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转移、问题转移与范式转移--关于霸权解释模式的探索

本文试图从权力转移、问题转移、范式转移的角度分析当前的世界转型及美国霸权,探索解释霸权的理论模式。本文首先论述了当前权力转移、问题转移的种种表现及其影响,指出权力转移既给予美国独占鳌头的机会,也埋下了美国相对衰落的根源;问题转移赋予了美国巨大的塑造空间,也给美国霸权地位提出了长远观之堪称严峻的挑战。文章认为,美国的霸权战略范式有了转移的必要,解释霸权的理论范式也有了转移的必要,如何看待由权力转移和问题转移所引发的范式转移成为解释美国霸权的重要思路。文章还对美国霸权的既有理论范式进行分析,认为解释美国霸权,应以新现实主义的权力分析为基底、融合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分析和建构主义的观念分析,从而确定一种综合解释模式。     

中国国家间关系的构建:从“天下”到国际秩序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会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是目前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重点问题。无论是学者还是政策制定者,很多人担心中国会回归过去的朝贡制度体系并以此作为其国际关系组织原则。本文以讨论王赓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为起点,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来检讨中国的国际关系组织原则。本文强调,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体系和行为必须首先找到一个适合于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简单地使用从西方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话语体系往往使人误入歧途。本文试图重新定义权力的概念,表明国际关系并不总是一种零和游戏,其性质取决于国家间权力关系的不同体现形式。从权力是一种非零和游戏的观点出发,本文讨论了中国是如何从历史上的朝贡制度原则转型到今天的国际关系原则的,以及朝贡制度中的开放原则又是如何体现在全球化和开放性区域主义原则中的。     

权力转移与风险态度——美国智库对华技术竞争的策略分析

由权力变化所引发的国际体系变迁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然而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崛起国改变国际规则及体系的意愿和行为,较少讨论主导国当面对崛起国权力增长时,其改变现有规则的动机和策略.文章引入经济学的风险态度理论,探索作为主导国的美国在应对中国技术崛起时,改变现有规则的倾向性(风险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文章首先以预期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为基础建立理论模型,试图解释中国技术能力的发展如何影响美国精英对中国风险态度.其次对美国主流智库从2000到2020年所出版的共计301份有关中国技术发展的完整报告进行系统编码,通过编码数据来检验该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美国智库对中国发展技术背后的意图、两国技术能力对比、中国技术所影响的领域三个方面的认知,会从现实主义权力逻辑的角度对美方的风险态度产生明确影响.然而,中国技术发展速度、自主程度以及政策优势,虽然对美方风险态度存在显著影响,但相关影响反而遵循自由主义的合作逻辑.上述发现较好地解释了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政策逻辑,同时也拓展了现有有关权力转移与大国冲突理论,以及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相关理论.文章对于把握当前美国政府对华决策走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制人与制于人——德国价值链权力与双边政治关系

为探讨在区域及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德国制衡哪些国家,又受到哪些国家的制约,以及主要上游国家和重要市场的身份赋予德国怎样的政治影响力,本文将价值链权力分为上游权力、下游权力和市场权力三类,提出一种综合考虑相互依赖程度和国家可替代性的价值链权力测算方式。测算结果表明,欧盟尤其是中东欧国家是德国价值链权力的主要势力范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盟单一市场对德国的重要性有所减弱,但德国内需市场对欧盟的重要性却有增强趋势。美国和中国是目前唯二对德价值链权力持续大于德国对其价值链权力的国家。其中,美国稳居对德价值链权力首位,从上游“卡脖子”和广阔的内需市场是美对德两大潜在“杀手锏”;中国对德价值链权力不断强化,但德国对华价值链权力却日渐衰颓,包括一些德国传统优势制造业行业;德国是俄罗斯重要的上游、下游国家和大市场,但近年来中国对俄罗斯的价值链权力显著攀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和广义矩估计模型的实证检验表明,德国的上游和市场权力越强,他国与德国双边政治关系越密切,这一效应主要存在于德国与非欧盟国家和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之间。     

