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策略——以社区工作介入的角度探讨

作为城市建设中的生力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融入程度将影响着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和家庭稳定.从社区工作的角度介入,在优势视角下,从社区管理、社区组织、社区教育、社区保障、社区工作者、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六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策略做初步探讨,以期寻找相关问题的解决思路.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与城市和谐社区建设

在阐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和参与式观察、无结构访谈等方法,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在城里打工的心态差异,提出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城乡双重边缘化问题的思路,以及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并且从理性层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成因,将经验分析与理性思考相结合,并试图从操作层面上探讨立足城市社区建设,寻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解决路径。     

“人—权”合一: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以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实质上是我国农民工权利都是附着在户籍之上而不是人身上。从"户(籍)—权(利)"合一到"人—权(利)"合一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中央政府一直在推动的发达地区农民工住房保障、社会保险的转移,都是改变"户—权"合一状态,实现"人—权(利)"合一的努力。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置业也是主动对"人—权"分离状态的调适。要促成新生代农民工"人—权"合一的实现,就要确立权利为本位的社会体制;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转移与置换的协同式社会管理;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区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既关系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也事关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     

非功利主义导向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基于杭州市的实证调查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城市依附感的增强,他们正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融入城市社会,社会性嵌入成为当代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特征。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个体人口学特征""社会交往与社区参与程度""城市感知状况"以及"权益侵害和遭歧视"等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经济能力"的影响却不显著。也就是说,经济因素并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最主要原因,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交往、社区参与状态和对城市的切身感知。权益受损以及遭受歧视与排斥会对留城意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改善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十分重要,社区居民应以平等、包容、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务工人员,这将对城市融入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研究

文章通过运用安徽省调查数据,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精神压力。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城市融入意愿和现代意识,现实社会藩篱使其难以真正适应城市生活;市民认知、文化缺位以及制度阻碍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产生的客观因素;自身文化水平、理想与现实差距以及其游离心态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产生的主观因素;从而提出从个人层面、社会层面以及制度层面来消减该群体城市融入中的精神压力。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去向探析——以辽宁省5市(县)的调查为例

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去向进行细化分类,应用2012年辽宁省5市县的实地调研数据,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定居去向,从个体特征、家庭经济特征、在务工地工作、生活特征、打工城市类型及来源地地域特征等四方面分析了不同定居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并探究了不同定居意愿首要考虑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中小城市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地的倾向性选择,家庭经济条件和"属地就近"原则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有重要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转型与发展趋势探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和发展。通过考察农民工政策转型的历史,分析农民工政策原因、动力和机制,我们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政策的全面转型是适合城市与农民工和谐共赢发展、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实现农民工问题根本解决的必然政策路径。对农民工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的分析,有利于我们寻找未来新生代农民工政策的科学化、人性化和可操作化路径。     

乡土性与城市性: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的表征

对H省五个市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的个案访谈内容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表现出挣钱与兴趣的摇摆,抱怨与欣慰的充斥,创业梦与得过且过观的萦绕,形成了不同倾向的乡土性特征与城市性特征。乡土性与城市性表征分化致使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城市化困境,需要再设计其职业生涯规划,促进其更好地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基于对武汉市两代农民工的调查

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凸显了农民工问题的新特征以及探讨和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迫切性。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具有明显不同的群体特征,在融入城市进程中既具有自身的优势,也具有农民工惯有的认知障碍。消除居住分离,搭建社区交流平台,取消“农民工”身份称谓,加强群际接触,是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有效措施。     

资本建构、资本转换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是行动者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是理性的行动者,其致力于城市融合的行动策略是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但其城市融合行动同时也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并因此不断反思与调整行动策略。通过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了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多的机会与资源,得以更深入地参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方式以"同化"与"整合"为主。     

文化自觉:从娱乐消费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基于长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考察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主力,他们在生活方式等方面与老一代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娱乐消费上主要表现为内容趋向多元,观念愈加开放。本文基于长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考察,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娱乐消费的相关因素进行呈现,在探讨两代农民工世代差异的基础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面对城乡跨文化传播的冲突,凭借更为敏锐的文化自觉,正在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以新的路径融入城市,但这仍将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工作倦怠、工作意义和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近年来,出生于1980 年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中坚力量,作为我国青年群体重要而又特殊的组成部分,关注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生活(包括城市适应和生活满意度)和工作(包括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两个方面出发,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特征,并进一步探究了这些心理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情况都不容乐观,超过三成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不能很好地适应城市生活或对此表示不确定;近一半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工作倦怠;近四成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超三成的调查对象对目前的工作表示不满意;四成半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生活满意度一般,近四成的调查对象表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同时,不同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路径分析发现,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在城市适应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良好的城市适应和工作意义感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工作倦怠则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破坏性因素。     

主体嵌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研究

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8城市社会融合和心理健康调查数据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嵌入情况,代表经济性嵌入的职业层次、地位变动,代表社会性嵌入的组织、活动参与,代表文化性嵌入的方言掌握、使用,均有利于其城市认同的建构;而反映结构压力的社会保障、社会歧视和文化差异则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此外,务工时间、务工城市与务工距离等流动特征也是重要的影响变量。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形塑虽囿于制度结构,但也表现出很强的主体能动性。建议在倡导和建立开放、包容、尊重、共享的现代城市之际,新生代农民工也应加强自我赋能,以进一步提升城市认同感。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及其预防

胡雪梅、卜平、梁征在《青年探索》2014年第2期撰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日渐成为城市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传统的农民工犯罪而言，它显现出更为鲜明的特点，犯罪原因也更为复杂。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应该从源头预防、流动过程预防、再犯罪预防三方面综合展开，而国家和社会积极采取措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合理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则是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最根本方法。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探究

要使新生代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应该把建立便捷开放的新生代农民工再教育网络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把消解城乡二元体制和政策限制作为改善其生存状态的制度保障,通过工会将其有效组织起来,促进其合法有力地维权,理性化解劳资矛盾与冲突。     

关于印发《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协管员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广州市城市管理员会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文件穗城管委[2011]397号各区、县级市城管局、萝岗区建设和环境管理局、增城市城乡建设管理局,各城管执法分局:现将《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协管员管理办法(暂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关于加快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提案

<正>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指年龄较轻(如80后等)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这些农民工正在逐渐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城市农民工的主要部分。他们的社会融合问题已引起政府重视,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农民工队伍的代际转换"将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已经成为我国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农民工在过去的30年中经历了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第一代"到"新生代"和"第二代",以及从"暂住"到"常住"或"居住"的实质性转变,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出现了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但是,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时代,他们在城市融入上面临着三大难以化解的张力:政策的"碎步化"调整与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强烈的城市化渴望和要求之间的张力;他们对城市化的向往与他们实现城市化的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央城市化政策与地方落实城市化措施之间的张力。新生代农民工如果长期处于这样的张力之中,那么他们会在城市社会中建构出另一个不同于城市主流社会的社会圈子,会产生更大结构张力的"半城市化"问题。因此,现在应该全面改革城乡体制,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才能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的基本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自我价值实现愿望的强烈化、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城市化、维权意识的明确化以及维权手段的单一化等特点。由于诸多体制障碍和现实困境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很难顺利地实现社会融入,成为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人＂。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服务与管理,促进其社会融入,成为目前基层政府与党团组织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重要任务。通过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可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及其市民化路径选择

本文通过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实证调查,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的权利意识、社会认同、主观体验等心态差异。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和诉求,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诸如制度、经济、社会及自身素质和心理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