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全球治理议程:国际组织自主性的行动逻辑——以UNFCCC秘书处为例

国际组织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行为体,理解国际组织自主性是分析国际组织如何影响全球治理议程的核心,而平衡国家中心与国际组织中心两种视角是全面认识国际组织官僚机构在全球政策议程中自主性与影响力的起点。缔约方集体对国际组织官僚机构的授权是国际组织官僚机构权威的基石,授予性权威是其自主性行为的首要合法性来源。缔约方集体授权有力地塑造了国际组织官僚机构的自主性行动路径。对于所涉问题领域单一的条约秘书处,缔约方集体授权相对清晰具体,监督成本较低,因此,条约秘书处自主性行动范围的扩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缔约方集体对其任务授权的增加。同时,授权特点进一步塑造了条约秘书处寻求以间接方式影响政策结果的自主性行动逻辑。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提出了基于组织授权的国际组织自主性分析视角,并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为例,认为其自主性行动范围的扩张并非其自主性显著提升的表现,而是依赖于缔约方集体的任务授权变化,并进一步分析了其作为知识中介人、谈判辅助者和行动协调者对气候治理政策结果施加影响的行动路径。     

气候安全困境下的全球治理

国际关系的发展日益聚焦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上,气候危机加剧迫使各国重新审视传统的安全观,开始在对外关系中引入气候安全因素。气候变化引发了全球安全治理的多个层次,并在多边和多维互动中衍生出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安全治理。但全球气候变化的谈判进程曲折艰难,全球气候安全治理的态势令人堪忧。我国不仅应该将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下,还应该将其置于国家安全的总体框架下,积极参与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知识供给与话语权竞争——以中国气候研究影响IPCC知识塑造为例

科学共识其实是一种非中性知识框定过程,不同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知识塑造能力决定其能否在话语权竞争中占据优势。目前欧美西方国家凭借其对气候知识生产和科学评估的结构性主导权,在科学与政治的互动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加剧了南北分割下的话语不平等与治理合法性赤字。随着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治理中影响权重和治理诉求的不断提高,中国亟需在气候治理共有知识的塑造过程中发挥能动性作用,从知识供给角度提升知识权威和话语影响力。从知识供给视角分析气候话语权的塑造,意味着不能仅仅关注气候知识的生产过程,还需要关注相应的影响策略和话语传播能力。通过评估中国气候研究对于IPCC第五份报告的话语塑造,可以看出中国在气候知识供给中的话语合法化、话语公共化和话语有效化均有待提升。鉴于IPCC第六份评估报告的撰写已进入关键性阶段,中国应该把握通过自身气候研究影响IPCC知识建构的重要机会窗口期,提升话语生产质量,通过议程设置和议程管理等推进话语的制度化嵌入,优化传播机制、拓展平台,以增强话语的规范扩散和受众接纳度,更有效地影响国际层面的共有知识生产,强化在全球气候科学评估中的知识输入和规范塑造,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话语权和制度性权力。     

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

近一百年以来全球气候以“变”为主要特征,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影响很多是负面的、灾难性的和不可逆转的,我们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以减缓其对人类社会,也包括对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些不利影响。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个自然科学问题,它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外交、政治乃至战争密切相关。2012年《气候变化公约》的谈判将是我国继入世谈判以后的又一次棘手的谈判。     

会议外交、谈判管理与巴黎气候大会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会议外交与谈判管理是达成其国际合作的有效机制。一方面,联合国主导下的缔约方大会具有较为固定的流程与规则,其谈判显示出连续性和多元行为体参与的特点。另一方面,主办国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秘书处充当着谈判管理者的角色,在会议外交中起着关键作用。在巴黎气候大会谈判周期内,关键行为体法国和《公约》秘书处的作用和影响体现在会前筹备、会上谈判和会后落实三个阶段:在大会筹备阶段,形成有效的谈判案文和谈判规则,运用外交手段对重要国家展开说服工作;在会议谈判中,通过密切配合将会议的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结合起来,掌控谈判形势,避免谈判的不确定性,力促各方达成共识,实现协议的最大包容性;在巴黎大会后,法国与秘书处继续合作,为《巴黎协定》的生效和落实提供政治动力。巴黎气候谈判的成功,实际上是传统国家外交能力与政府间多边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关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微观因素,如会议外交机制与谈判管理技巧,也为理解国际气候治理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路径。     

