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强制合并仲裁

面对实践中日益增多的多方当事人争议,合并仲裁制度应运而生。然而,在该制度可以较好的解决多方当事人争议的同时,理论界对其也存在较大争议,其中尤以对强制合并仲裁的争议最大,学者认为其甚至触及到了仲裁制度的根基。本文试图在合理界定强制合并仲裁概念的基础上,对其理论障碍一一论述并予以解决,从而进一步阐述我国应当如何合理构建强制合并仲裁制度。     

论诉之主体的强制合并

现有的主体合并制度存在着可能引发多重诉讼和矛盾判决等问题。以处分原则和两大法系的传统差异为借口拒绝对有关主体实行适当的强制合并是不恰当的。德国法上的辅助参加实质上就是一种强制合并。出于实体和程序等方面之考量,我们应采较宽泛的强制合并制度。同时还必须赋予第三人管辖异议权,赋予当事人对强制合并的异议权,并容忍个别情况下诉的主旨的模糊性,且注意判决的层次性。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正当性及制度保障

强制责任保险的正当性在于其追求"社会公益"的目的。医患关系具有强烈的社会公共性,医疗责任保险有助于维护社会公益,强制推行具有正当性。要通过构建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合同条款听证制度来确保医疗责任保险的"公益性"和正当性;该制度的要点包括确立听证程序为审批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条款的前置程序、建立有效的听证代表遴选机制和规范的听证程序、确立听证会笔录的法律效力、推动医疗质量安全信息与保险部门共享等。     

强制拆迁利害关系人暂时权利保护制度探微

强制拆迁在新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繁的过程。现实中强制拆迁被滥用,实体法及救济法制度均存在缺失。为实现利害关系人于强制拆迁中的权利保障,有必要针对性地创设强制拆迁利害关系人暂时权利保护制度,主要包括行政强制法上的行政强制诉前停止执行、行政诉讼法上的作为职责及时履行制度。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司法化的必要性

我国刑法规定的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由于缺乏相关的程序保障,致使该制度在现实运行中缺乏基本的正当性,无论从程序正当性和人权保障的角度,还是从实现医疗救助和社会防卫功能的目的出发,都应当改变目前的行政化运作模式,实现强制医疗程序的司法化。     

专利强制许可的正当性

强制许可实施专利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专利权利限制制度。强制许可符合专利授权的根本目的,有效弥补了专利垄断的制度性缺陷,对保障基本人权,促进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平衡发明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关系,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秩序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制度符合人类社会的理性逻辑,具有高度完整的正当性。     

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诉讼程序的构建

我国刑法规定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存在性质不清、适用对象单一、适用条件模糊、决定主体不明以及适用程序缺失等问题,致使这一制度的现实运行缺乏程序保障。构建科学、完备的强制医疗诉讼程序,既符合正当程序和人权保障的要求,也有利于发挥医疗救助和社会防卫之功能。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对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条件、程序的启动、法庭审理以及裁判和救济等基本程序作出规定,以实现强制医疗制度的司法化和诉讼化。     

国际视野下的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探析

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已为大多数国家的国内立法所普遍采纳,国际公约也规定了这一制度以凸显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和支持.在我国因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缺失而面临一系列困境的情况下,应首先从立法上进行完善,即引入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形成统一协调的著作权权利限制体系,然后从执法上规范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从司法上完善法律救济途径,切实给予申请人和著作权人有利的保障,从而使著作权在私权领域和公权领域的利益趋于平衡.     

强制辩护制度之法解释学分析与本土化改革

强制辩护制度是实现律师辩护全覆盖的一种路径选择,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确立完整意义上的强制辩护制度.虽然强制指定辩护制度在保障被追诉人获得律师帮助的功能上与强制辩护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强制指定辩护制度存在量刑适用范围有限、强制性与自主性关系模糊,以及程序性制裁要件阙如等制度缺陷,导致其与强制辩护制度存在差距.未来在...     

论证券争议的强制仲裁

虽然仲裁以意思自治为核心,但是,在各国仲裁实践中,强制仲裁制度的存在不容忽视.强制仲裁可以分为法律规范型强制仲裁和格式合同型强制仲裁,在证券争议仲裁中设立该制度,具有正当性.我国证券争议强制仲裁的发展还面临着强制仲裁法律规范竞合、强制仲裁类型适用范围不明确以及证券争议仲裁程序的保障力度与强制仲裁要求不相符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应当制定单行的证券争议仲裁法,并根据强制仲裁类型的作用不同确定不同类型强制仲裁的适用范围,同时,为了能够使我国强制仲裁真正发挥作用,我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证券争议仲裁程序.     

