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中对“侘”理念的认同及演变

汉字既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也是中日两国间建构文化认同的重要工具。在汉语中,“侘傺”作为一个复合词使用,初见于《楚辞》,本意为“怅然住立”。“侘傺”传到日本后,在古文书中保留了汉语本意及复合词形态,但在《万叶集》《古今和歌集》等文献中却被拆分缩减为一个“侘”字来使用,并逐渐被赋予了积极含义。自16世纪以来至今,“侘”一直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日本美意识、人生价值观、尤其是作为日本茶道精神理念而广为人知。     

日本外交的“钟摆”现象

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在对美、对华政策上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概括起来说，这些变化其实都是小泉下台以后的历任内阁对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继续。关于小泉以后至管内阁以前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过程，具体可以分3个阶段来考察：第1阶段是安倍、麻生的价值观外交所体现的“疏美防华”倾向；第2阶段是以“新福田主义”为特点的“亲美返亚”倾向；第3阶段是以鸠山的“友爱外交”为中心内容所表现出的“脱美入亚”倾向。其中，安倍的“疏美防华”仍然未消除冷战思维的阴影；鸠山的“脱关入亚”略带理想主义色彩；只有福田的“亲美入亚”具有现实性，预示着日本21世纪对美、对华外交战略的发展方向，也是菅内阁外交政策的方向标。     

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

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７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东京签署《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１９９７年９月，日美签署《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７日日本众议院辩论通过新指针相关三法案，５月２４日日本参议院也通过了三法案，至此，日美构建的亚洲新的安全体制的法律框架基本敲定。从美方来看，基本实现了《东亚安全战略报告》的战略构想，是美国二战以后在亚洲战略目的的延续，既要利用日本作为称霸亚太的基石，又要牵制日本，从日方来看，是日本创建新的政治体制、国防体制、外交体制、法律体制的重要契机，是日…     

日本外交发生变化:志在“回归亚洲”

在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即提出了“脱亚入欧”的战略;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又提出“脱亚入美”的口号,极力摆脱自己作为亚洲国家一员的形象以“入欧美”为荣。在战后初期日本处于美军占领下,日本无外交可言,一切由美国来包办。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后,日本虽获得“独立”,重新回到了国际社会,但由于受日美安全条约的制约,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一直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向美国一边倒。可是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外交也开始逐步发生变化,由过去的追随美国,向美一边倒,转向“重视亚洲”主张“自主独立”。冷战结束后,日本外交更加重视亚洲价值,全力“构筑亚洲新秩序”。     

越共“八大”政治局常务委简介

越共“八大”政治局常务委简介张孝田编译杜梅１９１７年２月２日出生于河内市清池县东美乡，家庭成分中农，曾为油漆工。１９３６年参加革命。１９３９年入党。１９４１年被法帝国主义逮捕并判入狱１０年，１９４５年日本推翻法政权后越狱，后被安排到河东省委起义小组负...     

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金秋的北京，气候宜人。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四个国家的韩国学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共同迎接中国首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由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主办的“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９...     

日语中“风流”一词的语义溯源——以佐藤春夫的《“风流”论》为中心

日本近代文人佐藤春夫随着人生阅历、艺术体验的加深，他对个体生命的颓废性越挖越深，将目光转向日本传统美学“风流”一词的内涵阐释。他站在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度，在东方人特有的美学观照下，将唯关的趣味与颓废的情绪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总结出日本人的“风流”观。本文试图就佐藤春夫的《“风流”论》进行阐述，并结合他的论述具体解析“风流”一词在日本文学、美学传统中的语义流变。     

论日本文学“俳谐诗”文化范式的禅学情韵

日本文化推崇禅宗的“山水真如”的境界,而禅宗文化又观照着日本的俳句、汉文学、儒学、绘画、庭园建筑、花道等诸多艺术苑囿。日本的古典短诗是由17字音组成,原称俳谐。其俳句较多地采取象征和比喻手法,崇尚简洁、含蓄、雅淡。比和歌更为精练。然松尾芭蕉以其孤独的心境,到大自然中去寻找对应物,以心灵与之交流,表现出自然、真诚的生命性灵。由此,芭蕉的俳句也因其境界的幽雅、闲寂、清苦而在日本文学界享有盛誉。     