东亚结构变迁与中日关系:权力转移理论视角

本文对权力转移理论加以扩展,区分实力与政治权力,并探讨了全球层级体系和区域层级体系并存的情形。借助这一扩展的权力转移理论框架,本文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的实力格局和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中日对东亚政治权力格局态度的变迁,以及前两项对中日关系和东亚区域稳定的影响,并讨论了美国面对中国崛起而采取的对日战略。本文认为,中国崛起所导致的中日两国间的权力转移有利于东亚稳定,但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东亚区域层级体系的态度逐渐由满意转变为不满意,给东亚稳定带来不确定性。本文指出,中国在全面推进与日本的战略互惠关系时,不应在日本"入常"、领土主权等争议上轻易妥协,而应承担起东亚领导者的角色,同时尽可能避免在美国的认知中成为挑战者。     

美国的世界秩序观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Ⅰ)

本文从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入手,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尝试为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建立一个多国的、宏观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美国从世纪之交就开始谋求在东亚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权力政治的新的国际秩序,这是美国从建国之初就萌生的改造国际秩序思想的延续;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是美国不断推行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美国新的国际秩序思想集中体现在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上;从30年代初直至二战结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可以被视为美国捍卫、中国认同、日本挑战华盛顿体系的过程;战后初期美国试图建立的东亚国际秩序不过是华盛顿体系的修正版;华盛顿体系并非仅仅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相反在很多方面有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美国的世界秩序观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Ⅱ)

本文从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入手,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尝试为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建立一个多国的、宏观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美国从世纪之交就开始谋求在东亚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权力政治的新的国际秩序,这是美国从建国之初就萌生的改造国际秩序思想的延续;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是美国不断推行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美国新的国际秩序思想集中体现在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上;从30年代初直至二战结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可以被视为美国捍卫、中国认同、日本挑战华盛顿体系的过程;战后初期美国试图建立的东亚国际秩序不过是华盛顿体系的修正版;华盛顿体系并非仅仅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相反在很多方面有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权力交替:对中美关系周期性波动的一种解释

本文通过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因素、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的分析,提出了解释美国对华政策周期性波动的一种模式--权力交替模式,并检验了这一模式的效用:在过去30年中,总统的权力交替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周期性变量,而国会的权力交替则不时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干扰性因素,这在未来亦可能是这样.     

越南武力统一的“复合权力结构”探析——兼论其对中国和平统一的启示

1976年越南武力统一的实现不单是因为美国从越南的撤军,也是复合权力结构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通过对越南统一问题中全球硬权力结构、全球软权力结构、地区硬权力结构、地区软权力结构、国家硬权力结构以及国家软权力结构六个因素的比较分析,离析出了武力统一模式的重要因素"同质性复合权力结构",以及武力统一模式的关键因素"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从而论证复合权力结构影响越南武力统一进程的研究假设。该结论对中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推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美国"意象"的由来

近一个时期以来,在美国甚嚣尘上“中国威胁”论并非只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或者多数美国人对中国问题缺乏了解,而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一种必然反应。“中国崛起”及随之而来的美国的“中国威胁意象”,既与美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独特的地位有关,也同美国在中国问题上传统所坚持的“价值、利益和政治”所驱动的政策需要紧密相联。这种“意象”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因素关系较少,而更多地与美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相关联。     

权力分享与美国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政策选择

权力分享视角有助于揭示霸权国是否,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会接受新兴国家的权力增长要求。认同、扶持和退让是权力分享的基本模式。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政策选择便是一种国际权力分享行为。安理会的决策程序和理事国的双重地位为美国实施权力分享提供了动机。支持与之具有相近投票倾向的国家进入安理会,被美国视为提高决策能力的手段。同时,面对主要竞争对手的压力,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选择扶持和退让,也成为美国构建均势、维护霸权的可能的政策选择。     

从军事演习看美国东南亚政策的新变化

本文通过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与东南亚国家举行的军事演习,认为美国的东南亚政策发生了新的变化,即试图在该地区恢复和加强军事存在,将东南亚国家纳入美国全球反恐体系,并介入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南海争端.这给东南亚及其周边地区带来了不安和影响.     