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改革与创新全球治理制度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治理领域的制度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改建、创建与重建过程。尽管如此,现行的国际机制仍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挑战,全球治理失灵。全球治理面临着种种制度困境,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凸显全球治理机构代表性不足,主权民族国家体系造成全球治理机制责任错位,国际机制复杂性引发全球治理政策失灵,全球治理议程扩大显现全球治理体系的盲点,理念分歧与竞争使得全球治理规范缺失。在此形势下,各种关于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主张纷纷出现。改革全球治理体制,需要确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推动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增加国际制度的积极互动,并重视全球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完善。     

全球气候外交的兴起

气候外交是各类国际行为主体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所采取的一种全球治理行动。随着全球气候危机的不断加剧,气候变化问题逐渐进入国际外交议事日程,成为国家和国际社会之间博弈的新焦点。不同于其他外交活动,全球气候外交有其自身的成因和特点。当前的全球气候外交面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信任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和权力之争以及谈判和执行的“双重难题”等因素的制约。全球气候外交及其困境要求国际社会重新审视国家、国际组织和其他行为体的权限与责任,积极进行多边主义合作基础上的共同治理,寻求积极、有效的全球共治范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应当积极开展气候外交,力争应有的国际气候话语权。     

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和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城市与城市网络的角色

主权国家一直是联合国各种谈判的主体,也是全球气候多边治理机制的履约主体,然而,各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往往差别较大,其政策立场也会因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因素而出现波动,给达成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带来风险和挑战。随着全球气候谈判进程的不断演进,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以巴黎气候峰会为转折点,城市在全球气候多层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成为落实《巴黎协定》和国家自主减排承诺的重要力量。尽管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城市参与气候治理的形式和内容均有较大差别,但都以各自的方式和特色为本国和全球气候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政策倡议和城市网络行动方面更是率先垂范、堪称先锋。得益于城市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实践和倡导,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正处于巨大而深刻的转型进程之中,国家主体的角色从领导者转向协调者,全球城市气候网络超越了传统的垂直型全球多层治理的障碍,促进了国际气候谈判从零和博弈向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正从重要参与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模式更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做出了新的探索。     

当前全球治理与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

当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深受影响,大国围绕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竞争日益激烈,全球治理面临治理困境甚至治理失败。全球治理话语权既体现为参与治理的权利,也体现为贯穿治理过程的权力,具体化为治理主题、治理议程、治理平台、治理制度和治理人才等多个方面,反映治理理念之争、话语之争与制度之争。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努力创建新机制和新规则,推动现有国际制度改革,提出中国倡议和方案,分享中国治理理念,参与全球治理人才竞争。未来中国需继续加强外交能力,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挖掘和凝练全球治理理念,完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加强全球治理制度能力建设,提高制度性话语权,培育和动员社会力量,做好治理人才培养和储备,以真正成为全球治理强国。     

联合国面临的新挑战与全球治理

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入变化,联合国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提高应对各种新问题的能力,如何应对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多边对话机制的竞争。联合国为应对这些新的挑战,需要以全球治理为价值取向,改革内部结构,加强与相关国际行为体的合作,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以绿色和平为例

作为全球性环境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组织自从诞生以来,就采取非暴力直接行动、亲临现场亲自见证、科学研究等方式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尽管绿色和平组织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受自身体制及其他行为体的制约,但仍在倡导环境意识、提供环境信息、影响各国环境政策与行为、推动国际环境机制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SARS案例反思政府信息透明度

政府信息透明度对于公民的生命权、社会一致同意和政府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信息开放和信息控制均可能达致“一致同意” ,但前者基于社会契约 ,因而能给政府提供充分的合法性     

社区联播:以技术推动协同治理的案例研究

社区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是党委、政府服务群众及社会治理的基础场域。针对基层治理中的协同治理问题,北京市大兴区创设的社区联播将数字技术运用到社区治理过程中,通过信息网络化传播促进居民知情、调动居民参与,为基层治理搭建起协同治理的纽带桥梁。文章对社区联播赋能社区治理的逻辑进行分析,并认为随着基层治理转型,信息传播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进一步通过信息联通做好政策传播工作,以此促进居民参与,提升政社互动水平,推动基层以信息联通互动深入促进社会协同治理。     

