相应的安全路径,从主动发出中国声音入手,以构建中美印良性互动关系、组建维护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多边安全机制为重点,抓住"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战略机遇,同时加强远洋海军建设,让安全畅通的印度洋海上通道服务于实现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大局。     

陆海复合型大国海洋转型的“危险地带”假说:历史叙说与现实超越

陆海复合型强国在取得了陆地区域相对优势之后,其地缘战略往往进行不同程度的海洋转型,海洋空间是陆海复合型强国利益拓展与权力辐射的另一大方向,是陆海复合型强国走向进一步强大的内生需求。在向海洋转型之际,陆海复合型强国迅速发展的海上力量与海权大国投入的遏制力量相遇,会催生出充满冲突风险的"危险地带"。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地缘战略的海洋转型在"危险地带"迎来与海权大国的正面冲撞,在"他者结盟的梦魇"的海陆夹击中遭受了失败的命运。中国目前正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迅速扩展的海洋空间控制和利用能力,与美国在此方向投入的威慑性军事力量进入了"危险地带",研究如何应对这一时期的风险与挑战,对于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国对海权的再认识及其政策影响

受全球化、科技革命、中国海上力量快速发展等因素影响,近年来美国国内对海权进行新的反思,海权终结论让位于海权不可或缺论,马汉与科贝特的海权理论受到新的审视,技术创新对海权的影响被格外关注。与新认知相伴的是美国海军战略及相关政策的调整,从"由海向陆"转向"重返海洋控制",扩大海军舰队规模,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确定"全域进入"新职能,将中国作为西太平洋海权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对海权的再认识及政策调整,是其维持海洋霸权的自然逻辑发展,将加剧大国间的地缘战略竞争。     

海洋战略视野下的苏联海权兴衰研究

苏联是一个传统的陆权国家。基于对国际形势、时代主题以及自身安全威胁的思考,苏联着手发展海军力量;而随着海军实力的发展,苏联又逐步由被动防御走向主动防御,海洋战略也从近海防御转向远洋进攻;在进攻性海洋战略的牵引下,苏联又进一步加强远洋海军的建设,同美国在全世界进行角逐,缓解苏联本土战略压力,强化了苏联的国家安全。以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为核心的苏联海权由于缺乏经济动力的支撑后劲不足,且消耗了大量的宝贵资源而得不到补偿,使其本身成为纯粹的消费者,一旦国力衰落,其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作为一个以建设海洋强国为目标的大国,中国很有必要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建设与国力和国家战略目标相匹配的海权。     

中国与东非国家的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北大核心

新时代中国与东非的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建立了诸多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沟通平台、能源通道海上军事力量合作迈向新台阶、港口建设成为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的重要抓手。这一合作的深化面临诸多挑战,涉及东非国家治理能力有限及部分国家油气资源纷争、有关合作的法制不够完善及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等。中国与东非国家必须直面上述问题,系统考虑全球、区域、国内等层面的各种因素,协调域内外相关行为主体的力量,以加强该区域海上能源通道安全,促进资源分享和发展红利共享,打造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南南合作的样板,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非洲参与海洋治理:领域、路径与困境

非洲重点关注以海上非传统安全为主的海洋安全治理和以海上运输和港口建设为主的海洋经济治理,其海洋安全治理包括参与大国组成的国际海上安全机制和构建区域安全机制,其海洋经济治理包括改善非洲港口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落后状况和推动海洋经济联通性。非洲的海洋安全治理存在海上力量薄弱问题,海洋经济治理存在治理"碎片化"和债务压力增大的困境,由此导致治理能力不足以及处于治理体系的边缘。中国和非洲在中非合作论坛下的海洋治理合作稳步推进。中国帮助非洲进行海上力量建设和投资建港有助于增强非洲的海洋治理能力,也有益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在非洲推进。     

印度尼西亚海洋安全思维与合作逻辑

对地理特征的认知塑造一个国家的海洋安全思维。印尼具有“群岛特征”(陆地分散、海上邻国多和海域广阔)和“海权特征”(海上战略位置、良港和重要航道、海洋资源)两组地理特点,分别指向海洋“作为威胁”和“作为秩序来源”两种相互矛盾的认知模式。如何处理这对矛盾成为厘清印尼海洋安全思维发展的核心问题。在民族国家建构初期和冷战背景下,印尼着重应对与“群岛特征”相关的安全威胁。以苏西洛为转折点,印尼开始追求“海权特征”带来的秩序福利。群岛海洋安全思维的长期实践塑造了当前印尼海洋安全现状和合作逻辑:“重陆轻海”政策导致海洋安全能力落后,使印尼重视提升海上执法能力的务实合作;海盗问题的跨界性质使印尼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意愿较低,产生了“搭便车”的合作逻辑;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认了印尼的“岛国内海”权利,该公约被印尼视为海洋安全的制度保护伞和合作的底线。     

私人安保公司：东南亚海上安全治理的新主体

近年来,东南亚海上私人安保公司悄然兴起。其参与东南亚海上安全治理是海上安全环境的变化、海上安全供给与需求的鸿沟、东南亚民主化进程及安全部门改革所共同驱动的结果。海峡和港口是私人安保公司重点参与的治理区域,在马六甲海峡,尽管私人安保公司挑战了国家主权,但其能有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在短期内已得到国家“默许”;而印尼勿拉湾港口是一种多主体参与治理的安全系统,私人安保公司与其他行为体竞争,反而导致港口不安全。相比较而言,私人安保公司在海峡和港口安全治理中具有隐秘性强、与国家关系复杂、规制难及趋利性等共性;而不同的参与模式与作用则反映了二者的差异性。当前,中国要进一步挖掘海上私人安保的潜力,并做好相应的规制;要重视利用私人安保公司在海峡和港口安全治理中的共性与差异,鼓励中国与东南亚私人安保公司发展战略合作,保护中国海外利益。     

