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反腐败的对策及现状分析

权力与腐败具有"天然勾连"的特征,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抑制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高薪养廉"等具体举措仅是这个系统工程中可以考虑的一种制度安排。权力来源于权利的性质决定了权利能够制约权力,即法治才是抑制腐败的最为有效的措施。当前,要通过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法治能力,在现阶段,应当有效增强立法能力、司法能力、执法能力和监督能力。     

卡死“会员卡腐败”

不久前,中纪委决定向自我开刀,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中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没想到,这场纪委内部的自我清查行动大受"欢迎",科技部、体育总局等部门也及时开展了类似活动。清理会员卡,真正指向的其实是"隐秘腐败"。随着国家打击腐败犯罪力度的加大,直接收受财物或银行转账等"传统"贪腐形式逐渐被摒弃,那些蒙着神秘面纱的高级会所则成为腐败官员权力寻     

警惕“腐败网”

从发生的腐败窝案、串案看，在一些地方，腐败分子为了腐败的便利和安全，往往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包括组织同学会、同乡会方式，结成“腐败网”。其表现是：权力网。一些腐败分子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相互勾结，相互利用，我用手中权力为你办事，你用手中的权力为我谋私，既可利益均沾，又可以互相掩护。人情网。一些干部不讲原则和党性，只讲人情关系。只要是关系户，无论公事私事，不管是不是符合规定，一律开绿灯。家族网。一些干部借助亲戚关系编织家族网。已经“发达”的利用手中权力专门提携家族网内的人，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权力不能失去监督——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心理分析

正现代社会中,"腐败"一词一般是指权力腐败。有权力者走向腐败,来自腐败心理。由于受社会大背景和客观环境,以及自身素质、家庭因素的影响,一些党员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由种种不健康心理滋生出腐败心理,导致腐败行为发生。而不同的权力主体在走向腐败的渐进过程中往往有不同的心路历程,如弄权心理、贪欲心理、享乐心理、失衡心理、侥幸心理、规避心理、无所谓心理、从众心理、期权心理、造福子孙心理等。其中弄权心理是落马官员走向腐败的重要诱因和根源。     

法定权力与权力法治

眼下，无论是行政管理中的腐败、司法腐败还是执法乃至立法活动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归根结底都不外各种法律授予的权力的腐败，例如行政管理权的腐败、司法权的腐败，等等。对此权力腐败，应取何种对策？一些学者提出了权力的监督、权力的制约、权力的罢免等遏制措施，我们认为，对此系列措施的动态化运作，实质上是一个法定权力的法治化问题。一、法定权力与权力法治化的概念诠释法定权力，指特定的机构或者个人根据法律、法规授权获得的、对确定范围内的人与事的支配、影响能力。所谓法定，首先指宪法的规定，包括依据宪法精神制定的法律、…     

刑事审判活动中的法官酌处权

法官酌处权,是指法律授权审判机关的审判人员,在一定条件下酌情决定是否采取行动和采取何种行动的权力。在刑事审判活动中的法官酌处权,主要指法律授权审判人员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斟酌案情,裁量刑罚的权力。法律对这些条件和范围不做具体规定,只做原则限制,而留给法官以裁量的余地,如立法中表现为一些意义抽象的术语和法律制度,如“可     

权力·市场·腐败关系探析

腐败作为一种世界文明的社会公害,其实质是以权谋私。腐败滋生蔓延的根源不能归咎于权力与市场之间存在联系,更不能简单地加罪于权力进入市场。因为政府权力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市场失灵的缺陷离不开国家权力的干预。权力的商品化才是腐败的内在根源,所以必须确切定位市场经济中的权力,按权力限度原则和法制规范原则设定权力的边界,在转变政府职能和防止权力腐败的基础上建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李永忠:构建反腐败国家立法

反腐败立法工作必须以"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为原点,以权力结构改革为核心,构建防治腐败的制度铁笼子。一是加强反腐败的战略规划,确立权力结构改革原则。制度建设涉及党和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但核心是权力结构问题,即以权力结构为核心的党和国家制度改革问题。二是提高制度耦合力,形成不敢腐、不     

扼制银行高层的腐败动机

根据腐败主体以及腐败的基本特征,可以把我国金融腐败(或国有银行机构中的腐败)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可以称为权力干预型金融腐败,其主体是政府机关的党政领导干部。由于国有银行的所有制性质以及原来的机构设置特点,党政领导干部可以通过手中的权力直接干预、操控金融机构的决策,例如,“写条子”、“打招呼”甚至直接命令银行贷款给某个国有企业,投资某个项目,为别的机构提供商业担保等等。凡此种种,都酿成了大量的腐败行为。自1994年初财税体制改革以来,应该说,这类金融腐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第二类金融腐败可以称为道德损害型,…     

对权力运行要实行全过程监督

权力有双重性。正确用权，权力就是为社会和人民谋利益的工具；错误用权，权力就会变成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权力运行中失去监督，就可能产生腐败。笔者认为，产生权力腐败的原因大致有下列几种情况：一是设权失当。有的是党政不分，职责不清；有的是党政交叉任职，有利益的事争着管，没好处的事避之不及，造成管理上的空当；有的是因人设职，重复设职；有的是权力过于集中，一把手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个人说了算。二是授权失误。某些人本来“当官”的动机就不纯，一旦得到权力，便会为所欲为，干以权谋私的事。授权失误或用人失察，不仅种…     

