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管理模式探讨——构建以官僚制为主的多元化模式

官僚制的行政管理具有精确、稳定、纪律严明、可靠和效率高的优点,西方政府部门都是在这种模式下建立起来的,然而自70年代以后,官僚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已完全不同于产业革命时期,尤其是80年代以来,对官僚制的改革成为世界行政改革的主要潮流,在信息技术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对官僚制的行政模式进行改革,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而中国多元社会形态并存,这在客观上要求既要加强官僚制,又要借鉴新公共管理等理论中的许多原则和政策建议,从而构建以官僚制为主的多元化模式。     

官僚制组织理论的认识与现实思考

官僚制是以马克思·韦伯等西方学者为代表所构建的一种经典管理范式,它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模式,从其诞生以来,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进入21世纪,官僚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结合我国自身的国情分析,我们不能盲目随大流,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现阶段在我国建立官僚制仍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应该吸收官僚制中合理的成分,为我所用。     

借鉴与超越官僚制——中国行政改革的现实选择

中国这艘航行在发展大潮中的巨轮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之际,这就对身为掌舵者的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权力结构更加合理、政府执政形式更加高效、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等等。然而政府却面临着传统官僚制的影响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双重压力,所以行政改革势在必行。由于国情的不同,中国的行政改革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扬弃中国传统官僚制中的消极因素,吸取精华;另一方面吸收理性官僚制的积极因素,结合中国国情实现对理性官僚制的超越。这是中国行政改革的现实选择。     

新公共管理时代的官僚制：反思与抉择

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后,学者们较为关注官僚制的前景。本文认为,官僚制尽管具有许多弊端,但它仍有一定的生命力。中国是一个处于现代化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官僚制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中国仍需要官僚制精神,现代化需要秩序和稳定,中国政府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须理性官僚制去解决。     

对韦伯官僚制组织效率悖论的反思

对韦伯官僚制行政模式存在的效率悖论的批判,在更大层面上是后人的一种"误读"和"苛求".新公共管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僚制的行政效率,但并没有动摇官僚制的理论基础;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而且对当今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浅析官僚制的利弊与中国行政改革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僚制受到了来自全世界范围的抨击,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真正能代替官僚制的理论。中国行政由于传统文化的惯性及其他历史性因素,总体上仍处于官僚化不足阶段,因而我国的行政改革,要在吸收官僚制的优点,弃其弊端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理性化官僚制。     

试析中国转型期官僚制的去向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是一种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明确规则为主线,强调规范化和高效率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机构的\"理性类型\"。对比理性官僚制组织的特征,对当前我国的官僚制的现状进行分析,作者认为我国的理性官僚制严重不足,另外我国目前尚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这一特定的行政环境决定了我们当前的行政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加强理性官僚制的建设。     

走向后官僚制时代：公务员价值取向的转变

官僚制度下形成了官僚制组织及其成员以理性为基础的价值取向,但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使官僚制组织及其理论受到了冲击,新的社会需求要求政府公务员树立新的价值取向。我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在对官僚制组织体制进行反思和改革的过程中,应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公务员价值取向。     

韦伯官僚制思想观照下的墨家社会组织学说

以尚贤、尚同学说为核心,墨家以一种极其理性的态度设计出了一个极具理想化的社会统治的组织架构。在这个组织架构中,其组织结构层次分明,权力等级秩序井然;在组织中,由德才兼备、训练有素者充任各级官员,并在分权、分工的思想下,实行下级对上级逐层负责,最终统一于天子的一元化权力运行机制;组织中的官员必须以正确执法为其职责履行的基础,同时根据职位、能力和功劳等享有相应的地位和权利。对墨家的社会组织思想,如果将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又称科层制)思想与之相对照,可以看出二者不仅在组织模型的基本构建上,而且在组织的某些精神特质方面都存在着一些息息相通的地方。墨家这种构思宏大而系统的社会组织思想之所以形成,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墨家的自身因素密切相关。     

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的范式选择——官僚制

在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官僚制曾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随着时间推移,官僚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但无论从世界发展趋势还是中国行政管理现状来看,官僚制仍是不可替代的行政范式。因此,对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在行政改革过程中,要从组织、管理方式、文化方面出发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官僚制。     

行政审批改革后续监管探讨

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将有越来越多的行政审批事项被取消或者下放。取消行政审批后如何后续监管？如何管好、防止出现“一放就乱”？这是基层监管部门面临和需要解决好的问题。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监管机制、部门信息衔接机制等的不完善,餐饮具集中消毒行业取消行政许可后,该行业市场一度出现乱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餐饮具集中消毒行业的监管实践可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续监管提供启示,结合近期广东省东莞市正着力推进的“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两个体系建设,笔者对行政审批改革后续监管进行探讨,提出相关建议。     

Chinese administrative justice system: Its malpractice and possible reform

The arbitrary detention through coercive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in the past years is widely regarded as a major source of undermining the justice of law in China. Based on examining the deficiencies of Chinese administrative justice system, it explores the likelihood of community corrections in treating minor offenders in lieu of existing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s. Further, it concludes that a Chinese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legal culture can be gradually shaped, leading to a radically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ultimately producing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ights of offenders who are accused of committing administrative misbehaviors.     

