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家背景下社会组织的生成逻辑与发展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方式长期被作为观察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其变化的重要切入口。基于组织建构的内在属性,当前社会组织分别按照互益和公益两种逻辑生成,并在国家力量依旧强势的背景下各自形成了"互益性组织公益化"和"公益性组织内卷化"的特定发展倾向,这是有利于强化合法性地位和最大化汲取生存资源的理性选择。     

突发群体性治安案件的行动逻辑与法律治理——由华北J县一起警务案例展开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裂变不可避免地引发一定的社会纠纷,而突发群体性治安案件正是其表现之一。社会结构混乱造成的规范真空与控制失灵,以及群众法律意识的内卷化是当前存在的困境。为此,需要采取的法律治理措施为:建立健全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法律援助工作机制、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和社会风险疏导机制;完善国家治安管理和应急管理所需的法律规范体系,确保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实现良法善治;通过长期的法治教育系统工程,传递必要的法律知识、正确的法律观念给广大公民,以克服法律意识的内卷化。     

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认同“内卷化”现象的心理机制分析

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跨地域流动中需要主动进行文化适应和社会适应,增强其社会认同才能更好地融入内地城市生活。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动融入愿望受挫,就可能出现社会认同"内卷化"现象。社会认同"内卷化"是由于感受到城市社会排斥、民族偏见、阶层差异而导致心理受挫和相对剥夺感等激发之下形成的一种心理现象,是一种消极的社会认同。克服社会认同"内卷化"现象有助于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实现社会融入。     

基层公安机关信访维稳与维权困境解决路径探讨

稳定的社会秩序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社会发展和改革推进过程中,由于民众权利意识和心理的变化,社会涌现出各类合法非法信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信访压力,给维护社会稳定的基层公安工作带来了挑战。由于相关法律的不完善、考核机制的不科学和治理体制的不健全,公安派出所在信访维稳工作上出现难题,如工作机制不顺、工作强度增大、占用时间过多等。这些难题的存在,既阻碍了对违法问题的顺利解决,也影响了维稳工作的最终效果。只有完善相关法律,理顺工作机制,摆脱传统综合治理路径依赖,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才能使公安派出机关在维稳和维权方面实现平衡。     

“信访权”辨伪北大核心

信访权利论将官方的确认、德国宪法理论、宪法条文的推断、《信访条例》的颁布、"信访洪峰"的存在作为信访权成立的立论依据。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信访制度的主要法律文件从未确认"信访权";由于信访的主体是"人民"而非"公民",它并不能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公民权利;由宪法条文推断出的是"人民群众通过信访实现民主权利",而非"信访权";《信访条例》是行政法规,不是信访权成立的法律依据;作为结果的"信访洪峰"不能成为作为原因的信访制度权利化的依据。所以,信访权利论的立论依据是不成立的,因而其关于信访权权属性质的主张也是不成立的。信访权利论还面临着信访权客体无法确定、无法处理与相邻权利的关系、不能救济的理论困境和谋利型上访所带来的实践困境。因此,信访并非一种权利,而只是监督权的实现方式。     

涉诉信访终结机制探析

信访是我国目前处理社会热点、难点、尖锐问题及缓解社会矛盾的一种有效机制。但对于涉诉信访而言，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使其成为了目前司法实践中的一大课题。当下，最为必要的也许是，构建起有效的涉诉信访终结机制，以将涉诉信访纳入有序状态。     

“信访权”辨伪

信访权利论将官方的确认、德国宪法理论、宪法条文的推断、《信访条例》的颁布、"信访洪峰"的存在作为信访权成立的立论依据。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信访制度的主要法律文件从未确认"信访权";由于信访的主体是"人民"而非"公民",它并不能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公民权利;由宪法条文推断出的是"人民群众通过信访实现民主权利",而非"信访权";《信访条例》是行政法规,不是信访权成立的法律依据;作为结果的"信访洪峰"不能成为作为原因的信访制度权利化的依据。所以,信访权利论的立论依据是不成立的,因而其关于信访权权属性质的主张也是不成立的。信访权利论还面临着信访权客体无法确定、无法处理与相邻权利的关系、不能救济的理论困境和谋利型上访所带来的实践困境。因此,信访并非一种权利,而只是监督权的实现方式。     

涉诉信访制度的理性改进

涉诉信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救济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在实践中出现了异化倾向,引发诸多问题,如冲击司法解决纠纷的终局性,影响司法权威,妨碍社会和谐稳定。这些问题对我国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为此,必须通过改革,将涉诉信访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包括建立"诉"、"访"分离机制,改革与优化涉诉信访机构,构建涉诉信访的听证制度、终结机制、事后疏导机制、恶意信访惩戒机制等系列机制。涉诉信访改革还需要采取一些配套措施,包括推动诉讼程序改革,增强司法公信力;发挥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比较优势,实现诉讼案件的有序分流;培养法治意识,形成信法守法的社会氛围等。     

“社会结构理论”与回应型民间法——兼评“社会三元结构理论”对民间法研究的意义与局限

社会结构理论对于民间法研究具有意义。"社会的三元结构理论"试图突破国家与社会二分的传统理论框架,其目的是为民间法的生成和社会自治创设空间。但从本质上看,社会的三元结构理论并没有走出国家与社会的二分结构,因而其对民间法的意义就具有局限性。当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社会结构多元决定着"国家控制型"和"自治型"民间法与我们渐行渐远。既具有内在的独立品格、又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回应型"民间法是社会结构多元发展的必然结果。     

