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嬗变的宪法逻辑考察

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保证国家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俄罗斯联邦宪法及具有宪法性法律文件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载体。从动力上,中央和地方对宪法的凝聚力是在强总统推动下逐渐实现的,总统—威权体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嬗变的动力;从趋势上看,中央与地方关系结构从分散联邦制走向了集中联邦制,职权从地方向中央聚集,并最终集中于总统;从控制上看,中央对地方官员的问责从横向政治问责转变为垂直行政问责,中央控制地方的重要手段是问责,对地方最高官员问责的提出与决定权集中于总统。实践证明,完全照搬西方的联邦制并没有带来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建立符合俄罗斯国情和现代化要求的联邦体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的基石,明确中央与地方权责的合理边界,是二者关系的核心;顺应民主法治化潮流,注重以法治方式构建长效稳定的关系格局,加大权力制约力度,这是维护良性关系的重要保障。     

普京的治国理念及社会经济发展策略——系统梳理与阐述

基于对西方进化历程的认同、对当前世界形势的理解、对俄罗斯国情的评估以及对前人改革失败教训的吸取,普京形成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团结国民,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推动经济优先发展,同时保护公民权益,提高公民经济收入水平,逐渐带领国家走向强大.为此,普京从三方面来制定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一是透过立法、直接呼吁和间接促进等措施增进团结;二是通过扫除财阀干政、钳制地方政权、打击贪污犯罪和改组中央行政体系来提高管治能力、稳定政权;最后,通过管理汇率和外资、增加财政储备及建立储蓄保险等项目稳定经济,通过改善税收体制、平衡产业结构和转变产权关系推动经济发展.     

民主德国的国家管理机关

一、权力机关民德是一个单一的议会制国家,没有行使独立权力的省或州,各行政管理区域只拥有中央专门授予的权力。这一制度与法国的单一制相一致,也与美国各州和各县、市关系相一致。不像总统制国家,民德不搞分权制或制衡制。一切权力归属于国民议会。这一点与英国相似。在国民议会500个席位中,全国阵线各组织的席位分配是:统一社会党127席;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自由民主党、德国国家民主党和民主农民党各52席;自由德国工会联盟68席;自由德国青年联盟40席;民主妇女联合会35席;以及文化联合会22席。国民议会每年召开3～4次全会,会期有时仅一天。代表按差额原则5年改选一次。国民议会是民德唯一的立宪     

俄罗斯的地方主义

随着俄罗斯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地方实力大大增强。二年前,中央行政和立法官员为在政治斗争中取胜而求助于地方支持,从此,权力日益转向地方。有些地方自己斟酌向联邦预算交纳多少税金;自己晋升为共和国,联邦中的共和国无视联邦法律通过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宣称共和国法规高于联邦法律。这些现象描绘出一幅“诸侯割据”的景象。对这一景象应采取何种对策,俄政治家莫衷一是。俄专家们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从X到Z:西方"苏联学"的兴与衰

西方的"苏联学"是一个庞大和繁杂的体系.在西方/美国的"苏联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及美国对苏政策三者之间寻找交叉点和互动处,有助于为进一步研究冷战以后西方的俄罗斯/欧亚研究和对俄政策奠定基础.乔治·凯南和马丁·马里亚分别于1947年和1990年以"X"和"Z"为笔名发表的长文,不仅代表了战后西方苏联研究的起点和终结,也构成了学界与政策界、地区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间的交叉和互动点.在前苏联问题上,学界与政策界的互动不一定合拍,有时甚至南辕北辙.43年间,美国的对苏政策一直具有极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信奉现实主义的凯南被边化,美情报界也因此对苏屡屡误判.相比之下,西方苏联学界的主流却日益学术化,多以"正常"眼光看待前苏联,其中不乏马里亚认为的"亲苏"倾向;Z文对前苏联的笔伐和近乎完美的预测,其实也是对西方和美国苏联学的大批判,尽管这一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不甚公平.     

