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康”与现代“小康”

古代“小康”的概念最初由《礼记》而来,是指比“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较低级的“天下为家”的社会状态,后又衍生为“比较安定或宽裕的生活状况”的涵义。现代“小康”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与《礼记》中的宗法社会的“小康”有着本质的区别。     

论“乡贤引领”推进乡村现代治理的作用

当城市虹吸效应使大量农村精英流失时,中国农村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势必缺乏内驱力。重建乡贤群体,弘扬乡贤文化,催生"见贤思齐、崇德向善、奋发有为、造福桑梓"的强大乡贤力量,是引导乡风文明、乡村发展、乡村治理的强大正能量。     

斯道不绝——谈《论语》言“敬”及其现代启示

《论语》是儒家经典著作，其中，“敬”理念是它所注重的一个部分。在“孝”、“敬”、“礼”三者中，因要“孝”，故需“敬”；因能“敬”，故能成其“孝”；因“孝’’而究“礼”，因“敬”而成“礼”。有“敬”的自然润滑作用，“孝”才浑然天成，“礼”才自然而然。只有深刻理解《论语》中“敬”理念之重要性，才能对儒家思想在人文层面上所体现的终极关怀有更深的体会。     

现代“经济人”的理性审视——读陈孝兵《现代“经济人”批判》有感

所谓现代"经济人"即是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理性审视现代"经济人:"对企业领导者和高层管理人员要建立制度化约束体系;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也要加以强力约束;要促进作为"经济人"企业家阶层的产生与发展;从现代"经济人"视角审视企业信用等。对"潜行私有化"的批判也应上升到科学理性的高度。中国经济学要繁荣,迫切需要理性批判之繁荣。     

构建市场经济下国家与社会顺畅的“呼—应”模式

为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构建顺畅的"呼—应"模式,需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对主要社会问题和社会的重大关切要即时回应;保持与时俱进品质,推进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形成来凝聚人心、汇聚社会力量;贯彻群众路线,反映群众利益诉求并协调多元利益关系;开拓创新多元社会治理模式,推进公众参与,在社会发育过程中保护社会。     

孔子论“仁”及其现代价值

孔子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思想家,其以“仁”为核心的仁学思想体系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在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仁学思想仍然具有现代价值。为此,本期专门刊发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葛荣晋教授为本刊撰写的此文。     

“国家管理”与“国家治理”

长期以来,我们讲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通常用“国家管理”一词,这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一系列新概念。治理与管理虽非截然对立,但有原则性不同,至少有以下显著区别：     

“草根文化”现象及其发展趋势

“草根文化”是草根群体所承载的文化。近年来随着草根现象日益突出,“草根文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引导“草根文化”的发展,应正确认识“草根文化”现象,尊重“草根”群体的主体地位,引导“草根文化”为社会和民众服务,并以法规范文化市场。     

切实用好“网络问政”这把“双刃剑”

现代社会早已进入一个信息快速传播与发展的社会,瞬息万变五彩缤纷的一切社会现象,都将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被飞速传播到各个角落。确切地说：当今世界已经真真切切成为了一个“地球村”,而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第一功臣,就是互联网。它已经毫不犹豫地全方位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并且时时刻刻在干预和影响着我们的一切生活的同时,还直接或间接地越来越大的影响到我们政府的大部分公共事务如：政府决策、公共管理、领导言行、选人用人、计划安排、财政预算、三公审计、民情民意、热难焦点、社会稳定、政策实施、教育公平等等领域,涉及范围越来越广泛,几乎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势如洪水大潮般的网络时代已经到来。     

“南方谈话”的现代启示录

2012年新春,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20年纪念,那趟被载入史册的南方之行,以及一系列至今听起来仍然振聋发聩的观点,重新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希望“十二五”住房不再难

“十一五”的华丽谢幕,为“十二五”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十一五”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我对将要到来的“十二五”同样充满了期待。在《建议》中,我感受到国家发展的主题开始由“国富”转向“民富”,这真是令人可喜的进步。我个人认为,要使老百姓真正富起来,让所有老百姓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国家社会还需要在基础工作上多下功夫。前十多年住房问题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腐败想象”及其治理

