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毛泽东与延安文艺"三境界"

在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中,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的延安文艺,经历了民族化、大众化、中国化的“艺术境界”、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境界”和“人民大众文艺的新境界”。毛泽东则是延安文艺“三境界”的“引领者”。探讨我党指导延安文艺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毛泽东延安三留萧军

1940年6月14日,萧军第二次来到了延安。萧军一到延安,即担任了“文艺月会”干事、《文艺月报》编辑、“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及《鲁迅研究丛刊》主编,还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党和同志们的信任,使萧军满怀激情,愉快地投入到延安的革命文艺工作中     

延安中央医院里的“洋大夫”（上）

1939年11月12日，毅然率领一支医疗队来延安参加抗日的著名医生、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抢救伤员时不幸中毒逝世。毛泽东主席于1939年12月21日写下了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赞扬了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而此后，还有经宋庆龄介绍来延安的印尼籍德国共产党人毕道文、由斯大林派来延安的苏联人阿洛夫、毅然串公谊会医疗队来延安的英国人叶彼得、新西兰人葛礼馥、英国人许岩礼夫妇、美国人斯坦莉小姐（护士）、     

“延安命题”期待当代回答

70年前的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毛泽东所作讲话，引来与会者热烈掌声。 当年，面对4万多怀抱报国激情汇聚延安的文化青年，面对他们与现实接触不多、对群众“不熟、不懂”等种种问题，毛泽东以高超的理论智慧，厘清了“文艺与时代”，“文艺与生活”“文艺与大众”等基本问题。     

1945年彭德怀挨批始末

1945年2月至7月之间，中共七大召开之前和之后，在延安同时召开了一次前后共43天的“华北座谈会”，亦即“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的座淡会”。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人，大会推选薄一波为主席。     

崭新的天地 崭新的文艺——读《延安文艺运动纪盛》

不久前,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5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读到艾克恩同志新近编纂出版的《延安文艺运动纪盛》一书。艾克恩同志是陕西米脂人,是在陕北这块革命老根据地土生土长,靠延安的小米哺育和延安精神鼓舞成长起来的“陕北娃”。40多年来,他由于受到延安革命文艺的熏陶和感染,走上革命道路,一直热爱和从事着党的文艺工作。1980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艾克恩同志怀着要“对得起英烈先辈,对得起子孙后     

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人员考订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毛泽东曾约请当时延安部分文艺家进行了交流。由于延安文艺座谈会需要解决的是整个延安文艺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因此,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必须有代表性。当时延安文艺界的总体情况可以用两个阵营、三大系统、四个山头来概括。所谓两个阵营,就是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延安有成就的文艺家都集中在这两个单位。对此周扬曾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鲁艺”这派“要歌颂光明”,“‘文抗’的人就看不惯,要暴露黑暗”…     

从“奔赴延安”到“以人民为中心”——延安文艺座谈会影响下的延安美术北大核心CSSCI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追求进步的美术工作者们怀着朴素的革命情怀,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陆续奔赴延安。但其中不少人对美术工作要为谁服务、服务什么、怎么服务等问题还存在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跟不上延安文艺发展进步的要求。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成为了延安美术发展的分水岭,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及时纠正了当时延安美术界的一些不良倾向,促使广大美术工作者在我是谁、为了谁、怎么为等方面发生重要转变:一是推动了其自身的革命化改造,从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艺术家”逐步转变成为革命服务的“文艺战士”;二是正确认识美术创作的服务对象,重塑了美术工作者与其工作任务之间的联系;三是紧密围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美术创作实践从内容到形式都开始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毛泽东三留萧军

一 1940年6月14日,萧军第二次来到延安,担任“文艺月会”干事、《文艺月报》编辑、“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及《鲁迅研究丛刊》主编,还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党和同志们的信任,使萧军满怀激情,愉快地投入到延安的革命文艺工作中去。 时间仅仅过了一年,1941年7月间,萧军产生了离开延安到重庆的念头。为此,他特意到毛泽东那儿辞行。如何向毛主席开口呢?一路上,萧军心情极为矛盾,在延安与毛泽东初次相会的情景像电影一样清晰地展现在脑海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萧军从大上海一路辗转,于1938年2月间流亡到了山西临汾。在     