不对称结构和本体性安全视角下的中缅关系：依赖与偏离

当前缅甸政治转型对中缅关系带来的影响已成为国内外不少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试图从不对称权力结构和本体性安全的视角，对中缅双边关系的历史与现实进行理论探索，分析缅甸对中国产生依赖性与离心力的结构限制。本文认为，缅甸对中国形成既依赖又偏离的两种倾向是由中缅不对称结构关系决定的，在此结构下缅甸对自身本体性安全的关注起着关键作用。因而，政治转型后的缅甸在对中国的依赖与偏离的博弈中孰强孰弱，主要取决于不对称权力结构中缅甸的本体性安全是否能得到充分保障。     

试析美国总统的法律条款临时中止权——以美国对华出口卫星为例

在美国总统的行政权力中,法律条款临时中止权是一项比较特殊的权力,来自于国会的授予。在获取授权之后,总统可以相对独立地行使这项权力。总统法律条款临时中止权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应用广泛,但也受到一些复杂因素的影响。在涉及到美国对华卫星出口领域的问题时,总统法律条款临时中止权在1998年前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后由于国会收紧控制、美国指责中国扩散导弹技术,以及主观上对华认识的偏见等,导致总统再也没有行使过法律条款临时中止权,美国对华卫星出口业务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关于"和谐世界"与"民主联盟"的比较研究——以东盟为例

"和谐世界"是一种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弘扬新中国外交思想的外交理念,"民主联盟"是一种宣扬美国价值观,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一种文化外交理念."和谐世界"与"民主联盟"在东盟问题上展开的角逐,也代表着中美两国软权力的较量.本文通过对两者在东盟问题上实践的目标、影响、阻力和前景四个方面进行对比,对两者进行一个较系统的比较研究.     

南海争端中的美国因素及其影响

在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大背景下,南海争端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本文概述了南海争端现状和各方对相关国际法律的不同解读,分析探讨了美国关注南海争端的原因、美国的立场政策、以及美国因素对南海争端当事国的影响。通过剖析美国因素,本文认为,美国对南海问题当事国相关政策或行动的支持倾向,客观上已使得南海问题的多边化、国际化态势逐渐转为现实,美国因素对中国试图解决南海争端的努力形成一定的挑战。     

数字平台权力与欧盟成员国数字平台监管——以德国、瑞典与荷兰为例

数字平台因凭借海量数据、强大的算法算力和连接整个数字生态系统的能力而具备强大的平台权力。数字平台权力可分为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美国因其数字平台权力对欧盟地区经济、社会、政治形成的巨大冲击而成为欧盟及成员国的重点监管对象。本文通过对主要成员国监管美国超大数字平台的典型事件的分析得出,数字平台权力对当地社会和政治冲击是欧盟成员国开展数字平台监管的动力所在。在监管过程中,各国基于核心关切点的多方协调来决定监管的方式和力度。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将研究层次回落到成员国层面,补充了欧盟地区数字平台监管研究的国家维度。     

从《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看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

1954年以美国为首签署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正式把南中国海纳入美国的防御圈内;此前,南中国海位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线之外.之后,该条约多次被试图援引,用以对付所谓的"共产主义",实指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纵观20世纪50、60年代,在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下,美国不仅试图否认中国对南中国海岛礁的主权,还坚决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任何行动,但放任台湾当局、菲律宾和南越等冷战盟友在南中国海的活动.     

后起国如何制衡金融霸权——基于国际金融权力指数构建的新探索

对于后起国如何制衡金融霸权,来自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启示是,外部合作制衡与内部增强自身国际金融权力是变革国际金融权力体系的两种路径。基于对国际金融权力论、国际货币权力论的回顾与思考,本文提出了修正后的国际货币权力论,并对国际金融权力体系进行了原创性量化分析。1995-2016年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金融权力指数表明,美国衰落与新兴经济体崛起这一认识并不准确,国际金融权力结构一直为单极,体系竞争性经历了近似于中-低-中水平的转变。在国际金融权力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后起国唯有采取合作策略才有望达到制衡美国金融霸权的实力门槛。实证分析发现,"工业型"国家在发展国际金融权力上更为成功,而"金融型"国家的效果并不显著,工业竞争力与国际金融权力呈现非线性(倒U型)关系;对金融权力失败国而言,"金融型"路径的效果似乎更优。总之,合作策略与适当的"工业型"路径才是后起国制衡美国金融霸权的最佳选择。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美国国际贸易政策

美国政治制度的变迁特别是府会关系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在一个分立的权力体系下,作为美国国际贸易政策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从其最初创立到不断扩权、角色转化的过程就是总统和国会不断争夺国际贸易政策权的过程.国会不断挑战以行政为主导的"1934年体制",试图建立新的府会共管的国际贸易制度.府会关系的变化不仅直接决定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权限和地位,也影响了其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谈判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