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法理学的中国经济法学

经济法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新型部门法,其理论研究的拓展与实践的运用需要法理学的支持与诠释。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的提炼需要法理基础知识的支撑;研究范式的取舍需要法理价值的评判与证伪;研兜视(?)的拓宽亟须树立法理背景知识的支援意识,我国传统文化有着厚重的经济法本土资源,对其施以"创造的转化"有益于当代经济法的实施。经济法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凝练、升华与方法论的变革,需要提倡并迈向法理学的经济法研究。     

范式与理性：知识产权法学现代性的演进

如何实现知识产权法学在中国的现代性是源起于对法律移植的思考。无论是以外观为标准的形式理性,还是以内在逻辑关联的实质理性为视角,均可获得实践化转向的必然结果,这表现为从“知识产权法是什么”进入“知识产权应是什么”的渐变过程。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研究范式的形成,以及理性元素的不断生成、积淀。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监狱制度构建论

以市场经济为制度维度的中国现代监狱制度构建,是现代性的反思与重新架构.它必须在一定的内源和外源动力和动力机制下,以继承和移植为途径,以演化为模式.同样,现代性并不排斥中国特色.中国现代监狱制度将是表征和彰显现代文明、法治、公正和权利的监狱制度.     

调解与中国法律的现代性

尤陈俊：就传统中国法律的历史实践而言,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也因为如此,调解成为中国法律实践中的一个永恒话题,时至今日,仍备受关注。您从20世纪90年代初转入中国法律史研究开始,陆续出版了《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     

对启蒙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反思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哲理精神。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它关系到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现代国家,造就什么样的现代性,亦即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制度与行为方式。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走向,了解西方现代性存在的问题,进而反省中国的启蒙与现代性问题。     

理论的解释力来自哪里: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反思

经济法学的科学性、实践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学科地位,从根本上讲都取决于其理论的解释力,但是,目前研究现状中,研究范式的混乱、理论框架不清晰、缺乏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与工具以及理论方法与技术的分离这四个因素削弱了经济法理论的解释力。中国经济法学提高理论解释力的基本路径在于:在吸收各范式优点的基础上,对经济法研究范式和理论进行多元整合,建立一种能够整合各种研究范式和理论流派优势的多元统一理论。在这个路径下,经济法学应当进一步厘清理论框架,引入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将科学方法与人文的方法结合起来,吸纳理性选择理论所包含的分析方法与工具,实现理论与技术的统一。     

转轨经济法学:西方范式与中国现实之抉择

当下中国经济法学的逻辑假设建立在西方经济法范式的基础之上,无法与中国现实达成和谐。提出“转轨经济法学”的概念可以使中国的经济法学研究回归到转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来,解决改革现实中的真问题,自觉区别于西方范式,消解中国经济法学严重的正当性危机。转轨经济法的历史使命不是要通过政府来弥补市场缺陷而是要培育市场;转轨经济法的核心任务是反行政干预而不是反垄断;转轨经济法的基本功能是控权而不是授权;转轨经济法应以公平为第一价值取向。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改进

曾几何时,国际经济法学是年轻学子趋之若鹜、一些国内部门法学望之兴叹的显学。它充满活力,总是将最新的国际动态、国外理论呈现在学者面前,在中国对外开放的经济建设中,为我国经济法制建设的现代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今,在国家经济建设上到一个新台阶,需要深化改革之际,国际经济法学的总体研究状况却并未有突出发展。近几年,常闻有     

中国经济法学发展的契机与抉择

中国经济法学是一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又是一门正在步入繁荣发展期的、有强劲生命力的法学学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发展和振兴中国经济法学,就必须重新认识中国经济法的本质及其功能,重新确认经济法的框架体系与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勇敢地迎对高科技时代对经济法学的挑战,把民主与法治作为我国为之奋斗的目标。     

说不尽的"现代性"——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体现出邓正来对中国法学(1978年至2004年)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理论自觉与智性努力.苏力实际上和邓正来一样对邓正来所界定的"现代化范式"进行了质疑.在福柯所诠释的"现代"意义上,邓正来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在哈贝马斯理解的"现代性"意义上,邓正来依然是一个现代主义者."现代性"本是一个丰富的概念,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定义"现代性".     

