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交叉询问制度

发源于英美当事人主义下的交叉询问制度是刑事庭审活动中对证人证言的法庭调查方式之一，也是我国目前刑事庭审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何认识我国法律确立的交叉询问，以及如何进行交又询问，交叉询问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等的研究，对于丰富我国证据调查方法，使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健全、完善，保障诉讼公正的顺利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浅谈交叉询问制度

发源于英美当事人主义下的交叉询问制度是刑事庭审活动中对证人证言的法庭调查方式之一,也是我国目前刑事庭审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何认识我国法律确立的交叉询问,以及如何进行交叉询问,交叉询问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等的研究,对于丰富我国证据调查方法,使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健全、完善,保障诉讼公正的顺利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交叉询问”制度引入我国刑事庭审的思考

交叉询问制度是英美法系刑事庭审中对证人证言的法庭调查方式之一,也是我国目前刑事庭审改革的主要内容。我国目前正在逐步改革并引进交叉询问制度,对于如何认识我国法律确立的交叉询问,以及如何进行交叉询问,交叉询问制度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探讨,这对于完善我国证据调查方法,使我国法律制度更加健全、完善,保障诉讼公正的顺利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提出了刑事庭审需要逐步强制证人出庭,同时保障证人权利,明确证人范围及刑事证据种类应当划分为人证、书证、物证三大类,以此逐步改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交叉询问制度。     

论我国刑事审判中的交叉询问制度

文章指出 ,随着我国刑事庭审制度改革 ,交叉询问已成为庭审中直接人证调查的主要方式。作者分析了交叉询问的一般法理、运用技术和作用条件 ,而后着重分析了我国交叉询问制度的特点 ,如范围效力有限、“多极化”格局、“和合性”较重、强调技术而非权利 ,同时技术性发展不足等。在此基础上 ,为健全交叉询问制度 ,作者提出了设置运行条件、把握对抗限度、采用适当方法、维系合理格局以及创制遵循必要规则等措施。     

刑事庭审质证运行状况实证研究——以100个庭审案例为样本

通过对全国16个省市100个案例的庭审质证情况的实证研究发现:控辩双方在举证数量上严重失衡,摘要宣读笔录成为举证的基本方式,在各类证据中控方证人证言受到质疑的比例最高,质证内容集中于证据证明力问题,对每组证据发表意见成为质证的主要方式,质证平均花费时间普遍较少、质证效率较高.这种质证状况暴露出以下问题:证人出庭率极低,交叉询问难以进行;辩护方举证能力严重不足,质证流于形式;控方不当举证方式增加了辩方质证的难度;对质不受重视,对质功能未得到发挥;质证规则不完备,某些规定不合理,控辩审各方普遍缺乏质证经验.改善质证现状,应从以下方面努力:一是通过建立传闻证据排除规则,解决证人出庭问题;二是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提高辩方质证能力;三是发挥庭前会议功能,确定质证重点和质证方式;四是以人证调查为中心,完善交叉询问规则和对质规则.     

论我国刑事庭审证据调查原则的体系建构

作为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手段,证据调查在刑事庭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刑事证据立法的相对滞后以及庭审证据调查原则的缺失,使得庭审证据调查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本文基于理性思考,提出并建构了包括平等参与原则、依法调查原则、直接言词原则和正当询问原则等在内的原则体系。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建立交叉询问制度之我见

交叉询问制度是刑事庭审活动中对证人证言的法庭调查方式之一 ,也是我国目前刑事庭审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何认识我国法律确立的交叉询问 ,以及如何进行交叉询问 ,交叉询问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等的研究 ,对于丰富我国证据调查方法 ,使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健全、完善 ,保障诉讼公正的顺利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刑事审判中交叉询问规则之建构

交叉询问制度原创于英美法系,以美国为其典型。交叉询问的规则主要有主询问方不得诱导发问规则和反询问受主询问范围限制规则。我国现行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对于证人的询问制度,该询问制度与发现案件真实的刑事审判目的之间存在诸多不相匹配之处。我国刑诉法应明确区分主询问与反询问,并有限制地允许诱导性发问,弱化法官的职权作用,完善交叉询问制度的配套规则。     

浅议刑事庭审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刑事庭审是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随着2012年新的刑事诉讼法出台,我国刑事庭审工作将面临着新的改革,本文将围绕新的刑事诉讼法来探讨如何做好刑事庭审工作的改革和完善。     

以律师刑事辩护为视角谈交叉询问的技巧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实现了纠问式庭审方式向控辩式庭审方式的转变。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56条的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4条、第145条又对发问的顺序进行了规定，即向证人、鉴定人发问，应当由提请传唤的一方进行；发问完毕后，对方经审判长准许，也可以发问。     

我国刑事审判中交叉询问规则之建构

交叉询问制度原创于英美法系．以美国为其典型。在美国．交叉询问的主要规则是禁止主询问方诱导性发问和反询问受主询问范围限制。我国的刑事审判以职权主义为基本构造。其主要表现是法官享有包括询问证人在内的证据调查权和审理进程的决定权。整体观之．我国的询问证人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询问证人的主体复杂，主询问与反询问难以划分．交叉询问和对质诘问亦相互混杂。     