二十一世纪日本教育发展展望

本文系一九九六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东亚哲学与２１世纪”的部分成果。日本教育自古代起就深受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也随着中日之间的交流而融入日本文化教育之中，并对日本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和合”是化解人类冲突、回应西方文化和现代化挑战的最佳、最优化的文化选择。“和魂汉才”的日本古代教育和“和魂洋才”的日本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和合”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对化解人类不同文化冲突的巨大作用。展望２１世纪，“和合”仍…     

丹甲青文——中国汉字文物精华展 到奉博感受唯一流传古文字的磅礴伟力

<正>通过展示各时期承载汉字的实物，集中表现汉字的肇始源流、发展演变、内在力量与悠长意蕴，展现汉字书写、艺术与应用之美坐落于上海市奉贤区“上海之鱼”金海湖畔，日本建筑师藤本壮介设计的奉贤博物馆，整体造型由三个相互连接而又相对独立的单体组成，风格独具，在周边整体环境的烘托下，彰显中国传统文化中“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优美意境。奉贤博物馆始建于60年代，“文革”时期停办。1994年重建。2019年，奉贤博物馆搬迁新址并投入运营。     

从传统文化探析日本人的和谐观

日本传统文化不仅揭示了日本的历史变迁、社会风貌与生活艺术,更渗透着日本人的思想体系与价值观念。"和"是日本社会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它根植于日本传统文化,是贯穿于日本传统文化的主旋律。纵观日本传统文化,追求和谐的理念与境界不断缔造着"和"之韵与美,更构建着日本人的和谐观。     

论中国古典文学对《万叶集》和歌的影响——以咏“云”和歌为线索

文章主要探讨了《万叶集》中咏"云"的和歌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通过对《万叶集》文本的仔细研读、与中国古典诗歌作品的精心比对,可发现众多《万叶集》和歌的构思与中国古典诗歌有相似之处。论文通过举例与分析的方法具体论证了两者的关联,同时论证了《万叶集》和歌的枕词、序词等修辞及用词对中国文学的借鉴。     

大伴旅人《赞酒歌》的文化解读——兼与李白酒诗的比较

通过解读日本奈良时期著名和歌人大伴旅人的代表作《赞酒歌》十三首的构造、诗语、主题思想,认为《赞酒歌》并非单纯停留在对汉文典籍个别词句的借用,组歌的主题不仅反映了大伴旅人对《世说新语》任诞篇中"竹林七贤"的推崇和向往,还折射出佛教无常观、儒教道德伦理、老庄道家思想等思维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通过将《赞酒歌》与李白的酒诗进行对比,发现二者之间既有思想文化上的同源性,又有情感抒发上的相异性,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正在于二者社会身份地位和时代背景的不同。     

朴槿惠政府对朝政策解析

朝鲜试射导弹和第三次核试验后,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国际关系进入新的"朝鲜半岛拥核和核威胁"时代,朝核问题成为韩国新政府面临的首个重大课题。朝鲜半岛局势动荡相对削弱了韩国对朝的战略优势,为其对朝传统政策带来诸多挑战。朴槿惠政府被迫更新政策,采取包括提升对朝一揽子"抑制力"与实施人道主义援助并行的"均衡政策"战略,推动朝鲜半岛"信任政治"进程。目前,朴槿惠政府扩大对朝拥核的国际抑制力是迫于朝核危机形势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不会偏离信任进程的基本框架。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制约,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安全、繁荣和统一的长期目标来看,朴槿惠政府采取对朝新政及与国际社会一道构建与朝互信是明智而"有希望"的选择。     

试论大院君时期朝鲜的对外政策——以"丙寅洋扰"、"辛未洋扰"及朝鲜的对应为中心

进入19世纪40年代以来，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和日本国门的欧美列强将矛头指向东亚地区最后一块“未开垦地”——朝鲜。法国和美国分别在1866年和1871年对朝鲜发动武力征服，即“丙寅洋扰”和“辛未洋扰”。面对法、美舰队的入侵，大院君政府没有作出丝毫的妥协和让步，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维护了国家主权。在两次“洋扰”期间，朝鲜政府继续维持着与中国的传统宗藩关系，欲凭借这种关系将中国作为代言本国立场的窗口和对外收集情报的窗口来利用，并且将中国作为抵挡西方冲击的防波堤，以阻挡或缓冲来自西方的冲击，维持朝鲜王朝的统治秩序。     