腐败与反腐败的法经济学分析

利益最大化原则是每个权力主体追求的目标,权力主体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就有可能将手中的权力谋取额外收益,进行违法违纪和违背党的宗旨的腐败行为。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市场化交换。当法制不完善、腐败惩治机制存在一定漏洞时,政府当局严厉的反腐政策在短期之内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腐败政策也因此陷入两难困境。遏制腐败的方式各种各样,而制度反腐败是其中的重要方式,即较高水平的制度化能够防止腐败,以非正式制度创新制约腐败也是一种不错的举措。     

再论权力腐败的法律制约

权力腐败是权力的非责任化和权力的权利化。权力腐败的本质是剥削 ,这种剥削是通过追求最大化的“非生产性利润”而形成权力资本实现的。遏制腐败 ,可以从权力成为“寻租”、“设租”对象的诱因 ,即权力不当干预或进入市场 ,导致权钱交易腐败现象恶性发作上去认识。也可以从经济分析法学的角度 ,即通过成本分析进行遏制 ,因为权力腐败都是需要承担风险和支付成本的 ,只有国家法治措施达到腐败成本大于腐败收益时 ,才能有效预防和遏制权力的腐败。     

警惕"亚腐败"

当前,在一般的作风问题和严重的腐败行为之间,存在着一 些比作风问题严重,但还够不上腐败的"亚腐败"现象:在权力的 廉洁状态和腐败状态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尚未达到触犯刑律的地 步,但权力本身却又并不那么干净的空间。"亚腐败"作为腐败的 "边缘地带",是干部作风问题得不到及时纠正的必然结果,是诱 发严重腐败行为的温床,也是反腐败斗争遇到的新课题,必须引 起各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     

腐败与反腐败的法经济学分析

利益最大化原则是每个权力主体追求的目标，权力主体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就有可能将手中的权力谋取额外收益，进行违法违纪和违背党的宗旨的腐败行为。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市场化交换。当法制不完善、腐败惩治机制存在一定漏洞时，政府当局严厉的反腐政策在短期之内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腐败政策也因此陷入两难困境。遏制腐败的方式各种各样，而制度反腐败是其中的重要方式，即较高水平的制度化能够防止腐败，以非正式制度创新制约腐败也是一种不错的举措。     

清除腐败赖品德———兼论法律作用的有限性

腐败有掌权者腐败和机构腐败之分。掌权者腐败具有“行为的个别性”和“明显的不合理性”的特点。机构腐败也有两个显著特点：（1）它是机关行为或一定权力系统的行为,没有具体的责任人;（2）它的不合理性不十分明显,人们对它常常不能形成稳定一致的是非评价。由于腐败与执法的同源性、权力的不受惩罚性、反腐败的法令只能由不腐败的权力创制等原因,对腐败无法像对其他犯罪那样通过严格执法来实现治理目标。在民主政治下,根治腐败的根本出路是贯彻品德原则,建立对官员的品德评价系统。品德评价系统是依据品德标准对公职人员实施辞退、罢免、撤换的政治评价系统。这个系统由执法权自洁系统、监督系统和以公众为力量源泉的基础系统等构成。     

“家族式腐败”正盛行

近年来,"全家腐"的家族式腐败逐渐成为腐败的又一特点. 从已经查处的大案要案来看,腐败分子往往不是孤立的,有的是夫妻帮,有的是父子兵,更有甚者全家齐上阵.这是因为腐败分子的胃口越来越大,已经不满足简单的权钱交易,而是要提高权力的附加值,让自己的亲属利益均沾.     

治“腐”重在治“人”——对权力与腐败关系的再审视

本文试从腐败、公共权力、公共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角度探讨腐败的成因,认为腐败并非是公共权力的腐败,而是公共权力主体的腐败。公共权力不可能自发导致腐败,腐败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公共权力主体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从根源上预防和遏制腐败,就要从教育、法制、监督的配套机制中加强对公共权力主体的治理。     

论反腐倡廉与权力制约

本文从腐败的五种形式说明反腐败的重要性。而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必须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文章从权力制约的理论渊源及其应用来说明权力没有监督制约必将导致腐败，提出了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三道防线和三条原则，以及如何完善权力监督机制的建议。     

走好国有企业廉洁风险防控“四步棋”

正廉洁风险防控工作是有效预防腐败的切入点,对于建设适合国有企业特点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具有积极作用。近几年来,中铁置业集团公司纪委积极探索国有企业廉洁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并从实践中归纳提炼出加强国有企业廉洁风险防控的"四步棋"。排查工作到位加强廉洁风险防控,首先要把准权力运行的脉搏,找准定实廉洁风险,唯此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予以防控。     

对行政责任归责原则

当今时代,"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基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以及"有权利必有救济"等原则已经成为民主法治国家的必然特征,它们构成了行政权力的根本源泉与限制,由于责任是行政权力运行的必然约束,不受约束的权力会导致腐败,因而这些原则也确立了行政责任的理论基础。其中,归责原则作为法的规范功能的集中体现,指导着具体法规范的制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行政责任的归责原则是行政责任理论的核心,所以这些原则也顺应着法治控权等理念。纵观法制发展史,沿着民事责任归责原则演进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归责原则发展的进程,也就标志着民事责任制度发展的进程,民事责任制度的发展就是以归责原则为基本线索而展开的。但与民法学界关于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研究的繁荣局面相比,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责任归责原则的研究则相对滞后。如何确立行政责任的归责原则以及应确立哪几种行政责任的归责原则,目前尚没有通说,这与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严重相悖。因此,本文将借鉴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研究成果,总结行政责任可以采用的几种归责原则,最终提出我国适宜采取的归责原则体系,即建立一个包括过错、违法为原则,兼顾严格责任、公平责任等归责原则在内的多元化归责原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