苏联在两次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理论发展

苏联第一次经济体制改革是在赫鲁晓夫执政年代。根据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1957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组织》的法令,对工业和建筑业进行彻底改组。这次改组主要集中在中央和地方管理权限的划分上,很少涉及到国家和企业的关系问题,基本上是用一种行政管理方法(地区管理)代替另一种行政管理方法(部门管理),并没有触动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本身。改组后不久,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严重起来,造成国民经济的混乱,党和政府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把下放的权力重新再集中到中央。接着人们开始探索经济改革的新途径,苏共22大成为苏联第一次经济体制改革     

德国的地方事务治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CSSCI

德国的地方主要由城镇和县构成。地方事务是在地方这一地域内,体现地方居民的需求和利益,与地方居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城镇事务为地方共同体之一切事务,其内容具有广泛性。县事务首先是超越其所辖的市或镇的事务,然后是针对其所辖的市或镇的补充性事务和平衡性事务。联邦宪法法院保障城镇事务的核心部分不受侵害,并通过比例原则来限制核心部分以外的事务。德国地方事务的相关研究能够给予我国在地方事务的内涵、地方事务与中央委托事务的区分、地方事务在各行政层级间划分、地方事务范围的法律规定、地方事务的制度保障等方面以启示。     

南斯拉夫积极开展同苏联、东欧国家贸易的几点启示

南斯拉夫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重视对外经济开放,但真正得到有效的全面的贯彻,那是在1965年经济改革后。南斯拉夫在对外经济开放中,一开始就强调全面开放,即既向西方开放,也向东方开放。无论对西方或对东方开放都遵循南共一贯坚持的不结盟政策。也就是说,它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政治和经济集团或区     

略论美国政府解决城市社会问题的效用有限性

城市作为美国文明发达的象征,在其辉煌的同时却始终存在着许多社会问题.它们既滥觞于社会经济发展中,也与美国政府中的效率低下密切相关.一方面,美国宪法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另一方面,政府权力的制衡和分散性以及利益集团的多元性等等常使联邦政策步履维艰,事倍功半,或因立法软弱无力而治标不治本.同时,各级行政部门作为执法者,不时地自作主张,越俎代庖;其"一仆侍二主"的性质及彼此间围绕资源和权力所展开的竞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政府政策的有效性.     

法国地方影响中央的传统形式及其变化述议

法国地方影响中央的传统形式及其变化述议童之伟我国现有的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著述往往忽视甚至只字不提地方对中央的逆向影响及其意义，只谈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控制。这种做法显然是片面的，论及法国的有关问题时尤其是这样。文森待·赖特说得有道理：只有考虑到地方...     

试论俄罗斯央地关系治理的非常规工具选择——能源治理

俄罗斯治理央地关系的效果一直遭到质疑,作为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和联邦主体最多的国家,它没有像中国那样实现地方经济活力的释放和地方多样化发展的格局。俄罗斯形成了一种"国家能力维护型联邦主义":在政治上承认宪法保障的地方分权事实,同时却寻求利用多样化的治理工具实现对地方的权力控制。因此,俄罗斯的央地关系长期受到地方独立倾向的挑战并威胁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其主要原因是俄罗斯治理央地关系面临常规工具选择的困局:在联邦宪政体制背景下,中央政府只能依据宪法规定的权力清单来规制地方政府;苏共的全面解体导致地方行政资源更多地集中到地方精英手中;中央政府秉承的不干预为主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坐视刚性的联邦财税制度和混乱的"联邦—地方"协议体系完全破坏其财税杠杆工具。为了突破以上困局,俄罗斯中央政府基于其地方当局依赖能源产业的现实,选择能源治理作为非常规的央地关系治理工具,从国家能源重点资产的控制权着手,配合限制地方油气出口能力的高税负和管道配额歧视政策,以国家油气公司为主要平台,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规制,并通过法律巩固利用能源工具治理央地关系的成果。     

从组织行为模式看印尼大规模社交限制政策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印尼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社交限制政策,其显著特点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参与防疫.印尼地方政府在这项政策的出台与实施阶段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存在怎样的联动关系?这些都可以运用艾利森提出的政府决策组织行为模式进行分析.在大规模社交限制政策的出台与实施过程中,印尼中央政府各部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组织的行动均相互关联,各部门间存在显著的联动关系.这种联动关系的存在以及印尼的地方自治制度使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变通执行、制定特殊政策、进行反馈等方式影响中央政府的政策内容及最终实施效果.随着地方自治制度下地方政府职能的加强,作为中央政府的基层组织,地方政府不再只是机械地执行中央政府政策的工具,而是所在地区社会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前苏联地区的人力资源制度改革

虽然事情变化迅速,社会主义苏联瓦解,纷纷倒向西方,向着市场化迈进,但是这些地方的人力资源体制仍极大地区别于西方与美国,不仅区别在他们的罢工、报酬,赔偿、社会福利和劳动工资体系和管理深度上,而且管理的目标和科学不被研究和运用。许多在市场化条件下普遍运用的原则,在俄国无人知晓。 甚至于,说到“人力资源这一名词,在俄国也无人知晓,虽然与西方事务     

