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和谐之道

2006年即将远去,正如它匆匆地来。这是一个好的时代吗?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在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度,每时每刻的发展变化常常让我们自己惊叹不已,有时甚至让我们有点手足无措。这是一个坏的时代吗?我们目睹,我们遭遇,我们忍受,那些让你痛心的丑恶、困顿和沉疴常常折磨着你,有时甚至让你有点茫然无助。2006年的中国一如既往,欢笑与悲情同在,希望与痛苦同行。     

中国特色廉洁政府建设的法治之道

建设人民满意的廉洁政府,是党和国家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作为一个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廉洁政府既是我国宪法廉洁性条款的具体化和清廉中国建设的主体工程,也是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的内在要求。现行行政法律规范文本中的廉洁性条款,通过确认行政谋利禁止原则、缩减行政执法事项和防范政商利益勾兑,初步编织起治理行政腐败的制度笼子,但同时还存在规范密度不够、可操作性不强、权力外部约束不足等局限。中国特色廉洁政府制度规范体系的健全,可从行政廉洁性原则入典、廉洁性指标纳入法治政府考核指标体系、重大行政决策廉洁性审查机制构建、执法监督工作体系作为廉洁执法保障、建立廉洁政府建设年度报告公开制度等五个方面进行努力,促使廉洁政府建设的制度优势逐步转化为政府清廉目标实现的治理效能。     

地产信托的法治之道

目前,对于我国现实中出现的各种地产信托的雏形如何界定其法律关系、市场准入的政策应当如何考量、如何规范信息披露,防范道德风险以保护委托人的权利,如何看待地产信托关系中的创新与规避的效力等问题,学界还没有取得共识.此外,对于地产信托的发展至关重要的配套制度也没有建立. 为此,《法人》组织了这一讨论,希望能对于规范我国的地产信托运作,促进专门立法的尽快出台有所裨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之道 以刑事法治为视角

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贯彻落实法制统一的宪法原则奠定了法律文本基础。但应该看到,统一的法律条文尚不足以确保法制统一,而     

君子之道与法治国家

在西方，“法治”意味着“多数人之治”(民主),“人治”则意味着“少数人之治”。但在我国古代的“法治”观念里并无此义。却认为法为道之用，因而在法治国家里执政者就是“执道者”。所以只有知道、行道者的“君子”才能承担这一神圣任务。而“君子”在社会里却是少数。所以，“法治国家”并不意味着“多数人之治”,而是“君子之治”。这一“法治”怎么评价?想就此谈点浅见，并与西方的“法治”观念作一比较。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治之道

当前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意在全方位覆盖"政府-市场-社会-司法"领域,其名义上是为提高诚信,实际兼具加强法律实施之意。在政府主导的公私联合动力之下,形成多领域、多层级主体制作大量信用规范的格局,且以"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为政策导向。作为一种制度信用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其产生功效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有效性边界。更重要的是,以失信惩戒为核心机制之一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违反依法行政原则、尊重保障人权原则、不当联结禁止原则、比例原则、公平原则等法治国原则的现象较多存在,从而造成该工程的合法性危机。为此,有必要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重新进行政策定位,合理规范失信惩戒的设定权,要求社会信用规范的制定符合法的一般原则,并确保社会信用规范制定或实施的审查与救济的可得性。由于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并行的、正在建设中的法治国本身并不成熟、完善,故声势浩大、错综复杂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规范化将是一个艰难的历程。     

以法治之道削弱“制度特权”

人们针对制度特权更多指责的是那种游离于制度之外、缺少监督和约束的法外特权,往往忽视了制度以内的特权所带来的危害。制度之内的特权是由长期以来的官僚等级体制以及由权力、身份和财富所决定的超公民权力,它往往以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为设置初衷,堂而皇之地被纳入制度来加以锁定。但这种超公民权力被制度确认后,由于缺少足够的合理性,以及较少受到制度的监督和制约,极易被特权的享有者超越边界地加以使用,因此亟待逐步加以削弱。削弱制度特权,需要严密的顶层制度设计。过于理想化、革命式地反对制度特权,一般不会有太多的积极效果,很可能是无果而终,搞不好甚至还会走向极端的反面。因此,以法治之道将制度特权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应当是改革的目标,它有赖于在更大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将创造机会均等作为基本策略。     