韩国海权观:力的谋求与逻辑转换

韩国对海权概念的表述和对海权概念内涵的认识历程独具特色。韩国将海权译为"海洋力",也存在着将海权概念内涵要素从传统的"海军力""海运力"扩展至"海军力""海运力""水产力""海洋开发力""海洋环境保护力""海洋治理力"等等的趋势,表明韩国海权观从传统海权观向综合海权观的过渡。韩国海权观凸显了对"力"的谋求。随着韩国海洋实力由弱转强,韩国海权观经历了从海洋弱小国家的海权观到谋求建设海洋强国的海权观的逻辑转换。目前,韩国海权观仍存在诸多局限性。     

论中美之间的海权矛盾

近来中美两国在海洋领域的摩擦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本文认为,中美海权矛盾主要源于美国。美国基于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考虑,企图在海洋领域对中国进行限制,以延阻中国和平崛起。中国海洋利益的拓展则加深了中美之间在海洋领域的矛盾。中美海权矛盾有逐步深化、规模加大、从黄海向南海转移的趋势,但不至于爆发全面海上武装冲突。中国在发展海权时,应处理好与美国在海洋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英美关于美国亚太海权战略及海政策研究综述

作为一个三面环海的海洋大国,海权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国内对亚太海权战略和南海政策发展方向及限度的研究掀起新的热潮.2016年8月,美国国防部依据《2015年国防授权法案》(FY2015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规定,发布了《亚太海上安全战略》(Asia-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这是美国首部聚焦亚太的海权战略,是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海权方面的具体实施,也是美国2016年继修订《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居推出的又一重要海权战略文件.本文拟从四个角度梳理美国亚太海权战略及其南海政策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     

论中日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

本文研究中日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日本并非南海沿岸国家,作为一个区域外国家,何以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发生矛盾?本文通过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流派中的海权论等理论工具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冷战结束后作为东亚地缘政治主体板块国家的中国免除了长期遭受的来自北方的威胁,开始得以放手发展海权,而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则开始追求政治大国地位。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得东亚第一次出现了两强并立的地缘政治格局,遂引起日本的强烈猜忌。以此为背景,日本视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为对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威胁。于是,日本开始在海洋领域挑起争端,两国的海权矛盾由此产生并迅速升级。由于日本在东海问题上日渐处于下风,并且在短期内看不到改观的希望,因此日本开始围魏救赵,在南海问题上挑起争端,企图使中国陷入战略两难的困境。而为达到海上围堵并牵制中国的目的,日本采取法律、防务、外交、舆论等多重手段在南海问题上为中国设置障碍。为此中国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反制。     

中印在北极地区的海洋战略博弈

北极航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海上交通线,而是具有重大地缘战略价值和军事价值的海上战略通道。作为海洋大国,中印对北极地区海上战略通道的重视既跟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有关,又是各自海洋战略的内在要求。事实上,中印在北极地区的海上通道战略并不清晰,都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的海洋通道战略主要是以海洋科学研究为主。相比较而言,印度对北极地区海上战略通道的利益诉求更为明显,采取的战略手段更为直接。随着全球海洋问题的多元化、复杂化,维护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成为一个严峻的课题。北极地区海上战略通道安全面临的多元威胁要求相关国家加强合作,才能保证这条大动脉的正常运行。     

论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论及其现实意义——以海权理论为视角

苏联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论是海权理论在冷战期间发展的一个高峰。国家海上威力论认为大洋对人类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国家有必要发展自己的海上威力。国家海上威力由海军、运输船队、捕鱼船队、科学考察船队等组成。海军的主要任务是对海作战和对陆打击等等。苏联红海军在国家海上威力论的指导下成为足以与美国海军相抗衡的强大海上武装力量。然而,国家海上威力论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也给苏联的海权发展和海军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值得海权领域的学者深思。     

去霸权化:海洋命运共同体叙事下新型海权的时代趋势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倡导的一种海洋叙事。海洋叙事是塑造海洋秩序与海权及捍卫海洋权益的话语体系。中国的海洋叙事一直较为式微,特别是中国海权在世界海洋叙事体系内常常处于被西方海权"代表"的状态。这严重影响着中国对历史性海洋权益的维护。海洋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及其在海洋领域的发展,叙述着一种去霸权化的新型海权与新型海洋秩序,是海权从垄断走向共享、从传统走向新型的分水岭。在海洋命运共同体叙事下,中国海权的发展趋向是有别于传统海权的新型海权,是一种去霸权化的治海权,而非零和式海洋霸权。由于传统海权的惯性以及美国海洋霸权的主导,新型海权及其观念若要形成普适性共识,尚面临诸多挑战,但去霸权化的新型海权必将成为未来海权的时代趋势。     

安倍政府的安保战略:目标、路径及前景

安倍政府奉行积极主动的安保战略,目标是建设"自立"、"强大"的日本;构筑平等、双向的日美同盟关系;在"积极和平主义"的幌子下,为国际和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日本从内外两个维度实施该战略,对内推进以修改和制定安保法制为核心的"软件"建设,强化以自卫队防卫能力建设为核心的"硬件"建设;对外强化安保外交,推动军事安全关系多元化,重视自卫队硬实力的"软"运用.日本主动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借用朝核危机和"中国威胁"延长日本战略机遇期,将部分达成"强大日本"的目标.但在国内外诸多力量要素的牵制下,日本将不可能达成自主制宪或修宪且摆脱对美单向依赖的"自立"目标,也无力成为地区和国际事务的"积极"塑造者.安倍执政下的日本仍将以现有矛盾和争端为着力点,不时主动制造、煽动地区紧张局势,为其积极主动的安保战略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