依靠美国：日本解决领土纠纷问题之路——原贵美惠对东北亚领土纠纷问题的主要观点

自称日本＂海外＂学者原贵美惠近几年发表了许多有关东亚领土纠纷问题研究成果,引起学界关注。作者提出东亚地区领土纠纷问题出现,都与美国战后主导《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有关,是美国设置于有关国家之间的＂楔子＂,便于美国实施未来亚太战略。关于东亚领土纠纷问题如何解决,作者提出采用奥兰群岛模式,在多国框架内解决等。笔者认为,原贵美惠的研究成果确实比较新异,但并未脱离日本学者局限,依靠美国解决日本与周边国家间领土纠纷,是日本朝野上下的共同选择。     

生存焦虑与精神突围——中岛敦《悟净出世》的生命哲学

《悟净出世》是中岛敦一生哲学思索的结晶。小说通过对悟净生存困境的深刻审视与其精神突围的生动刻画,不仅展现了中西各派人生哲学的真实内涵与局限,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积极的"行动哲学"。中岛敦以其深厚的中外哲学功底点化了"西游取经"故事,并以存在主义思想重新阐释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从而使古典故事获得了现代性品格。     

The Portuguese Cortes during the reign of Ferdinand I (1367–83): the context of the Hundred Years War (1337–1453)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Cortes that convened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Ferdinand I (1367–83),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wars experienced in Europe, in the Iberian peninsula and in Portugal. First, it is shown how the Hundred Years War impacted on the Iberian peninsula from the moment when Henry of Trastámara, with the support of France, opposed the rule of his half-brother, Peter of Cast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Portuguese King Ferdinand I presented himself as a candidate to the Castilian throne, with the support of England. The three Fernandine Wars that took place in 1369–71, 1372–73 and 1381–82 are then briefly described. Nex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ight Cortes that met during the reign of Ferdinand I, showing how they were all summoned because of the war. Finally,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appeals made by the municipalities in the Cortes of Lisbon of 1371, the Cortes of Oporto of 1372 and the Cortes of Leiria of 1372, with special attention given to the many military, economic, social, administrative and fiscal appeals and requests arising from the ills of war. Hence,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ortes were unable to solve many of these problems, even though they contributed to restraining certain abuses. They were mostly an opportunity for dialogue between the king and the commoners, as well as a mitigating factor of greater tension and social conflict in this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te of war. Within the context of war, the strength of the Cortes as a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 was reinforced, as well as the power and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 procurators of the commoners within the Cortes.     

旧韩末韩国的民族主义教育——以西北学会的活动为中心

以1905年11月17日签订的《日韩保护协约》为契机，韩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面对亡国危机，韩国民众通过义兵运动与教育救国运动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恢复国权运动。所谓教育救国运动就是通过和平的大众运动的形式实现民族独立的目标，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普及教育，对民族思想进行弘扬，对一般群众进行启蒙教育，为此，创立学会就成为教育救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这些学会中的西北人（黄海道、平安道、成镜道出生的人）的文化，以及为了普及教育而创立的具有代表性的学会——西北学会为例，试图考察从西北学会的创立到日韩合并的数年间，这些学会究竟为韩国民族意识的提高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从韩国传统公私观看其近代民族国家建设问题

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于欧洲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其背后是民族主义的竞争逻辑,因此它亦拥有巨大的国家动员能力。近代时期,东亚三国之要务在于建成现代民族国家以抵御外侮,但唯有日本获得成功,中韩两国均遭遇重大挫折。思想观念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韩两国与日本传统公私观的不同。在思想与政治上受到中国巨大影响的朝鲜王朝,其超越狭隘民族意识的儒家"天下为公"思想使其在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国际体系的竞争逻辑面前表现出诸多不适应。但这种看似具有时代局限性的普遍主义思想,或许却能够为解决今天东亚地区的各种悬案提供一些思想资源,成为新的国际关系形态的指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