全球治理法治化：一种对正当性的追问

一方面，全球治理被看作是治理在全球层面的拓展，这种主张把权威置于全球治理研究的核心，注意到国家对权威的垄断在以“去地域化”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受到了挑战。另一方面，全球治理表征了全球化的组织特征，体现了全球化的权力运作特别是权力在微观层面的运行，看到了人口作为治理的最终目的必然超越国家边界的特性。全球治理可以从事实进程、理念、权力网络和新型人类秩序四个方面进行理解，存在的问题在于秩序的正当性以及跨边界民主的缺失。寻找一种全球治理的规范性模式是对全球治理进行正当性论证的重要基础。法治是全球治理的一种规范性模式，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正当性论证。     

略论区域公共治理的缘起——以欧盟为个案

当前人类社会业已全面过渡到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齐头并进且交相辉映的时代,区域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当中一个极为突出的体制特征.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引发了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治理的区域化或者说区域治理已经在若干地区成为现实.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态发展最为成熟的区域性共同体,它的发展业已构成了当今区域公共治理的一个典范,探讨欧盟区域公共治理如何实现,可能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推进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实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非合作论坛与中国特色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探索

伴随自身快速发展,中国正日益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应,其中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地区的合作最具代表性。自创立以来,中非合作论坛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角色日益明显,迅速从供应物质性公共产品,拓展至供应安全性乃至思想性公共产品。与内涵拓展相适应,中非合作论坛正在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之道,表现出三大特征:理念上,欢迎免费搭车,避免强制搭车;目标上,促进可持续发展,预防援助依赖;机制上,培育制度稳定性,降低不确定性预期。随着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理念、目标和机制日渐成熟,中非合作论坛产生了重要的全球性外溢,推动了整个国际社会对非合作的优化发展。为进一步提升国际公共产品供应能力,促进中国特色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之道的发展和完善,中非合作论坛仍需进一步完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理论支持、制度框架及评估方法。     

地方治理质量评估:公共服务的个案研究

<正>近年来研究地方治理的文献增加很快,特别是西欧和北美地区更加如此,但它们较少关注治理衡量纬度和系统化绩效考核方面。英国学者对责任水平变化、利益相关者协定、协同工作以及社区领导力等问题做了评估,但只是从总体上对以上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而没有针对地方治理中这些要素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     

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及其实现机制——一项多案例研究

推行协同治理,既需要社会基础,即政府对社会主体地位的尊重,并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又需要实现机制,即构建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并健全多元主体间运行机制.为此,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并和社会力量形成治理合力,不断为协同治理创造良好的社会与制度环境以及体制机制条件.德清县“民间设奖”、“桐庐百姓日”以及慈溪市“和谐促进会”等案例,分别代表了协同治理发轫及生长的三种路径,即自下而上路径、自上而下路径以及上下互动路径.在三种不同路径中,协同治理的发展和完善状况存在着差异.在上下互动的路径中,协同治理的绩效是最佳的;在自下而上的路径中,如果社会力量的发展能够受到政府重视并积极创建协同治理的实现机制,治理绩效比较显著,但政府必须在各种沟通渠道参与平台的构建,尤其是在运行机制的健全方面付出艰苦努力;在自上而下的路径中,因为社会基础薄弱,特别是如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重视不够,加上治理主体本身不健全,就会导致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难以健全,尽管这一路径的治理绩效也比较显著,但需通过培育发展社会基础并健全运行机制来确保其可持续性.     

“全球治理”与“建设和谐世界”理念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全球治理"与"建设和谐世界"理念的异同,研究探索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一、两者都是对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及当代国际体系发生深刻变化的反应,并且都否定强权政治;二、"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融入当代国际体系、参与全球化过程中,为应对全球性问题挑战而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处理国际事务新理念,同时也与"全球治理"有一定的契合;三、由于"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基础是马列主义的和平共处国际关系理论,又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紧密相关,且强调传统中华文化的"和为贵"的理念,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四、"建设和谐世界"比"全球治理"理念更具包容性,因此建设和谐世界不仅能参与"全球治理",而且能超越全球治理。     

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国内以南京市的调查为例

文章以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和增权等理论为基础,立足社区治理建设中的公共参与领域,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分析国内外社区治理模式的不同经验,试图发现公共参与在社区治理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还将结合在南京的调查,总结南京的做法和经验,分析目前国内社区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瓶颈,提出如何更好地促进公共参与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