欧盟航空业碳减排规则的国际法分析

欧盟《2008年排放交易指令》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进出欧盟境内机场的所有航班排放的温室气体量都将被纳入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制。该项指令颁布伊始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本文首先针对该指令本身的架构,分析了它在规制主体的合法性、规制内容的合法性、规制方式的合理性以及规制的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其次,讨论了该指令与国际环境法规范、国际民用航空法规范、国际强行法规范的不兼容;最后,探讨了中国的应对立场与法律对策。     

俄罗斯政府债务演进的政治经济逻辑及风险研究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政府债务成为国际经济领域受到持续关注的焦点。俄罗斯政府债务问题由来已久。自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中央政府债务水平持续下降,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则持续膨胀。究其根源,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催生了中央政府层面极低的债务水平;普京所建立的中央与地方全新的政治契约,改变了地方精英阶层的行为和激励,造成了地方政府债务的增长。在欧美金融制裁背景下,短期内俄罗斯政府债务并不会成为危机的引爆点。然而,后危机时代这一体系的缺陷日渐显露,地方政府沉重的债务负担正在挤出长期投资,债务与增长的恶性循环也正在形成。俄罗斯政府债务管理方略面临艰难的抉择:国内层面重塑政治契约以重振地区经济增长,国际层面适度平衡经济安全与国家发展利益,以改变当前中央政府债务的抑制状态,成为未来政策调整的重中之重。俄罗斯政府债务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及风险,是本项研究的主要对象。     

简析复兴“新丝绸之路”中的次国家行为者——以重庆市为例

传统的国际政治研究以国家行为者为单一研究对象,忽视了次国家的省市级行为主体。实际上,它们是比国家行为者更为直接、更具有先锋开拓作用的力量。仅以国家行为者为唯一研究对象来分析目前并存的多种方兴未艾的"复兴丝绸之路"的概念及模式,存在一个将参与主体过分简单化的问题,不能够全方位地分析这一国家主体与非国家主体多层次互动的跨区域融通的动态过程。对参与在"复兴丝绸之路"中次国家行为者的忽略,是造成目前西方学界和政界对中国所倡导的"新丝绸之路"不信任的原因之一。实际上,中国地方省市级行为主体是落实"复兴丝绸之路"的更直接有效的催化剂。"渝新欧"铁路的协同贯通,主要是重庆地方政府的推动,而非中央政府的行政指令。当然,中央政府的推动和支持,是地方政府作为的前提和基础。在推动欧亚大陆跨区域融通的过程中,省市级次国家行为主体在一些情况下有可能取得国家行为主体不容易取得的成果。次国家行为主体的一些倡议不仅能够促进跨欧亚大陆地区的跨区域融通,而且能够为这一日益深化的互相依存增添新元素。     

人大新势

<正>90多个中央部门公开预算和决算,地方财政预算有序公开,无疑是对预算法修正草案关于"预算公开"制度设计和社会预期的最好回应。95个中央部门公开决算7月18日,2013年度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如约而至。按年初报送全国人大审查的部门数量,本次决算公开涉及95个中央部门,公开细化程度堪称"史上最大力度"。今年是中央部门决算自2011年以来第四年公开,一并公开的还有"三公经费"和行政经费决算。此次中央部门决算公开,除公开范围、内容和格式上与三个月前的2014     

南共联盟自我完善的理论与实践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下面简称南共联盟或共盟)是南斯拉夫自治社会起领导作用的政治组织。南共联盟中央对全国进行政治思想领导,就国家所有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确定原则性的立场、方针和政策,指明一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对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但不直接干预经济部门、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经济关系和内部事务。南共联盟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历经多年的变化发展,并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新的工作制度和方法。最初,南斯拉夫在国家管理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制,     

苏联经济学家论集中计划与自主经营的结合

自戈尔巴乔夫接任总书记后,特别是自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以来,苏联加快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从两年来苏共的理论阐述和实际采取的措施看,苏联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清楚的。这就是既扩大企业经营决策和经营活动的自主权,又坚持和加强国家的集中计划领导。对此西方不少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大不以为然,认为如果苏联不彻底放弃中央集中计划领导体制,企业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主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经营积极性和主动性。国家的集中计划领导与企业的自主经营究竟是否能并存?如果能并存,又如何能做到两     

试析日本税制

租税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保证国家机能运转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国家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调整经济、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研究和探讨日本税制对目前我国税制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租税种类 日本的租税如按征税主体来划分,则分为国税和地方税两大部分。即中央政府要以国税的名义征收,地方政府则以地方税的名义征收。征税的原则,国税按能力大小为中心征收,而地方税则按受益多寡征税的原则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