法治中国之内涵再认识

在2011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已经确认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基于此文章通过对法治中国进程的简要梳理阐述了法治中国内涵具体认识,并进一步提出,法律体系的形成并不等于法治中国的实现,这只是前提和基础,未来法治中国虽不遥远但依然任重。     

中国法治评估进路之选择

中国法治评估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但鲜有研究者对法治评估进路作出辨析与探讨。通过归纳和总结法治评估实践中不同类型的评估进路,可将法治评估进路划分为制度性进路和价值性进路两种理想类型,两种法治评估进路在评估主体、评估内容、评估范围、评估功能、评估方法上均存在不同特征。无论是法治评估的制度性进路还是价值性进路,其自身都既具有积极的价值,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但二者之间不是冲突与对立的关系,而应当是一种同源同构性的关系。中国法治评估应建立规范统一的法治建设评估模式和多元合理的法治价值评估模式,并从两种评估进路的同源同构性出发,搭建二者功能上的互补关系,建构出符合中国法治实际的评估进路。     

中国农村法治建设之思考

农村法治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占有重要位置,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依法治国,根在农村。本文从法治在中国农村的重要作用,横跨中国农村的根基土壤,深刻剖析中国农村法治的困境成因及其问题,以此来畅想中国农村法治的发展出路,从而期望一个崭新农村在法治理念下迅速崛起!     

法治中国信访制度之价值取向

信访制度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也是实现和维护公民民主权利的具体形式。面对制度设计及其运作中已存在缺陷的信访制度,必须破除因循守旧的思想桎梏,增强改革创新意识,树立新的信访价值理念,扭转已经异化的信访运作机制,实现信访制度在推进法治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     

和谐的中国之道（下）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 ——胡锦涛     

和谐的中国之道（上）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胡锦涛     

中国第一女贪官的色诱之道

“以权谋色”和“以色谋权”一直相伴而生,相辅相成。在男女平等的今天,女人当官早已是很寻常的事情,所以,既然有男贪官,自然也少不了女贪官。当下官场．男贪官多以权谋色,女贪官更多的是以色谋权。专家称,女性职务犯罪中,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权色交易,以色谋权,拥权腐败。     

和谐的中国之道（中）

四、和谐的着眼点——人与人的身份关系 （一）天道和谐与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从事农作的先民们时常与自然接触。所以它们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对自然的赞美和崇拜。那么在他们眼里，“自然”或说“天”是什么样的呢？《豫·彖传》说：“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武。”天道阴阳规律的变化．集中表现为日月和四时的往来，既不过越又无错差，总是顺其自然而发展。体现着一种和谐有序的永恒过程。所以．自然的规律是和谐协调的．因为天地运转、日月并明、四时循环等都呈现有序和谐的状态。怀着“农”对“天”的一种崇拜和敬畏．古人认为天既是人的根本，又是人的理想；自然的规律，当然也就是人的准衡。邵子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语录》程伊川说：“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人则为人道。”     

法治之痛

在过去这个充满巨变的30年中,几乎每一部经济法律法规的诞生和完善背后,都能看到一批商界能人黯然倒下的背影。他们都曾通过异乎寻常的手腕和想象力,创造过声名显赫的商业帝国,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因为与法律的龃龉,他们在30年中先后离开了梦想的舞台——本刊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将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们的失败或者成功推动了中国经济走向法治的进程,使越来越多的商界同行更加健康,与中国的法制建设一起成长。     

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

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法治国家，是我国既定的目标追求。然而，与法治相关的理念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上仍显混乱。诚如有些学者痛陈的那样：“近十数年，国人倡言法治，谈论民主，虽精神可嘉，终因游谈无根，不能成就系统的理论，更难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远之影响”①...     

让西方人文精神之果结在中国法治建设之树上

本文先简单阐述西方人文精神的内涵,而后分析西方人文精神对西方法治文明的深刻影响。发现这种影响对架构和推进我国法治之路不乏启示。接着对我国当下法治建设状况进行讨论,进而提出我国法治建设应该参照西方人文精神的意见,同时对参照的方法加以探讨。     

中国环境法治的历史、现状与走向——中国环境法治30年之评析

1978年以来，中国的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环境守法、环境参与和环境法律监督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97年国家正式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後，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正式走向法治化的轨道。目前，无论是从环节上，还是从整体的判断指标上分析，或者从实效上评估，都说明中国的环境法制架构已经基本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要求的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环境法治工作正在完善之中。完善的措施既包括立法完善工作，还包括执法、司法、守法、参与和监督环节的体制、制度和机制的创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