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警察权的纪律规制

随着现代社会公共管理需求的增加,警察群体开始扩大,警察权力也逐渐膨胀。作为一种直接与国家强制力相连的公共权力,警察权更加具有异化的倾向,现实中也屡屡出现问题。然而,关于警察权的立法和规制制度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揠苗助长的方式显然会导致粗制滥造的法律和制度,对警察权的运行反而影响不良。在这样的背景下,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以纪律的形式规制了警察权的行使,也为立法和制度建设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然而,单纯的纪律条令尚不足以取得良好的规制效果,还需要相关立法的衔接和完善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警察权的法律规制与司法控制

警察权的正负效应告诉我们,既要积极发挥警察权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保证公共安全的预期效果;又必须对警察权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约束。对警察权进行控制应遵循法律规制原则、比例原则和司法控制原则。     

警察权的行使及其规制

警察权是国家执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警察权是把双刃剑,具有利害双重性。既要充分发挥警察权的预期效果,又要抑制警察权的负效应。对警察权的规制要遵行法律规制原则、私权保障原则和程序正义原则。     

法治视野下警察权的滥用与控制

由于缺乏监督与控制、警务管理体制不健全等原因,使得警察权在行使中出现滥用。对警察权进行控制,既不是要分警察的权,也不是限制警察权,而是遵循行政法的"比例原则",将警察权纳入法律的轨道,促进警察权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行使,努力达致既能有效保障公民权,又能使警察权高效运行以维持社会秩序。     

人权对弈警察权——兼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警察权的规制

人权与警察权的冲突是法理上自由价值与秩序价值冲突的客观反映。治安管理处罚法设置程序规范来制约警察权力;增设执法监督专章,防范权力滥用,但该章设计较为粗糙,使得监督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     

社会转型期的警察权配置研究

一个社会的警察权配置是由这个社会在进行社会控制时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即公共秩序价值和个人自由价值的选择。秩序和自由不仅是一种对立关系,还应当是一种动态平衡下的统一关系。在社会转型期,秩序和自由的冲突更加剧烈,因而两者平衡和统一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必须选择并采取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障自由的秩序维护方式,使公民自由受到最小的限制;在维护自由价值时,必须为公权力保留最起码的能够有效维护和控制秩序的权力。社会转型对警察权配置提出了总体上的要求：应当对警察权加以控制,而不是简单地削减警察权的行使范围。其具体实施方式是：应当以维护秩序的最低需要为标准调整警察权力的范围,以自由价值的满足为出发点控制警察权。但是,为使警察权得以良好、有效地运行,因而当前应当注重警察权威的塑造。     

论我国警察权控制模式的完善

从对＂警察＂词源的发展的研究来看,对警察权的法律控制存在很大的困难。借鉴国外警察权控制的经验,我国应从立法、警察负责制、警察职能、警察权行使救济机制以及警察培训内容这五个方面完善警察权控制体系。     

疫情防控下公安机关警察权的应急规制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公安机关警察权规制,呈现出扩张性、秩序强力恢复性、内卫性的特点。疫情的骤然而至,我国应急管理的体制机制法制存在的短板对公安机关警察权的应急规制产生直接影响。文章建议公安民警增强人权意识,对紧急状态下的警察权进行分类规制,以《人民警察法》修改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公安机关警察权的应急规制。     

紧急状态下警察权的重构

紧急状态意指社会失序状态,其危害性使警察权的行使成为必要,紧急状态下的警察权因其在特定的背景下行使而具有独特性,为确保紧急状态下的警察权发挥真正作用,必须根据其自身特征,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规范。     

反恐维稳视角下我国警察权的行使和有效规制

警察权来源于国家与人民,担负维护国家和民众安全之责。为了维护公民的私权利,需要合理限制警察权,使警察权在最小侵犯公民私权利的状态下运行。针对当前我国暴恐事件高发、维稳形势严峻的局面,又需要强有力的警察权对社会进行有效管控,由此,警察权一度陷入面对私权时的强大与面对暴恐时的弱小并存的悖论。积极寻求警察权在反恐维稳形势下的正确行使与有效规制的合理状态,不仅要尽快落实《反恐怖主义法》,加强反暴恐形势下的警察权,同时,还要合理规制警察权,压缩暴恐活动的土壤和空间。     