"腐败想象"是在官员腐败频发高发的背景下形成的对于官员及官员行为的一种先入为主的负面刻板印象,它损害着干部形象,损害着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腐败想象"的客观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资源的流失和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的疏离,反映的是"失信于民",因而革除"腐败想象"需要从加强反腐倡廉工作、提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等方面着手。     

试论科学发展观的“新”、“维”、“度”

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之“新”思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思想体现了“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是科学发展观之“维”；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的伦理，遵循发展的生态规律，是科学发展观之“度”。     

“专家”泛滥危害中国百姓

日前，《环球时报》转载新加坡《联合早报》吴韦材的文章称，“专家”泛滥危害中国百姓。文章说，“专家”泛滥，这不是一个今天才开始的中国社会现象，而是一个已看到恶劣负面影响的思维误区。今天经济蓬勃的中国，或许也是对应市场上的需要，各类“专家”满天飞。只要有利益可图，企业与媒体就能把“专家”请出来齐齐炒作，在经济谋取活动上，再添加权威、正宗、经典或文化的声望指数。     

贺麟的“合人情”理念及其现代价值

贺麟从＂合人情＂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种新功利主义取向,认为＂合人情＂有一个从非功利主义到新功利主义的发展过程。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本就不是矛盾的双方,体现在＂合人情＂上则要求新时代的儒者应发自本心,不仅要独善其身,而且要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旨归为人处事;不仅要自尊自爱,而且要尊重他人的人格和福利,最终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宏愿。贺麟的＂合人情＂理念有助于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树立理性的人生观;有助于维持社会正常秩序,营造良好社会风气,增强群体凝聚力。     

“中国模式”的概念解读

“中国模式”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或发展经验，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或世界视野来看待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时间上，“中国模式”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其内容不限于经济领域，而是综合性的概念；“中国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是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中国模式”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现代领导者如何构建“生态型”领导力

“生态型”领导力既是新形势下领导者科学、有效领导的基石,更是弥补领导者个体能力不足,充分调动被领导者积极性、增强组织活力的法宝。本文阐释了“生态型”领导的内涵,分析了“生态型”领导力在新时期的重要意义,并提出构建这种“生态型”领导力的路径选择。     

“重新走社会主义道路”:肥西县“责任田”改正问题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安徽省在农村普遍推行"责任田"办法,但不到一年即被责令改正。安徽省委对改正"责任田"态度有一个从犹疑转向急躁的过程,基层则对此反应迥异,省委的改正计划在部分基层社、队的犹疑、抵触下,被迫向后顺延近一年,这表明省委的改正工作深受基层实践与诉求的影响。肥西县"重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进度远迟于全省平均水平,改正后由于利益驱使、社员群体诉求及社干的默许等原因,又出现大面积"回生"现象。这也提示我们,基层对改正"责任田"的态度不能一概而论,基层社、队干部与社员群众的心理、对政策执行持久性的怀疑、对"政治风险"与生存危机的衡量权重等因素,直接影响了基层改正"责任田"的态度。基层社、队抵触改正,与其说是对"责任田"情有独钟,毋宁说是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社员群众所期待的制度,也并非包产到户与"五统一"相结合的"责任田"办法。     

“左”“右”哪个大

就左右而论，应当是左大，左尊，左先，左上；右小，右卑，右后，右下。我们现在官员隆重出现在公共场合，有两种排位法，其中一种是“一把手”居中，“二把手”在其左，“三把手”在其右，然后一左一右排。这种排法，正是对左先右后的现代诠释。     

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学习“7·23”讲话体会

胡锦涛＂7·23＂讲话的一个重要亮点,就是要保证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表明加强法治建设,将是党的十八大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法治是非常重要的保证。第一,社会主义民主是广大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的民主。只有遵循法治的轨道,人们的各种合理的利益诉求才能获得有效的表达和解决的渠道。尤其在一个超大型、历史久远的多元社会中,离开法治发展民主,很容易导致社会动荡、族群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