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法庭之友”陈述可接受性问题初探

“法庭之友”这一古老的制度运用到WTO争端解决机制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WTO法律对“法庭之友”陈述缺乏明确规定,而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又趋向接受这种信息材料。本文主要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两个程序来分析“法庭之友”陈述的可接受性问题。     

论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机制对东道国公共健康保护权力的挑战

NAFTA第11章允许外国投资者直接提起对东道国的仲裁请求,使得投资者的权利得以有效保证。然而,当外国投资者为这些前所未有的广泛权利欢呼雀跃之时,有不少学者已经在担忧这样一个“投资者-国家”争端仲裁机制将给东道国主权带来怎样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在东道国维护公共健康利益的领域,主权权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越来越多损害赔偿请求数额惊为天价的投资争端仲裁案件不断出现,这种忧虑在国际社会中悄然蔓延开来,社会公众要求本国政府在投资自由化浪潮中切实维护公共健康利益的呼声在不断高涨。     

浅议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华盛顿公约》和《纽约公约》力图构建一个公平、公正、便于执行仲裁裁决的国际机制,使任何仲裁获胜方的当事人能在任何缔约国申请裁决的承认和执行。虽然两公约的生效的确大大促进了国际投资仲裁制度的发展,但在实践中暴露出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两公约在我国的承认和执行同样存在一系列待完善之处。     

非政府组织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缺失与未来构想

在WTO的司法实践中,非政府组织曾多次以"法庭之友"身份参与争端的解决,对WTO的司法裁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在WTO的法律体系中始终无法找到一份指引非政府组织参与争端解决程序的规范性文件,使得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实践中缺乏必要的规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争端解决程序的效率和稳定性。因此,通过上诉机构制定指引非政府组织参与WTO争端解决程序的实体及程序性规则,明确非政府组织参与资格的甄别标准和其他正当程序要求,对于规范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行为、鼓励发展中国家积极应诉、提高WTO的透明度将大有裨益。     

国际投资争端中的公共利益抗辩——以环境保护为视角

在国际投资争端仲裁中,公共利益是东道国普遍使用的抗辩理由,但使用公共利益抗辩胜诉的比例不容乐观。如何更有效地运用公共利益抗辩制度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值得更加深入地探讨。     

论“一带一路”视阈下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完善

仲裁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当前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存在诸如公私利益失衡、缺乏纠错机制、透明度低等缺陷。仲裁根植于传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土壤,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治理念与文化背景差异甚大,与现实的争端解决需求无法实现良好的嵌合。在此背景下,我国可以建立一带一路话语体系下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通过制度设计克服现有仲裁机制的缺陷,建立多元有机衔接的争端解决服务保障机制,实现常设仲裁机构与临时仲裁的双轨并行;在构建路径上可以选择与沿线国家的优质仲裁机构建立区域联合投资仲裁机制,共同探索契合一带一路区域的示范性投资仲裁新机制。     

论国家豁免原则对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的影响

用商事仲裁的方式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是越来越常见的做法,因为国际投资仲裁能够避开东道国法院,从而可以最大程度保护投资者利益。但是,即使仲裁获胜,如果东道国不主动遵守裁决的话,投资者就要在国内法院起诉,而东道国常以国家豁免为抗辩理由导致裁决无法执行。因而,国家豁免已经成为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的一大障碍。     

国际仲裁法庭对中菲南海争端有管辖权吗?——兼论法律途径解决国际争端的局限性

菲律宾无视中国的反对就南海争端强行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起国际仲裁,对国际法的公正性产生重大挑战。无论从中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保留声明,还是从菲方诉求的实质来看,国际海洋法法庭都是没有管辖权的。由于国际法自身特点、国际争端解决机构本身的局限性和裁决缺乏执行力等问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国际争端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南海争端只能由直接当事国通过政治谈判方式和平解决。     

国际投资仲裁中投资者国籍的认定标准探析

当事人符合双边投资条约中的"投资者"定义及其国籍要求是援引BIT条约保护的前提。在当前的跨国投资实践中,部分投资者为了得到更优惠的条约保护而"挑选条约",导致投资者国籍的认定趋于复杂化,而在ICSID仲裁实践中,仲裁庭对投资者国籍的认定亦采取灵活、广泛的态度,存在着扩张管辖权的倾向,这使得问题的解决充满不确定性。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中国有必要尽快制定出在国内实施《华盛顿公约》的条例以及援引"拒绝授惠条款"和例外规则避免投资者滥用国籍标准"挑选条约"。     

人事争议仲裁与司法接轨的模式选择——从有限接轨到协调一致

1997年人事部颁布的《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确立了人事争议仲裁的基本制度，但未能实现人事仲裁与司法制度的接轨。2003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司法解释》），实现了人事仲裁与司法的有限接轨。总体而言，人事争议仲裁与司法制度的关系仍不够清晰。有鉴于此，应在尊重现状和符合法治原则下，全面确立一裁二审体制，实现人事仲裁与司法的协调一致。     

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路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区域”资源开发争端解决机制至今已逾40载,但由于人类尚未实现对“区域”资源的开发利用,尚无有关“区域”资源开发的争端产生,因此该机制尚未实际用于解决争端。“区域”资源开发争端机制主要规定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1部分第5节,这一机制存在适用范围受限、多元化争端解决水平有限等不足之处。“区域”资源开发阶段争端的复杂化趋势等因素,使完善这一争端解决机制显得极为必要。《开发规章(草案)》的制定为完善“区域”资源开发争端解决机制提供了契机。国际海底管理局为完善这一争端解决机制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引入替代性争端解决办法和构建争端预防机制,同时国际海底管理局仍有必要为完善这一争端解决机制采取进一步措施。     

公共投资项目决策公众参与研究

杨飞虎在《学术论坛》2010年第1期撰文认为,公共投资项目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为了推进公共投资项目决策的透明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必须加强和完善我国公共投资项目决策公众参与机制。     

近代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制约因素——以《国际航空公约》的批准问题为例

中国是1919年《国际航空公约》的缔约国,北京政府出于与协约国保持一致、维护国家领空主权及推动国内航空事业发展等方面的考虑,最初倾向有条件批准《公约》,体现出参与国际治理的积极意愿。不过,由于在关税、邮件、无线电问题上的疑虑,加上担心开放领空将扼杀中国航空业的生机,以及禁航区域难以划定等问题,《公约》批准工作最终不了了之。这一政策转变,除与当时国际法不够完善有关外,主要是因为在无法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境况下,中国希望能够在旧约未涉及的领域继续维护国家主权,但由于北京政府自身存在诸多不足,筹备计划未能落实,批准新型国际公约之议遂告寝息,这表明不平等条约的存在严重束缚了近代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步伐。     

《能源宪章条约》中环境保护规定的缺陷——与晚近投资协定比较的视角

与晚近其他投资协定相比,《能源宪章条约》存在诸多缺陷：缺少对缔约国环境义务的规定、针对投资保护的环境例外缺失、未明确其与多边环境协定的关系、环境条款软化空洞以及争端解决程序未给环境保护留出空间等。该条约中对环境表示一定关注的条款具有软法性质,此虽为妥协于目前现实需要之结果,仍不失为向生态正义迈进的一个步骤。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研究

姚世国、沈灵峰、王玉洁在《科技创业月刊》2013年第8期撰文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具有重要作用,诸如实现农民增收,改善就业状况,加快农村发展。但目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低下,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应从基础教育、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2010年4月26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2010年监督工作计划,常委会组成执法检查组,于2010年1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