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价值观外交"到"积极的亚洲外交"——日本安倍、福田内阁亚洲外交的比较分析

安倍内阁推行建立"民主国家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提高国际作用,因其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而受挫;福田内阁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实行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的亚洲外交",进一步改善中日关系.安倍、福田亚洲外交的变化,反映了日本民族主义外交政策的曲折演进,从中可以看出日本要求提高外交自主性,却不能忽视美国的影响:重视同亚洲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对华认识和对华关系开始出现历史性转折;对华外交的两面性将交替反映并可能牵动中美日关系的调整.     

新福田主义与中日关系

本文介绍福田与安倍在外交理念上的不同,论述了"新福田主义"的主要特征,尤其着重分析了它在重视亚洲方面所表现出的"心心相印"、"与时俱进"和"东亚共同体"三个内容。最后,本文在分析"新福田主义"对华政策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的中日关系"和"亚非和谐曲线"两个概念,对中日双方如何抓住机遇从世界视角扩大共同利益进行了阐述。     

日本外交的“新思维”——论新福田主义

新福田主义是日本在中国迅速发展、亚太地区成为新增长中心形势下的外交构想.它继承了福田主义的精神,是对冷战结束以后日本亚洲外交实践的概括,也表明今后的政策取向.中国是日本亚洲外交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日本将努力稳定中日关系,提高两国的合作水平,同时也更关注中国的发展和动向.新福田主义的提出带有福田个人色彩,也是日本转向重视亚洲外交的历史必然.它的一些原则不会因日本政局的变化而改变.     

安倍两次执政期间对华政策的调整 演变及影响

随着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后,中日两国由此进入了战略磨合期与相互适应期,如何塑造与中国的关系成为日本外交中至关重要的课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两次执政的经历及其前后对华大相径庭的外交政策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安倍第一次执政期间积极改善对华外交,主张两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然而时隔5年再次执政,却不断展现强硬的对华态度和立场。安倍对华政策调整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两面性、依赖性、务实性,为日本国内和中日关系带来了深远的政治经济影响。对比研究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对我国认识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特征、本质、动因,正确把握和处理中日关系有重要意义。     

中日关系的新特点与新趋势

近年来，在日本政局与外交新变化和中日相互作用新趋势的推动下，中日关系面临实现进一步发展的新转机。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的平衡美亚和重视日中关系的政策取向，为中日关系带来了“福田机遇”期。中日双方应珍惜这一机遇，共同推动两国关系走向更高层次的战略和解与合作。     

朝日“绑架问题”上的日本外交方针分析

朝日"绑架问题"历经小泉内阁、安倍内阁、福田内阁,已成为朝日邦交正常化的重大悬案之一。针对日益僵化的"绑架问题",小泉内阁以"绑架问题不解决,日朝邦交不会正常化"为基本原则,回避历史问题,企图完全以"对话和压力"的外交方针来解决"绑架问题"。而安倍内阁则继承和"发扬"小泉的上述方针,一味地强调以"压力"来解决"绑架问题"。福田当选日本首相以后,多次表示一揽子解决日朝间的历史问题和"绑架问题"的意愿。     

安倍路线与中日关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以来,软化日本对华姿态,力图摆脱其前任小泉纯一郎造成的日本外交严重困境,同时大力推进日本"国家正常化"与政治文化的民族主义改造。这与他在政策实践方面较之于小泉颇为突出的灵活性和策略性相结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安倍路线"。"安倍路线"是一种内涵复杂的意愿方向和政策纲要,各种内涵既有本质上的连贯和统一性,又有显著的外在矛盾和深刻的内在紧张。透视"安倍路线"的性质与政策实践,是准确把握和预料日本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一个关键。鉴于"安倍路线"和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中国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复合"战略。     

新时代,中国对日外交“新视角”——简评习近平“对日外交思想”

时值2018年中国进入新时代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中日关系也迎来了新的历史转机。在新时代和重大历史新起点上,中日都需要对彼此有新的认识,而中国的对日新认识和新视角则蕴含在中国新一代最高领导人"对日外交思想"的宏大战略运筹中。通过对习近平的"对日外交思想"的梳理、归纳和总结,不仅可以对近十年来的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加以总结,而且将中日关系放到习近平的"对日外交思想"这一宏大框架中加以展望,对认识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也具有十分特殊的战略意义。     

从日本内政看其对华政策调整

正近来,安倍政府的内政可谓问题重重。随着朝野政党对立激化,关于"森友学园"和"加计学园"问题再次受到在野党追究。为此,急需以应对朝鲜半岛局势变化、日中韩首脑会谈和缓和中日关系等外交政绩,来对冲内政不力的乱局。从日本政局来看,安倍想摆脱持续发酵的内政丑闻,赢得自民党总裁连任,完成"修宪"战略意图,只能谋求外交层面的政绩突破,而     

"价值外交"与亚洲政治新变局

安倍政府的"价值外交"因安倍的印度之行达到了高潮。主张民主国家联合基础上的"大亚洲"概念和建设"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提法,并非只是日本单纯想要笼络印度、在美国支持下重建亚洲均势,更重要的是日本正在力求调整其外交战略,建立这一战略的内在连续性和促进日本"大国化"进程。但"价值外交"在目前的日本国内政治中有着难以化解的内在紧张关系。除非日本能够真正正视历史,否则,"价值外交"难以对亚洲政治发挥决定性影响。     

