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奸案中被害人错误同意的效力分析——以“行为类型区分说”为基础

相较于以暴力、胁迫为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骗奸行为类型多样,司法认定标准模糊。强奸罪本质特征为“未经被害人同意”,以“肯定性同意模式”为其认定规则,被害人同意的效力关乎行为犯罪构成。以“欺骗”为主观标准说存在混淆主客观判断、动摇构成要件定型性机能的弊端,以“法益关系错误说”及其各种修正的客观标准说在瑕疵同意的效力判断上存在逻辑涣散、立场不明的问题。应以“违法二元论”的犯罪论体系为基本立场,将骗奸行为分为恐吓性欺骗、一般性欺骗与职业性欺骗,以欺骗类型为标准,以“行为类型区分说”为基础,可以适用不同的判断规则。     

论欺骗下的被害人同意

被害人同意作为一种超法规正当化事由可以排除行为的犯罪构成。如果同意是被害人在被他人欺骗的情况下做出的,那么此时被害人的同意效力如何？对此,刑法学界主要形成了全面无效说、法益关系错误说与新全面无效说三种学说。但这三种学说自身都有难以克服的弊端,无法妥善地解决被害人同意错误这一问题。因此需要一种新的理论,即＂行为人自由说＂加以解决。     

论被害人同意行为量刑上的意义

被害人同意行为量刑上的意义是指被害人的同意行为虽不阻却犯罪的成立，但可以作为从轻、减轻处罚的理由。对于牵涉到公共利益的个人权益，被害人无权自由处分。经被害人同意而杀人的，对行为人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具体应充分考量行为的动机、被害人同意的原因、产生的社会影响等。帮助自杀的。对精神帮助者一般可不追究刑事责任，对物质帮助者视情节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甚至不以犯罪论处。经被害人同意造成严重伤害的。如为避免被害人更大危险的，被害人同意行为应当认定有效。同意被拐卖的，被害人同意行为不能阻却拐卖妇女罪的成立，但可作为从宽处理的量刑情节。     

专横的治疗行为与被害人同意

专横的治疗行为超出了病患同意的范畴,其能否基于被害人同意的理论阻却犯罪的成立,成为德国学界医疗刑法研究的重点。医疗行为在目前德国的法律规定状况下,应该认为自始具备构成要件的该当性,仅在具备病患有效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阻却犯罪的成立,判例确定了患者的自主决定权至上。专横的治疗行为由于不具备患者事前的有效同意而使得医生需要承担身体伤害的刑事责任,但是德国理论界近年来发展出"假设同意"理论可以解决部分的专横治疗行为的案件,阻却违法的成立,适当降低医生的职业风险。     

被害人承诺与认识错误

被害人承诺在刑法上具有多种意义,本文着重论述了作为正当化事由之一的被害人承诺的成立条件,并且对被害人承诺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认识错误及其意义,区分不同情况进行了探讨。     

论刑法中的涵摄错误

刑法意义上的涵摄是将生活事实涵盖于法律所描述的构成要件的过程,也是三段论中大前提与小前提互动的过程。刑法上的涵摄错误则是指行为人对自己所故意实施的行为事实并未发生认识错误,也知道可能有禁止自己行为的刑法法规存在,但对该法规之解释存在误解,认为其行为并非刑法所涵摄的行为。涵摄错误不是事实错误,不能阻却故意,但可能构成违法性认识错误,阻却行为人的责任。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涵摄错误主要包括对行为主体、对象、方式及性质的错误。     

强奸案件被害人陈述审查判断中几个心理问题的探讨

强奸案件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判断是实际办案中最具价值而又最为复杂的工作难点之一。本文对审查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前与犯罪分子的心理联系与冲突，审查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过程中的心理反应和行为表现，审查被害人稳定的性格特点及相关个性因素，审查被害人陈述中存在的心理障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公诉案件中被害人诉讼权利之重构

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与实践中的薄弱环节,尽管1996年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但其诉权的不完整、程序设计中的＂证人地位＂以及相应的实体权利的缺失,使被害人并未充分地享有当事人应有的权利。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倡导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理念下,重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赋予其充分的程序参与权、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先与赔偿请求权等权利,并逐步实现刑事诉讼的＂四方构造＂是保护被害人权利的必由之路。     