律师参与信访接待 化解涉法涉诉信访矛盾问题研究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律师参与信访接待、化解信访矛盾源自法治国家建设需要和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的现实必要。在当前司法公信力语境下,各地检察机关必须务实探索,在控告申诉检察工作中引入律师参与信访接待、化解涉法涉诉信访矛盾工作机制,将人民群众合理诉求纳入法治轨道。     

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内卷化及其矫正

"内卷化"概念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分析价值。当前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在"乡政村治"的政治背景、"差序格局"的社会背景和"自上而下"的政策背景之下,逐渐凸显出内卷化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复制式推广导致协商民主形式化、行政化干预导致协商民主无实效、分利型秩序导致协商民主缺动力。矫正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内卷化,具体可以从制度性建立、主体性提升、基础性发展等不同层面推进。     

官办非营利组织的内卷化研究——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例

本文对中国官办非营利组织的典型代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内卷化现象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深入探讨了其内卷化的表现形态和形成机理。通过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随着政府对义务教育公益的重新代入,援助义务教育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出现了组织的内卷化,即没有效益和发展的增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内卷化表现为四个方面:制度空间的边缘化、组织机构的官僚化、组织行为的策略化和功能作用的游离化。在自主与依赖之间的钟摆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内卷化的内在机理。本研究可为理解当代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变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偏差与路径修正北大核心CSSCI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各国行政改革中备受推崇的制度创新与政策工具,其目标指向是提升供给效率、维护公共利益、回应公共需求、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等。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有"内卷化"、"壁垒化"、"泛化"和"鸿沟化"等偏差,其表现是寻求受政府控制的承接者,地域、组织间人为设立购买屏障,政府借此卸责任、甩包袱和数字鸿沟大等。上述偏差由多重原因造成,其修正需要明晰政社边界,重建人、事关系;树立民生优先政绩观,促进多元互信;明确政府角色,完善购买制度;培育社会组织,重视城乡统筹。     

和谐社会语境中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研究

当前,涉法涉诉信访是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影响下,涉法涉诉信访传承至今.处于社会转型期是中国涉法涉诉信访高发的根本原因之一.缺乏对涉法涉诉信访行为的准确定性,制度建设滞后是当前涉法涉诉信访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应从实现涉法涉诉信访与法治的衔接入手,继续健全完善涉法涉诉信访处理机制,从而使社会主义法制社会更趋于完善和谐.     

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检察环节信访处置机制研究--以福州市检察机关涉检信访工作为例

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为检察机关参与和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契机.在社会管理创新境下,建立检察环节信访处置机制,必须确立以解决利益冲突为原则的思路,构建利益诉求的受理和反馈、利益协调和矛盾调处、利益分配和确定三个机制,健全和完善检察司法与调解的衔接、公开听证、司法救助、信访终结等制度,推动信访型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管理思想及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被提到国家治理的层面。尽管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具有本质的区别,但两者之间具有传承性和连续性。因而,对马克思经典作家社会管理理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管理思想,其中关于国家职能与社会管理、公共需求与社会管理、党的领导与社会管理、公共权力与社会管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管理等问题的研究,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理论资源。     

信访法治化的困境与出路

信访法治化是我国信访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信访表达渠道的高层级化、表现形式的非理性化、解决机制的非终结化、解决形式的“批条”化，表明我国信访法治化的进程尚处于立法虚置化的困境之中，而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公民对信访的依赖情结、信访权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现有的信访考核机制所致。要摆脱我国目前信访法治化面临的困境，必须在法治框架内建立畅通的信访渠道、科学的信访分类管理制度、有效的信访终结制度，最终还必须依赖于权力和权利的依法行使。     

创新信访维稳机制 构建基层政府“安全阀”——以成都市成华区的信访维稳工作实践探索为实证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也是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易发多发期。基层政府是上级政府决策的具体执行者和基层民众的直接服务者,处在社会矛盾交织的中心枢纽和社会矛盾调处的前沿阵地。信访维稳成为基层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文章从调查分析成华区创新基层信访维稳机制的实践探索着手,研究从根本上更好地防范、化解、减少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方法与途径,为基层政府探索构建社会"安全阀"提供经验借鉴与实证参考。     

涉诉信访的理论思考与现实出路

信访制度作为我国特有的政治治理模式,有着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在当下中国,信访制度仍然有其不可或缺的功能价值。其中的涉诉信访成因不一而足,诉求十分复杂,处理方式十分混乱。有碍法治进程的涉诉信访面临着无法合理排除的质疑,有必要实现诉访分离。从当前来看,应当落实诉访分离,健全涉诉信访处理机制;完善涉诉信访档案化管理,推动涉诉信访类型化处理;健全涉诉信访监督机制,促进涉诉信访处理公开。从长远来看,要加强司法队伍,提高办案质量;改革和完善司法程序,切实解决"起诉难"、"再审难"和"执行难"等问题;健全司法监督机制,促进司法程序公开透明;培养公民的法治意识,确立社会的法治信仰。总的目的是将涉诉信访纳入法制轨道依法终结。     

新时代完善信访体制机制研究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矛盾新要求,对于信访工作来说,我们应该厘清长期以来信访中存在的困境与困惑,积极推进信访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信访体制机制。本文从近年来信访的现状及困境入手,在对信访功能进行明确定位的基础上,在"顶层设计"方面提出完善信访体制机制的措施,在"基层探索"方面提出加强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机制建设,强化源头治理,减少社会矛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