说点毛泽东领导文艺工作和新闻工作的情况

在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前后，党内分工，他都是管文艺工作与新闻工作的。我在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懈放日报》做过副刊编辑，毛泽东领导文艺工作与新闻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简单说点。     

习近平：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     

“圣地同欢·祝福祖国”合唱音乐会在遵义举行

9月12日至14日，由省委宣传部、遵义市委等主办，遵义市委宣传部、贵州电视台文艺中心等承办的“圣地同欢·祝福祖国”红色圣地革命老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红色经典歌曲合唱音乐会在遵义举行，来自延安、西柏坡、嘉兴、百色等革命老区的26支队伍1500人参赛。     

“延安五老”的最后岁月

“延安五老”，指的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人。“延安五老”这一称谓，缘自朱德总司令1942年写的《游南泥湾》一诗，诗中有“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等句。诗传开后，“延安五老”便在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中叫响了。     

毛泽东与延安文艺界的深厚友谊

延安时期，毛泽东与文艺界朋友有着亲密的交往，对文艺工作者的许多根本问题给予了明确的指示。丁玲等人发起的陕北第一个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成立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参加，毛泽东还作了重要讲话，指出：“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     

辛亥革命九十周年感言

这些年来，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常有不少人提及1945年7月在延安毛泽东主席同黄炎培先生关于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期律的对话。因此，许多党员、干部对这段对话比较熟悉，并从中受到了教益。其实，在党外高层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中，担心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这周期律的，不仅是黄炎培先生，还有其他人。这当中，记入史册的就有傅作义将军。傅作义将军曾同中共代表戎子和同志对话时，也说过与黄炎培先生相类似的话，由于很少人提及，知道它的具体内容的也不多。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傅作义将军同中共代表戎子和…     

东北解放战争中的鲁艺文工团

1945年8·15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被誉为革命文艺摇篮的“延安鲁艺”（全称为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于1946年秋经张家口并绕道内蒙草原到达了哈尔滨。由于国民党大举进攻我解放区，在东北局的安排下，“鲁艺”继续向北撤退至当时的后方城市——佳木斯，并入东北大学，成为东大的鲁艺文学院（院长肖军，副院长吕骥、张庚）。     

魂系中国的罗别愁

1946年5月，罗别愁乘飞机到达上海，“联总”随即把她派往太原工作。但在太原她认为“不能做到”她“要做的事情”，于是“坚决要求”派她“到延安或烟台去”。经她一再“尽力争取”，上海“联总”办事处终于批准她到延安去。但去延安意味着主动放弃“联总”对她的照顾，并且要经受生活上的严峻考验，可意志坚强的罗别愁认为，“这一切算不了什么”．     

为澄清一个史实致廖志高同志

读了你的文章《返回延安,参加七大》,许多问题不能解释,只好请你给个回答。 你说,在“抢救运动”中,“王濮安、张宣等人乱说,把四川地下党说成假党”,所以害得你“接受审查,纠缠很久……”。本人张宣当时的确在延安,也遭到了“审查”、“抢救”。我不知道     

酱香武陵，献礼祖国六十华诞

1945年3月28日，毛泽东、朱德及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负责人亲临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在这里向一位“自辛亥以来……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的“革命老战士”的六十寿辰表达了最真诚的祝贺。这位老战士，就是正逢虚龄六十，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     

毛泽东与他的农民朋友

在延安，流传着毛泽东、朱德和农民杨步浩交往的佳话。要了解伟大领袖与普通农民的深情厚谊，先得从“代耕”说起。代耕在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都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参加生产，而且要完成一定的任务。这事被延安县川口区六乡石家畔农民杨步浩知道后，主动要求为毛主席、朱总司令代耕，每年代他们交一石小麦(300斤)。杨步浩为什么要为他们代耕呢?杨步浩老家是陕北横山县人，民国十八年(1929年)陕北遭了大旱灾，为了活命，全家背井离乡逃荒讨饭到延安县石家畔落户。父亲和两个女儿被活活饿死了，为葬父又背上了地主的驴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