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及启示

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权衡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世界各国对这个问题的处理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建国以来我国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上多次陷于放权收权的循环之中。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地方分权制，地方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经济也得到快速发展。但过度的地方分权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全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受到损害等。因此，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需要智慧与时间，更需要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超大社会视角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超大社会是中国最大国情。以超大社会的视角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中国历朝各代的兴衰,当今世界其他主要大型社会的集权与分权的权衡,为构建适合超大社会发展要求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足以借鉴的智慧。随着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央与地方关系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实现中央与地方权限的集分平衡。     

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与中央的博弈关系

地方保护主义造成了种种危害,只有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有效划分事权和加强法制建设的对策性措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保护主义这一棘手难题,使中央与地方关系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构建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体制

进入新世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迫切需要进一步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构建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体制,即在横向合理分权的基础上,依法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非依法不得随意变更和调整。     

1965年至1976年中央与地方关系变迁——从备战战略角度进行研究

备战战略具有随国际国内形势缓急变化而松紧搭配的特点。备战问题的提出,使地方肩负起动员、组织农民学习"大寨精神"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正是由于备战战略的高度动态性特点,才导致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持续波动和演化;同样,也正是由于地方在这一战略中的特殊作用,才使这种波动和演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第二次大幅变动。     

1949-1954年中央行政体制相关问题略探

1949-1954年是新中国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央行政体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议行合一"制.而是非典型的带有分权色彩的"议行合一"制.此外,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并非是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而是当时的政务院,1954年以后改称国务院.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那段历史.     

超大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超大社会是中国最大国情,以超大社会的视角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中国历朝各代的兴衰明灭,新中国成立后的集权与分权的权衡,为构建适合超大社会发展要求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足以借鉴的智慧.随着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央与地方关系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实现中央与地方权限的集分平衡.     

建国头七年中央与地方关系历史考察

建国头七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时期。在此期间中央与地方关系形成新的格局。本文循着历史线索,把这七年分为两个阶段进行考察:1949—1952年,具有过渡性质的大区分权阶段,1953—1956年八大前夕中央高度集权制的确立阶段;最后,分析此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特征及渊源。     

《中国五千年：中央与地方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政治制度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民族等各个方面。作为政治实践中的一大难题，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逐渐成为当前学者们高度重视的课题。     

略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及其划分,是国家管理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大国,这一问题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显得相当复杂。既往的改革实践,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成效并积累了一定经验,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本文就此在理论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调控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既是因为有中央,也是因为有地方.一个没有中央的中国是一个军阀割据、一盘散沙的中国;一个没有地方的中国也仅具有法律意义或者干脆就是一个虚假的“政治实体”.所谓中央,是指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机构,而地方则是中央以下各级行政区域的统称(本文所称地方主指普通行政区     

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俄罗斯之比较研究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协调和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对中俄两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比较,认为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要以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为根本出发点;应当始终紧紧围绕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处理二者的关系还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纳入法治的轨道。     

“请示报告”:解放战争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新探

解放战争开始后,延安整风以来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下中央与地方的密切关系,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出现了变化:因地方权力过大,产生了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分散主义和山头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中央权力变小,政令不畅,核心领导力被严重削弱。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采取了以缩与放为特点的措施,以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确立和推行为切入点,有效地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新型的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得到确立。这不但有效地推动了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房地产调控与中央地方关系的重构

近几年来,房价过快上涨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尽管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大力度的调控政策,抑制房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但效果却并不理想.导致房产调控政策失灵、房价上涨过快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而形成“土地财政”的主要根源是不完善的财税管理体制,它使中央地方关系严重失衡.所以,要使中央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解决房价过高问题,就必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重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化、问题与对策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主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经历了放权让利、制度创新与再调整三个阶段的演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总体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解决,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仍然是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我国的一个重大关系。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完成“九五”计划,实现跨世纪的宏伟蓝图,创造灿烂美好的明天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早在一九五六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正式提出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李力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对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要性作了深刻而精确的阐述，指出：“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关系与制度创新

一改革开放以来,纵观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双方并没有从内在紧张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对此,不光政界显得无能为力,理论界也是一筹莫展。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工具的匾乏问题。西方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这种规则是人类设定来限制他们的行     

“条块关系”视角下地方金融监管双重领导体制构建

在地方金融领域,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中央和地方分权监管的双层监管体制。然而,该体制目前仍然存在地方政府缺乏畅通渠道表达主张的“单线联通”、监管权责配置不平衡等问题。我国现有国家管理体制、央地事权分配结构以及地方金融监管“中央统一领导”的核心制度要求,决定了地方金融监管只能沿着我国“条块关系”的双重领导方向发展完善。地方金融监管双重领导体制,要求在中央政府层面专设国务院地方金融业务主管部门承担地方金融监督管理职权,同时明确地方政府地方金融监管局的金融监管和风险处置的具体职责,畅通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条条”管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