台湾地区强制辩护制度述评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强制辩护制度,强制辩护适用的案件类型在历年修法中不断扩大,强制辩护的适用范围也从审判程序延伸至侦查程序,并且还规定了违反强制辩护的制裁性后果。台湾地区强制辩护制度在保障被追诉者基本权益以及维护审判公平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值得借鉴。     

论我国证券强制仲裁制度

证券强制仲裁是指证券纠纷发生后,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虽有仲裁协议,但缺乏当事人之间真正的合意而进行的仲裁。我国的证券仲裁制度是伴随着强制性发展起来的,目前很多学者因强制仲裁与仲裁意思自治原则相冲突而一味主张废除此制度。但结合证券行业特点及我国具体国情来看,证券强制仲裁制度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本文通过借鉴美国实质意义上的证券强制仲裁在实践中的做法,提出证券强制仲裁与意思自治原则矛盾之化解方法,以期对我国证券强制仲裁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论环境法上的强制缔约

环境法上的强制缔约重构了“政府——环境服务商——企业”的三元型环境行政管制框架.现行立法例中船舶污染清除协议、可再生能源强制并网收购协议、强制交售报废机动车协议等制度设定与执行需注意法律正当性问题.强制缔约制度移植的重心不在于“强制”,而在于将“缔约”或“合同”作为一种私法工具,以“自治”达到“管制”的目标.建议以倡导性规范或选择性规范将“环保商事合同”嵌入到《环境保护法》中,对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强制缔约可作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机制.     

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之完善——以人身自由保障为视角

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强制医疗与人身自由之间始终有着难以消解的紧张关系。在防卫社会与个人自由的两端,我国的强制医疗制度明显偏向于防卫社会而忽视人身自由的保护;基于本人健康利益或公共利益之维护,通过强制医疗限制人身自由固然具有正当性,但这并不足以消解其内在的合法性困境。尽管《精神卫生法》已化解强制医疗的合法性问题,但该法所确立的以医学专业为主导的强制医疗程序对人身自由的保障仍存在诸多不足。从充分保障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权出发,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强制医疗制度,建立以人权保障为取向的强制医疗程序。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以C市强制医疗案件为研究对象

经实证研究发现,强制医疗制度运行过程中出现较多问题,存在犯罪事实认定难、精神病认定难、"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认定难三大难题,由此又衍生诸多问题。究其根源,主要是强制医疗制度适用对象范围狭窄、程序衔接不畅、执行程序缺失等方面。故建议增加程序启动主体及程序启动的灵活性,明确人身危险性认定标准,增强庭审的对抗性,确立以安康医院为主体的执行模式,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的监督。     

浅析我国行政强制制度

行政强制制度是行政法体系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然而我国目前的行政强制法律制度存在缺陷,本文在分析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探讨了行政强制制度的基本理论,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改进措施,以期望我国的行政强制制度得到更好的完善。     

强制缔约制度重思

强制缔约是合同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强制缔约,通常从合同自由的限制视角进行理解。强制缔约在限制一方当事人缔约自由的同时,也扩张了另一方当事人的缔约自由,在此视角下,强制缔约的边界得以厘清。本文依据缔约义务主体的不同,对强制缔约的类型进行了重新划分。     

对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实施执法监督的思考

2008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颁布生效后，我国形成了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全新戒毒体系，从法理精神和司法体制改革方向上来说不愧为一大进步，更加有利于对执法权主体的监督，但由于这种监督多半是作用于实施决定权的主体，且当前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执法监督方面的立法缺失和配套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的方法模式尚处于初级阶段，实际运作中，对强制隔离戒毒执行主体的执法监督存在着从立法层面到实施层面的缺失，     

行政强制设定后评估制度研究

行政强制设定后评估制度是行政强制设定制度中一个相对微小的制度环节,但是对于行政强制法的实现来讲却是非常必要而且有价值的。以我国《行政强制法》的立法技术来观察,在行政强制设定中确立有关行政强制设定后评估制度具有非常大的制度创新性,这一制度某种意义上来讲拓展了我国立法制度中的制度特性,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它有效地保证了行政强制设定的规范化。本文对行政强制设定后评估制度的制度属性、立法理由、评估指标和程序规则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试图从行政程序法治视角为行政强制设定后评估制度的实施、规范和完善提供参考。     

我国台湾地区强制亲职教育的实践考察与经验启示

我国台湾地区在未成年人保护及罪错未成年人的干预体系中较早设置了强制亲职教育指导制度,但受到社会文化观念、组织架构、资源供给等因素影响,在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公权力干预家庭教育的正当性面临质疑,适用对象参与意愿不强,裁定标准与评估标准欠缺,社会资源供给不足以及不同部门和机构间缺乏有效整合。可参酌我国台湾地区经验,对大陆法律中“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原则性规定进行细化,以完善强制家庭教育指导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