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化自觉，中国人才会自信

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就其内涵而言，文化自觉是人对自己文化的清醒自知，其内容只有自知者能够真正理解体会。文化自觉决定着人的精神状态，人们是否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可以通过他们的思想言行表现出来。这些思想言行就是文化自觉的标志。     

公权制约的内律与外律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所以必须外律;“法网恢恢,疏而有漏”,因此必须内律。这就需要外部监督对握有公权的人进行制约,又需要精神境界让握有公权的人内在自律。文章从人本分析的角度思索拒腐防变、提高执政水平的人性因素;从循序递进观的角度思考公权人员提高执政水平的人格境界层次,进而思考公权的制约即反腐倡廉的双管齐下:既探讨权力制约,强调依法执政,同时又认识公权人员道德境界的提高。     

“忧己”小议

人贵在自知之明，更青在有忧己之志。党的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忧国忧民固然重要，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忧己”切不可忘。韩非子曰；“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是知人、治人容易，而知己、治己就很难。有些人忧他人多，优自己少对别人的短处看得多，对自己的短处却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识，原谅自己太多。有些领导干部想私事多，想公事少；自我感觉良好多，看自己缺点少；还有少数领导干部高官厚禄不知足，想的不是勤政廉政，为人民服务，而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象陈希同、王宝森的所作所为，就完全背离了党…     

行政领导需要强化三种职能

思想工作是行政行为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行政领导的本职工作之一。行政领导做思想工作，其工作方式和特点与党委不同。党组织通过理论引导说服教育等方式进行工作，行政领导则侧重于利用其地位和权力，运用政策导向、制度约束、选用人才等带有“强制”色彩的手段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两者殊途同归，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调动工作积极性。行政领导要更好地发挥自己在思想工作中的作用，应该强化以下三个方面的职能：强化组织协调职能。行政领导握有行政权力，可以充分运用组织协调手段调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人与人、人…     

“最低指示”

我们有过“最高指示”的年代。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极点,必然向反面转化。但我们还未完成这个转化——“最低指示”。 写这个题目,是媒体不断报道“马后炮”的消息催动的——不以产值、速度论英雄;某厂工人也可以炒经理的鱿鱼;海南某公司决定企业亏损先亏领导;湖南湘潭市对握有人财物权力的重要岗位干部逐年轮换……上述报道内容,只要身在基层,是几年前就出在“民众”之口了,只是人微言轻,     

论权力腐败及其成因

“权力”一词，是由汉语中“权”和“力”两个词组成的。据古典资料记载，在我国战国时代的社会活动中就有权力一词的运用，可见其源远流长。权力是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变化，各社会集团利益的冲突而建立起来的、凌驾于其上的一种共存关系的支配力量。通常通俗意义上所说的权力，就是社会利益集团的一方制约另一方实施符合自己意愿的行为并能给自己带来某种期待或需要的权威势力，也就是对社会及其人、事、物具有支配、控制、指挥和领导的一种力量，形成领导与服从的关系．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实力后盾，具有公共性和强制性。权力是…     

话说自知

人贵有自知之明,是妇孺皆知的一句箴言。原话在《老子》第三十三章：“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在古希腊一座智慧神庙大门上,也写着这样一句箴言：“认识自己”。许多哲人都这样告诫人们。可见,自知之明,对人生,乃至人类是何等的重要!     

理想与现实的纠缠

做理想家,是一件很占便宜之事,因为一谈理想,自己仿佛就高尚起来;而一高尚,仿佛就不容讨论,于是就所向无敌地大获全胜了。“人皆为尧舜”,是好理想,惜乎类于“绝对真理”,且不说。男子皆为柳下惠,女子皆为孟光,虽是次一等的好理想,却也不免于空想之讥,但现实中还是有这样的理想家。     

总统贵在是教授型的

正如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普天之下那么多领导人也不可能都是一个模样。教科书通常把领导人分成三种类型:道德型、魅力型、权力型。道德型是指以自己的道德力量来感染人;魅力型是指以自己的知识、学问、口才、气质来吸引人;权力型是指以握有的神圣权力来动员人、组织人。三者各有所长,各有特色。     

今昔“亲友会”——读书随笔

亲友一关,不太好过,尤其是对于握有一定权力的人。旧时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随处可见,不足为怪;新时代,权力是人民给的,用以谋私,令人不齿,用以徇情,何以服众?但是,要铁面     

经济,在叩击法制之门

2400多年前,当罗马人在广场上耸起十二根镌刻着法典的著名铜柱时,就将罗马人的经济生活自然地纳入了“法制”的轨道。 可是,在东方,以智慧称著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人却一直被权力所主宰。“清官”、“政府”“上级”是人们企求解决一切经济纠葛的唯一依靠。十年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纠葛对簿公堂成为寻常事。民告民有之,官告官有之,官告民有之,民告官亦有之。日益“热”起来的公堂上,透出了历史前进的旋律。     