论行政公开原则的地位

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当体现行政法治的时代精神。现代民主政治对政府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行政公开。行政公开理应成为现代开放型政府的法律理念。行政公开原则应该视为现代行政法的要旨,即行政公开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行政复议实施条例》的创新与不足——以行政复议和解与行政复议调解为视角

《行政复议实施条例》在许多方面体现了创新和实用的特点,对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层级所限制,该条例并未完全回应长期以来理论和实务界对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改革的要求。在对和解及调解的规定上,有突破,亦有不足,具体表现在适用范围、效力、程序、救济等方面。     

论行政检察体制改革的着力点与方向

检察权的本质是法律监督权,而完整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权,不应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公诉、职务犯罪侦查、诉讼监督等权能,还应当包含封行政机关一般违法行政行为的监督权．行政检察制度改革应当成为未来检察改革的核心,并围绕法律监督权“程序性”、“准司法性”、“专门性”等特点,构建行政公诉、行政一般监督、行政立法监督、行政诉讼监督等制度。     

论制定专门的行政改革推进法——行政改革法治化的一条崭新进路

在学界，行政改革法治化问题通常采用一种“法制跟追式”的研究追路。但是这种思路具有天然的缺陷，它无法化解行政改革面临的正当性危机，也无益于行政法治的耩建，因此有必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转换思路。在行政改革的条件下谋求法律规范的确定性与适应性的动态和谐，最优选择是制定专门的《行政改革推进法》，以一种整体性的推进机制来引领、规范和保障行政改革的正常进行。     

县域扩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

县域扩权改革,是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基础性改革。推行县域扩权改革,有利于解决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性矛盾,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有利于破解县域财政困局,增强县域财力;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有利于减少行政层级,提高政府管理效能。目前推行县域扩权改革,迫切需要明确省、市、县的职责权限,切实落实县级政府的职能和责任,稳妥调整市级政府机构和人员,合理确定市的行政级别,改革行政区划体制。     

Political culture,administrative system reform and anticorruption in China: taking the official car management institution reform as an example

Starting from an institutional dilemma,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official consumption institution reform is essential for improving China’s administrative system. It takes the official car management institution reform as an example, analyzes its importance to anticorruption and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ulture on the reform.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form has encountered restriction from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 at present, but will promote its evolvement towards more political equality and transparency and achieve success finally.     

科层制属性和公共部门绩效:东南欧地区比较研究

行政合理化程度、经济增长率和公共部门绩效之间的相互作用,至少对于东南欧国家来说,目前仍然是研究不足的代表性领域之一。它从本质上预先假定国家行政管理中的科层属性具有经济上的影响,这种科层结构在行政集中和动态性方面或多或少近似于韦伯行政结构。截至20世纪末,该领域的文献已经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分析了超过全球35个国家的情形。但是东南欧各国没有包含在这些研究中。在此背景下,论文旨在对东南欧各国,尤其是巴尔干地区国家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比较,以确定科层制属性、经济增长和治理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研究方法——"经济性科层制分析"适应于论文的研究目标,并且由"竞争性工资、内部晋升和职业稳定性、功绩性聘任"组成,其内容建立在韦伯的行政合理化原则基础之上的。论文的社会学调查在4个东南欧洲国家进行:罗马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这4个国家是从125个相关样本中选取的,基于的标准是以上提到的国家在中央政府层面上严格的代表性水平。     

论加强中央集权与强调政策执行自治权的两面性——对布莱尔时期新工党政策执行的思考

布莱尔执政时期比任何以前的工党政府更加坚持政府改革,注重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公共服务的提供”已经成为新工党的执政重点。与传统的自上而下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和保守党政府时期强调“市场化”方式不同，新工党革新与改善政策执行的方法是基于“两面性”的基础之上——加强中央的集权与控制．同时强调给予政策直接执行者更多的自治权与自主性。本文旨在对布莱尔执政时期所进行的公共服务改革进行总结和分析，以期对研究布朗政府政策执行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