多元现代性:从系统理论角度解读中国私法面临的挑战

对中国法律改革提出的建议通常都强调应该加强"法治"建设,以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目标。系统理论的观点认为,任何对中国私法未来发展作出的考察,都应当首先考虑到私法与中国社会不同领域的多元功能关系,其次把私法置于中国文化、政治与社会的历史中进行情境化研究。作为具体的例证,在公私之分的讨论中,私法应当适当反映出社会的功能分化,对不同领域中去中心化的自发规范形成过程,在法律上进行确认;在宪法权利的横向效力中,私法应当关注科学、艺术、卫生体系、新闻媒体等的完善与自治,使它们免除来自经济系统的单一效率导向的腐化。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发挥政党的潜在作用。但是,这意味着政党必须调整和改变内部结构,以及与现存社会团体的关系,通过自我约束实现社会公正。     

现代性危机与政治实践:托克维尔的历史救赎

现代性危机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托克维尔那代思想家面对的共同问题。托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思想的独特性在于:他不是从现代社会本身寻求对现代性危机的症结所在,而是将这一危机的原因、结果以及解救之道放入了几个世纪以来法国乃至欧洲的旧制度传统之中。通过对法国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潜在关联的深入剖析,托克维尔向我们表明,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在于公民政治空间的萎缩和政治日常实践的缺失。     

教育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

近代以来兴起的现代性,以工具理性和单子式个人主体性为核心.这种普遍的行为态度深刻地影响着教育,造成教育培养的人只具有工具的理性,而缺少价值的关怀.教育的内容为科学世界所独霸,生活世界被殖民化.实证主义带来的客观的、科学的知识观,使知识丧失了情境性和主观性,使教学成为对知识的占有,而不是思想的生成.单子式的个人主体性,使教育过程呈现出主客对立关系,取代了本该存在的主体间的平等交往关系.教育的现代性,异化了完整的人,也异化了教育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反思和批判教育的现代性,进而超越教育的现代性,使教育"返璞归真".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创立和发展

国际经济法学是新兴的独立法学学科。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应改革开放之运而生，近二十年来，在学科体系的创立、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专题研究和学术团体活动等方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历史的观点看，该学科目前尚处于艰苦创业阶段，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者任重而道远。为促进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需要继续加强学科基本理论和重要专题的研究，坚持和发展立足本国实际、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综合研究、比较研究、法律与经济相结合等研究方法；同时，继续借鉴和吸收外国的相关研究成果，积极主动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     

体系前研究到体系后研究的范式转型

我国法律体系形成过程的特点,造就了同时期法学研究的“立法中心主义”特征,具体表现为以功能设计与规范建构为路径的立法论研究范式、大规模引进域外立法材料引致的外源型研究范式、基于立法引导型建构的学术导向范式。这种“立法中心主义”的研究为法律体系的建构和充实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体系前研究范式”隐含的学术缺陷也日益明显,难以满足法治不断发展的需求,有必要向“体系后研究范式”转型。在建构体系后研究范式时,宜确立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学术取向、立足中国场景发现和讨论中国问题、基于平等心态拓展法学知识的域际交流、开展问题导向的新综合研究、赋予解释论研究以应有的时代使命。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一个神话的建构

在中国20世纪理论—文化景观中,现代性构筑了中国文学生成的总体框架和理论视野。以现代性观照百年中国文学历史的总体性,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发性要求。现代性从产生之日起就处在理性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对抗中。现实需要和主观欲求共同决定了近代中国对理性现代性的认同和追求。在20世纪中国文学转折的起点上,对二维现代性中的理性现代性的片面接受,一方面导致了在缺乏审美现代性的批判和监督的情况下,对理性现代性的盲目乐观和完全信赖;另一方面产生了依靠外部权威实现理性自由这一显然不符合理性现代性的精神实质的悖论。     

论法律现代性与现代法律主体制度的健全

法律现代性的本质是在变化的社会情势下寻求确定性和秩序存在的基础,其直接要求就是法律文本的确定性。而理性构成了理解和建构法律文本确定性乃至法律确定性的根本手段。从宏观上讲,这要求我们必须建设一条超越形式法范式和福利法范式的第三条道路;从微观上讲,要以理性为基础确立自我负责为主、国家积极保护的公民身份制度;从直接要求上讲,这要求以权利能动为核心建立健全现代法律主体制度,特别是着力扩大公民身份范围、以权利能动保护公民的利益诉求、积极推进道德权利的法律化、建立健全公民身份的权利制度体系和拓展权利的实现机制制度。     

在变革中发展深化的中国经济法学

中国经济法学在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经济法的表面繁荣到相对沉寂。从各种学说林立众说纷纭,到渐趋一致基本赞同经济法调整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从单纯关注经济法基础理论到注重实用性研究;从以前苏联为蓝本创建体系到立足中国市场体制和中国实践提出新的学说理论。但是在演进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危及经济法发展的倾向,如务实变成了惟实,厌恶甚至否弃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盛行引经据典之风反而销蚀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规范的学术批评损害了经济法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固执和偏见阻碍经济法学科的建设;被补充的智识、被援引的方法和被转换的视角与经济法学本体结合不紧,还没有真正彻底地经济法学化。经济法具有突出的国别性和本土化特性,因此经济法研究应立足本国,自主创新,中国的本土资源能够促成中国经济法(学)自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