以审判为中心呼唤科学的交叉询问规则

2015年11月,在周文斌案第二季庭审中,被告人周文斌的辩护人之一清华大学法学院易延友教授对出庭证人胡彪斌的当庭询问引发广泛关注。笔者认为,在我国未来的刑事法庭上,交叉询问能否成为常态,应当成为衡量“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以审判为中心,必然要求法院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上,不能再对侦查阶段控诉方收集的有罪证据材料照单全收,而是要求法官在法庭上通过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对控诉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核实,切实承担起对控诉方指控犯罪的证据材料有无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守门员职责。在对证人证言的法庭调查中,如果仅以侦查阶段控诉方收集的以书面笔录形式存在的证人证言为调查的对象,那么所谓的法庭证据调查就很难发挥真正的作用,因为仅凭一份书面的证言笔录是很难准确判断其真假的。在证人来到法庭时,控辩双方应当按照何种规则对证人进行发问,裁判者应当根据何种规则行使庭审指挥权从而规范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询问,是我国交叉询问规则必须回答的问题。     

律师在庭审中如何进行交叉询问

交叉询问制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判断与事实判断主体相分离的审判结构的产物,但一经产生,就因其自身所蕴含的诉讼理念及功用被誉为“迄今     

浅析交叉询问的运行机制问题——对我国证人质证方式的启示

交叉询问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字眼,对于其具体的规则内容,我们也非常熟悉。本文将焦点集中于交叉询问的运行机制问题,即何种条件能使交叉询问发挥其最优价值。当前,我国庭审中证人质证的方式虽基本具备了交叉询问的外壳,但其功能性价值却收效甚微,这是令人迷惘之处。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先要明确交叉询问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方能解我国＂交叉询问＂流于形式之惑。故本文从交叉询问的案件范围、运行条件两方面进行分析,继而将我国证人质证方式之弊病呈现于眼前,弄清两种质证方式运行环境之差别,进而得出我国证人质证方式合理构建之框架思路。     

从异境的辉煌到本土的美丽——借鉴他国经验,完善我国刑事交叉询问制度

交叉询问制度被誉为是人类迄今为止找到的发现真实的最有效的装置,是英美法系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我国目前刑事庭审改革的主要内容。交叉询问制度即体现在民事诉讼也可应用于刑事诉讼,本文的交叉询问制度指的是刑事诉讼方面的规定。文中通过对交叉询问制度的介绍及探讨,在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试对我国刑事诉讼的交叉询问制度的改善提出相关建议。     

刑民交叉案件中的证据使用问题——以刑事言词笔录为中心的阐释

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言词笔录在民事诉讼中的使用不仅实践样态复杂,而且实务界的做法和理论界的观点也存在分歧。从证据法理和实务适用便利的双重角度考量,刑事言词笔录应该归属于报道性公文书证。陈述人是否出庭以及刑事言词笔录是否经过生效刑事裁判认定并非其证据资格条件,而应以相关性作为证据资格的判断标准。从防止刑事言词笔录效力在民事诉讼中扩张、保障当事人质证权的角度考量,法官对刑事言词笔录的形式证明力可适用推定规则,而对于实质证明力则需要通过民事质证程序,例外情形可通过替代当庭质证的方法进行审查,在此基础上依据心证认定。双方当事人均负有证明刑事言词笔录内容的具体举证责任,提出异议的一方当事人只需动摇法官心证即可,无须达到推翻刑事言词笔录内容的程度。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辩护突出问题研究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核心是庭审实质化,因此它也是充分保障辩护权的诉讼制度。应当处理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应然要求与实然需要的关系。按照应然要求,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当务之急;正确理解律师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的权利,落实控方的举证责任非常重要;实行直接言词原则,看似是对庭审活动的要求,但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最迫切、最有利,应当充分保障辩方对控方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质证的权利;为此还需要完善交叉询问制度,重点适用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科学设立交叉询问规则;加强对控辩双方交叉询问技能的培训。     

论新庭审方式下法官的认证活动——兼谈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几点思考

从新刑诉法所确立的控辩式庭审方式的特点谈起,剖析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变化及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司法实践对证据制度运行层面问题进行剖析。明确要围绕控辩式庭审这个核心，来构造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并提出方案以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为切入点，来明确法官职责、证明标准、证明责任、认证的实质．解决影响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人证言和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准确性问题．规定相关的证据开示制度和法官认定事实的活动和规则。     

中国藏区刑事和解问题研究——以青海藏区为中心的调查分析

在中国藏区,刑事和解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是该地区重要的刑事冲突解决机制。近年来,在和谐社会语境下,中国藏区的刑事和解有所复兴,主要表现为诉讼外和解与诉讼内和解两种形式,其基本依据是盛行于当地的和解赔偿习惯法;实践中,和解的主持者主要是在当地具有威望的长老、宗教人士、村长、部落头人的后裔、司法人员等。就整体而言,中国藏区的刑事和解与国家刑事司法之间是冲突的,而且造成这种冲突的原因较为复杂。为了解决这一冲突,实现中国藏区刑事法治的良性发展,应以维护刑法规范的有效性和彻底解决刑事冲突为功能向度,建立包括刑事案件发现制度、诉讼外和解确认制度和诉讼内和解制度为基本内容的刑事和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