论日本自民党派阀政治回归的必然性

日本自民党前任总裁小泉纯一郎在其当政期间采用了一系列标新立异的政治手法,使该党传统派阀政治一时间似乎面临消亡的境地。但是,小泉刚离任不久,曾经红极一时的"小泉政治"即迅速走向终结,派阀政治随之卷土重来。究其原因,小泉政治其实只是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而自民党的派阀则由于建立在日本社会、历史和文化基础之上,不可能轻易消亡。不过,对于自民党来说,不管是小泉政治还是派阀政治,从根本上说一切都是为了权力。     

Foreign Policy Making Under Koizumi: Norms and Japan's Role in the 2003 Iraq War

Japan's policy toward the 2003 Iraq War is a test of the constructivist argument about the weight of norms as opposed to material systemic factors in foreign policy making. Constructions of external threats and interests were contested between a largely realist-minded elite around prime minister Koizumi bent on Japan's remilitarization and those still holding to antimilitarist norms. This contest is traced in an analysis of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including the role of bureaucratic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opposition parties and the public. Indicative of the power of norms, Koizumi was forced to compromise his ambition to use the Iraq crisis to help make Japan a "normal" great power.     

试析日本安倍政府在美伊间的调停外交

自2018年5月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美伊关系持续紧张,导致中东局势动荡不定。对此,日本安倍政府基于保障日本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利益、提高日本国际声誉与推动国内修宪进程等多重战略考量,决定在美伊间开展调停外交。美伊两国对调停者的需求、伊朗对日本的信任以及欧洲国家调停者身份的削弱,也为安倍政府实施调停外交提供了可行条件。安倍政府调停外交的实施路径主要包括日伊首脑互访、日伊高层会谈、日美密切沟通以及游说中东国家等,但其成效受到日本自身局限性、美伊矛盾复杂性、调停策略表面性、调停进程不确定性等因素制约,难以促使美伊关系得到实质性缓和。     

小泉八云的《宿世之恋》考略

《宿世之恋》是收录于小泉八云晚年的文学作品集《灵之日本》(1899)中的一部作品。经考证,该作品直接取材于《夜窗鬼谈》中的《牡丹灯》和明治时期落语家三游亭元朝的《怪谈牡丹灯笼》。而《牡丹灯》和《怪谈牡丹灯笼》直接依据的是中国明代《剪灯新话》中《牡丹灯记》的日本翻案作品——浅井了意《伽婢子》中的《牡丹灯笼》。本文将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方法探究《宿世之恋》的变奏轨迹,从而考察中国小说在其日本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进而明确小泉八云再现文学的创作方法、主题以及其对纯粹、凄美、超越死亡的爱情的追寻。     

战后日本国家战略演进及岸田内阁战略走向

二战后日本不得不放弃武力扩张的国家战略,但伴随形势变化,日本不同当政者的治国方略则不相同。围绕是维护宪法、优先发展经济、重视国际协调,还是修改宪法、增强军事力量、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等,存在两种不同国家战略倾向。其背后则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观。战后,日本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经济、科技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外交则受制于美国而缺乏自主性。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开始借助美国,努力成为亚洲领导国家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非所谓摆脱美国的"正常国家"。21世纪以来,安倍晋三的国家战略目标是对内推动修宪,使日本成为"能战国家";对外构筑"自由开放的印太",制衡中国。菅义伟内阁继承了安倍的国家战略。岸田文雄执政后在延续同一国家战略的同时,会展现何种特色,值得关注。     

中日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

东亚共同体是东亚合作的必然趋势,是东亚各国的长期目标。然而,在小泉政府期间,因日本不与中国讨论东亚共同体,在双边自由贸易方面孤立中国,中日关系冷淡,中日两国一直未能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日本民主党实现政权轮替后,表示了与中国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新姿态,受到了中国的欢迎,出现了中日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新局面。以此为契机,中日两国应该根据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前提、原则与途径,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     

透视日本小泉首相的第2次访朝

日本首相小泉闪电般地进行第 2次访朝 ,虽然有“内病外治”的作秀成分 ,未必会有助于其国内困境的解决 ,但是在打破朝日关系僵局、解决长期困扰双方的“绑架问题”方面 ,还是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同时 ,在重新确认《朝日平壤宣言》精神、重开朝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方面 ,也并非乏善可陈。     

小泉八云异文化理解中的归属意识

小泉八云于1890年赴日,后加入日本国籍。他的作品洋溢着对日本古老文明的赞美、怀念以及对西方文明的辛辣批判。这使得他在当时倡导"和魂洋才"的明治日本中期成了"日本文化发现的恩人"。经历了从英国、法国、美国、再到日本的流离生活,使得他对异文化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本文将从比较文化论角度通过分析小泉八云对日本文化的受容及其文学作品,探究小泉八云对异文化以及自身归属问题的认识。     

安倍再度执政后的中日关系展望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手中握有改善中日关系的机会,但在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背景下,其对华政策仍可能受到日本右翼和鹰派的影响。安倍内阁企图通过加强日美同盟,在中国周边开展所谓"价值观外交",构建针对中国的战略格局,在钓鱼岛问题上迫使中方让步。安倍最大政治目标是修改日本宪法,为日本对外使用军事力量铺路。近期在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同时,也会谋求缓解紧张关系,防止局势失控。若2013年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获胜,很可能推动修改日本宪法。中日关系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前景不容乐观。201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5周年。中日双方信守条约,妥善处理钓鱼岛争议,对未来的中日关系和东亚和平稳定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