论死刑案件中被害人过错的司法认定

被害人过错是多部刑事法律文件中规定的一个重要的量刑情节,但由于其并非法定量刑情节,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缺乏统一的认定尺度,公检法对该情节的重视程度不够等原因导致司法实践中认定困难,且易导致量刑失衡。应将被害人过错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在正确认定被害人过错存在的基础上,从其主观罪过、行为程度、侵害客体、对犯罪行为发生的原因力大小等角度予以细化考量影响被害人过错的因素,并通过数理化模型来分析被害人过错对犯罪行为发生的刺激作用,从而正确认定被害人过错对刑事责任的影响,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发挥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实现罪刑相当。     

强奸犯罪被害人责任研究

强奸犯罪一直困扰着世界各国,我国对强奸犯罪被害人责任的研究尚不深入。强奸犯罪中是否存在被害人责任,承担何种程度上的责任,争议较大,强奸犯罪中被害人责任问题无法也不应回避。研究强奸犯罪被害人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     

刑法解释中的利益衡量——兼论利益衡量在正当防卫案件中的运用

利益衡量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解释方法,其特色在于不是从法律条文中直接得出结论,而是实质判断先行,在实质判断的基础上选择应适用的法律条文。在注重裁判结果的社会影响与民众反应方面,利益衡量论与当前我国的司法政策存在某种暗合之处。在司法裁判中灵活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对于贯彻落实司法政策精神、为裁判结论谋求社会认同,无疑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论刑事被害人权益的保护

我国于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规定了被害人拥有的相应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然而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权益方面仍存在明显的不足。本文在分析被害人权益保护现状的基础上,就应采取哪些措施切实保障被害人权益提出自己的见解。     

论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具有独立性和受制约性两个特征。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在上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诸多方面存在问题，因此需要完善我国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机制。     

论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刑事被害人是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犯的人,应当具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加强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保障被害人的人权,一方面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另一方面,也不会侵犯被告人的权利和国家对犯罪的追诉权,不会破坏诉讼结构.因此立法和司法实践应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从具体案件看清代刑事司法中的文义解释

文义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的基本解释方法。在中国古代的法制领域内,罪与刑也有其法定主义的一面,故也要求在司法的过程当中应尽量对法律进行文义解释,以最终保证统治者的意志准确地、切实地实行,其法律的最终目的顺利实现。本文以清代为例分析其司法过程中的文义解释。     

被害人与犯罪行为生成关系研究

犯罪的产生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被害人因素作为犯罪生成模式中的情景因素中的一个方面,对犯罪的生成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研究被害人与犯罪生成的关系,培养被害预防意识,建立被害人责任机制,有利于从被害人角度进行犯罪预防,减少犯罪的发生,降低犯罪的危害程度。     

刑事疑案赔偿问题之检察解释质疑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规定，凡拘留、逮捕时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条件的，即使最终因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被撒案、不起诉或宣告无罪的案件也不予确认，即不予赔偿。这一检察解释违背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合理性原则，有悖《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宗旨，且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相矛盾，是一项违法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应主动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     

论刑法中推定的被害人承诺

推定的被害人承诺与现实的被害人承诺不同。推定的承诺包括为自己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情形;推定承诺的正当化依据是为了保护被害人的更大利益;基于尊重自己决定权的立场,推定承诺的判断依据应该采取主观说;推定承诺的成立条件要具有紧迫性、有效性、可能性。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被害人权利保障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不应忽略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被害人的合理定位应当是特殊的诉讼参与人,根据被害人的特殊诉讼参与人的诉讼地位及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的需要,刑事诉讼法应考虑赋予被害人知情权、要求获得司法机关保护权、执行阶段发表意见权和获得国家救助的权利。应当明确国家救助制度的国家责任性质,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被害人有获得国家补偿的权利,而以《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法》规定具体的原则、条件、程序问题。     

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行政解释在刑事办案中的效力

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有权解释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其中,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能够被司法人员很好地执行,但行政解释的法律地位却十分尴尬．时是否应当采信行政解释,司法实践中有分歧意见,而理论界时该问题亦鲜有研究．本文以具体案例,探索行政解释在刑事办案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以期对理论界、实务界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