如何塑造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者形象 塑造完美形象的实质和意义

形象问题对于思想政治工作者来说,是头等重要的问题。现就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者形象的实质及其塑造完美形象的意义谈点认识。我们讲塑造思想政治工作者形象,实质是人格与权威的关系问题,是非权力影响的基础问题。思想政治工作的权威机制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真理的力量、情感的力量、人格的力量、权力的力量。前三者合起来属非权力性影响力,是思想政治工作本质力量之所在。权力不是必要条件,做思想工作不能靠权力,然而,一定的权力却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所以权力仍成为思想政治工作权威机制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能要求思想政治工作“非权力化”。在思想政治工作的非权力性影响中,真理的力     

严以用权 树立忠诚干净担当新形象

<正>一、严以用权的历史与现实依据领导干部要做到严以用权,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多个维度对权力以及权力失控导致的危害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1.控权不严必然导致权力滥用。任何一个组织,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实现自己的目标都需要设置职位,赋予职位上的人一定的权力,也就是说权因职而生,所以有"职权"概念。从这一角度看,"权力"本无褒贬之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褒义词,因为它     

略论《君主论》中道德作为权力手段的“适用尺度”——以拿破仑的政治生平为例

《君主论》中对以道德作为权力手段的必要性的论证，始终牵涉到“适用尺度”的问题。无论是邪恶之道的妥善使用、慷慨与吝啬在不同场合中的选择，还是保持使人畏惧却不憎恨的残酷之名、灵活使用伪装术与变身法，各种违逆道德而行的权力手段都必须遵循一定的“适用尺度”，以实现其权力效用的最大化和负面影响的最小化，从而使君主牢牢掌握住军政大权，实现治国安邦。     

彭德怀元帅的“人生三原则”

彭老总一向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廉洁奉公，这恐怕与他一生恪守的“人生三原则”有密切关系。他的“人生三原则”实则是步步递进、层层上升的有关廉洁的三重境界。其精神实质和思想内涵值得现代人特别是握有权力的官员认真思考、领悟。     

技术、空间和权力——米歇尔&#183;福柯的技术政治哲学

福柯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在其权力-知识概念内自然不会放过对技术这一重要的现代性现象进行哲学的思考,并从微观政治学视角把技术看作是人操控自身的“自我技术”。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从全景敞视主义出发就工厂、医院、学校等空间单元讨论了技术与权力的特定关系,其政治批判直接指向的是任何情景化的技术都是对人体的权力控制并由此造就了作为技术权力效应的“肉体-机器”这一“敌托邦”。沿此政治批判线索,其追随者和其他学者更是把全景敞视主义方法拓展到了对实验室、工业区域、互联网络和基因技术等的政治哲学分析,从“生物-权力”视角提出诸如“半机械人”、“半生物人”等概念,由此显现新兴技术对人体产生的权力控制效应。为了激发对这种技术控制的有效对抗,福柯试图复兴一种具有“生存美学”特征的地方性知识或技术,以摆脱占据统治地位的技术权力控制。     

从根本上抑制腐败

自从党中央去年决定开展反腐败斗争以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腐败现象在某些方面已得到遏制。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决不是一两次斗争就可以消除的,反腐败必须长期不懈地坚持下去。本文试就如何尽快有效地铲除腐败产生的根源作一点探讨。 党中央在反腐败决定中指出,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重点是党政机关;而报章揭露的腐败分子,也大多是握有一定权力的官员。这表明,权力与腐败有着内在的     

反腐倡廉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如何认识权力行为与经济行为的对话

如何正确认识权力行为与经济行为及其关系,是加强廉政建设、开展反腐败斗争中必须很好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最近,本刊记者程继尧就此与上海师范大学政法系桑玉成副教授,作了一次长谈。下面就是这次访谈的笔录。程:近年来,围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人们对于权力与经济活动的关系问题有很多议论。少数握有公共权力的人乘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之机,以权谋利,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为此,有人提出,让权力退出经济活动领域。你对此有何看法? 桑:对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表示义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要权力     

“卡扎菲上校兄弟”

(一) 卡扎菲是利比亚的国家元首。但是他一不叫作总统,二不叫作主席,现在的称谓是“九·一革命领导人卡扎菲上校”。他的同事和不少利比亚人把这个称谓简化了,但加上“兄弟”一词,称作“卡扎菲上校兄弟”。 三年前,卡扎菲根据他自己的逐渐系统化了的对国家体制改革理论,放弃了一切行政职务,用他的话说,“革命要与权力分开,革命领导人不参与执政,一切权力归人民。”他取消了议会和政府,因为他说,“议会是对民主的歪曲”,“政府与民主是不相容的”。他建立了相当于议会的总人民代表大会,其领导人称作“秘书长”;建立了相当于政府的总人民委员会,其各级领导人一概称作“秘书”。他还把国名改为利比亚“民众国”,说是政治上让民众“自己统治自己”,经济上让民     

关于民主的辩证思考

《社会之声》第四十一期刊登了冯明同志撰写的《民主不是“我作主”》(以下简称冯文)的文章,文章批评了当前某些人借口“民主就是我作主”,从而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错误思想,颇有启发。但冯文笼统提出“民主不是‘我作主’”,从而把民主和我作主完全割裂和对立起来,这就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