治安辅警身份与执法权限的法理分析

从行政法、刑法角度明确治安辅警的法律身份,可使其名正言顺地执法,同时也可以追究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渎职行为的刑事责任,以及追究行政相对人妨害其从事公务的刑事责任。治安辅警执法权是指区别于行政执法、授权执法和委派执法,作为治安辅助力量接受公安机关委托,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在公安人员带领、掌控或经请示同意的情况下,对相对人共同或单独行使的特定辅助执法权限。     

学科增定背景下的警察法学解构与重构

多年来,我国警察法学研究进路虽时有调整但学科发展亦日趋繁荣。在公安学（警察学）已确定为法学门类下一级学科的前提下,警察法学归属于法学和公安学（警察学）的二级交叉学科独立生存和发展,既体现了学科的历史传承性,又为自身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拓展了发展空间。按照这样的学科定位,警察法学的研究对象应当界定为警察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就学科体系而言,警察法学应当包括警察法学基础理论、警察组织法等七部分内容。     

警察权控制研究问题思考

控制警察权、尊重与保障人权是法治国家的要求,在控制警察权的研究中成果颇多,对警察权的规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时下关于警察权控制的研究也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学术研究功效的发挥。为此,应对警察权控制研究进行反思,明确警察权控制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控制方法的规则。     

警察权的警察法学构建

警察法学是以警察法为对象,研究其法律规范、体系、作用以及发展规律的法学学科,而警察法则是所有调整国家警察机关在行使警察权力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应当确立警察权在警察法学基础理论中的独立地位,同时构建警察权的理论体系,包括其权力的内部结构、外部结构和法律结构。内部结构是警察权的构成要素:法律要素、主体要素和职责要素;外部结构是权力的种属结构,即权力可分为:总权力、类权力、权力项;法律结构分为三层:即《人民警察法》、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实施细则。     

完善警察执法法律保障--中外警察执法保障法律比较

加强警察执法保障、减少警察公务伤亡历来是世界各国警界致力探究的课题,而其中保障立法完善和执法有力又是不可或缺的环节.通过对我国警察执法法律保障的现状分析及其与外国警察法律的比较研究,可为推动我国警察执法保障的立法完备尽力.     

我国实定法上的警察含义——兼议我国《人民警察法》的修改

对警察含义的研究是警察学和警察法学的研究基础。警察含义有学理上的警察含义与实定法上的警察含义之分。实定法上的警察含义是动态的,其内容取决于宪法、警察组织法以及社会发展的需求。我国《人民警察法》上的警察含义与《人民警察条例》上的警察含义相比有较大的变化和发展。应以学理上的警察含义为基础,考察动态的实定法上的警察含义,以探究我国警察组织法的发展方向和警察问题解决的途径。     

论法治社会中的警察权

警察权在一个社会中的实际运作状态,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这个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关系,即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的缩小,警察权的滥用往往使公民权化为乌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一项基本的治国方略。在法治条件下,为保障公民的权利,应以法治的理念重新审视警察权,并应以法治的原则和观念指导警察权的设立和行使。     

警察权力制约的若干“瓶颈”分析

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 ,加强对警察权力的监督 ,本是法治社会下对警察权的行政本质深刻认识的结果。但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稳定压倒一切”的当代中国 ,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的发展却面临着诸多“瓶颈” :司法权控制警察权与社会学、管理学、司法机关的工作实践和法治社会的必备条件以及当代中国国情等宏观因素存在着冲突之处 ,这些冲突之处又反过来阻碍着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的进一步推行。     

论交通民警执勤执法时的安全防护措施

近年来,全国交通民警在执勤过程中因公牺牲的案件每年都有发生,究其原因,虽然有道路环境和车辆驾驶员严重违法行为方面的因素,但主要还是与民警自身安全防护意识不强、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有关。本文在分析交通民警执勤时发生安全问题原因的基础上,主要论述了在日常执勤、勘查事故现场、渠化分流车辆、执行堵截任务等四种情况下交通民警应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     

论警察执法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现阶段,警察执法活动中存在的违法乱纪问题已成为一个社会焦点,而建立和完善警察执法监督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笔者从我国现行警察执法监督机制的特点入手,剖析了目前警察执法监督机制存在的重大缺陷,总结了新的历史时期对警察执法监督机制的要求,最终提出了建立、健全警察执法监督机制的一些可行性措施,以求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警察执法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