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活体器官捐献的现实困境与法律应对

当前我国人体活体器官捐献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突显出以下问题：活体器官捐献人范围过窄且缺乏适当补偿机制、器官交叉移植合法性仍未得到法律明确认可以及人体活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主体不明等。基于活体器官捐献人自主意愿,为拓宽人体活体器官捐献渠道、保障受捐人生命健康权益,应当适度扩大活体器官捐献人范围,结合公平原则与道德风险防范理念,给予活体器官捐献人适当经济性或权益性补偿,同时明确赋予并合理设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对活体器官捐献的管理职责。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立法思考——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为视角

2007年5月,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正式施行,对我国器官移植事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从《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应解决对策及建议,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器官移植相关立法提供参考.     

关于扩大人体器官移植供体来源问题研究——兼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之配套与完善

随着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推广运用,活体器官紧缺已成为重要瓶颈问题之一。我国关于人体器官移植立法已上升到行政法规层次,但关于器官供体来源的规定却过显保守和简单,有必要从确立脑死亡标准,构建器官捐献法律规制体系,扩大活体器官受体范围,细化活体器官供体主体资格,建立器官捐献鼓励与补偿机制等方面进行重新考量、设计。     

论我国基本权利限制制度的发展——我国《宪法》第51条与德国《基本法》第19条之比较

学界一般认为权利并不绝对,权利的行使往往存在具体的限制。现代法治对权利限制的要求是在合法的前提之下必须有个合理的度,即对权利的限制必须合法、合理。本文以我国《宪法》第51条与德国《基本法》第51条的比较分析为视角,就基本权利限制问题展开论述。与我国《宪法》第51条对于基本权利限制的规定相比,德国《基本法》第19条的内容更加详尽、全面,值得借鉴。我国《宪法》第51条在立法上存在观念、方法等方面的误区,为此,需要加强基本权利合理限制理论的建构,以丰富、发展《宪法》第51条,完善我国关于权利限制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简评我国留置权制度——评《物权法》第230条和第231条

留置权制度在我国《物权法》中占有重要地位。新的《物权法》扩大了留置权的牵连关系,使其适用范围更加广泛,更有利于司法实践。但同时也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做了简要的分析和探讨。     

浅析我国《公司法》关于转投资规定的立法缺陷——评《公司法》第12条之规定

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现代资本企业的公司,不断地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和更多的市场占有份额,这是公司不断进行转投资的重要原因。转投资是公司加速资本扩张的重要手段,是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方式。我国《公司法》第12条关于公司转投资的限制性规定,制约了公司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自主发展和自由竞争,影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动,应当予以修改和完善。本文粗浅地分析了转投资限制性条款的立法缺陷及不足,以期对《公司法》的修改和完善有所帮助。     

对承运人及其受雇人、代理人丧失单位责任限制的判定——我国《海商法》第59条浅析

我国《海商法》第59条规定了承运人以及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丧失限制单位赔偿责任权利的情况：“经证明，货物的灭失、损坏或者迟延交付是由于承运人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承运人不得援用本法第56条或者第57条限制赔偿责任的规定。经证明，货物的灭失、损坏或者迟延交付是由于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承运人的受雇人或者代理人不得援用本法第56条或者第57条限制赔偿责任的规定。”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如果承运人有“故意”或者“明知”的过失…     

论死缓犯限制减刑的程序问题——从对《刑法》第50条第2款的法理分析引入

《刑法》第50条第2款有关对死缓犯限制减刑的规定应理解为,人民法院在对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时,根据其犯罪情节中的主观部分以及其在死缓考验期内的表现作出是否限制减刑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将限制减刑的适用置于定罪量刑阶段所依据理由缺少说服力。对死缓犯限制减刑的程序设计,应置于死缓变更程序中予以一并解决;通过完善死缓变更程序,在充分保障被执行人权益的前提下,妥善解决如何适用限制减刑的问题。     

商业秘密保护中的竞业限制问题——兼论《劳动合同法》第23、24条的不足

在劳动关系中运用竞业限制，是保护企业商业秘密的有效手段，可以防止技术、经营信息被不正当利用，鼓励企业对技术、经营进行大规模投入，保护资本和技术。但不正确地运用竞业限制，却可能侵害劳动者的合同法权益，破坏人才市场和一般技术、经营知识合同法扩散。正确处理劳动关系中的竞业限制，是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权利限制与作品传播的限制——《著作权法》第4条适用问题分析

任何主张因思想内容方面的公法目的而对作品权利直接加以限制的观点均是错误的,不论这种限制是针对权利内容还是针对权利行使.著作权法作为私法,依据表达形式判断是否构成作品并予以保护；公法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判断作品的传播是否应受到限制.公法的立法指向是限制作品的传播而不是限制著作权的具体权项,在私法上给予违禁作品著作权保护不会导致其与公法上的禁止性规定产生冲突,违禁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最终就是一个诉讼中的证明问题.     

物业服务合同抗辩权的行使与限制——兼评《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的解释》第5、6条

物业服务合同中,业主动辄以物业服务不符合要求为由行使抗辩权,拒交物业费。因物业服务合同的特殊性,抗辩权的行使存在许多弊端,如妨害小区业主的正常生活、妨害物业公司的正常经营、损害小区环境等。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5、6条对业主抗辩权的行使与限制作了规定,对于平衡业主与物业公司的利益关系具有积极意义。但仍有必要适当强化对业主行使抗辩权的限制,如对合同主体抗辩的限制、业主单个行使抗辩权的限制,应当规定只有达到一定数量的业主同意才能行使抗辩权;通过业主委员会来行使抗辩权,将业主行使抗辩权的行为作为业主团体共同决定的事项。同时,物业公司对欠费业主行使抗辩权时,必须确保已交物业费业主的利益不受损害,不得对欠费业主停水、断电或停止小区公共服务。应当通过完善物业费收取公示制度、完善欠费催缴程序、发挥业主委员会的催缴作用、引入督促程序等,来进一步完善物业费收缴制度。     

对不正当比较广告的竞争法规制——基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9条、第14条的实证分析

比较广告由于存在着诸多优点,在各国广告实践中广为应用。然而,其具有的对比特质,也使得应用不当可能出现误导公众、贬低竞争者产品或服务以及不正当利用他人商誉的情况,形成不正当竞争。在司法实践中,由不正当比较广告引发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有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和商业诋毁行为,但我国现行法律并不能完整地对不正当比较广告加以规制。结合个案加以研究,对正确理解不正当比较广告、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或许具有帮助作用。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承揽人抵押权之修改——兼评祖国大陆《合同法》第286条和有关司法解释

承揽人的抵押权是否应该进行登记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对承揽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以及第三人的利益影响甚大,需要妥善处理。本文分析了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承揽人抵押权修改的原因与经过,并以此为参照,分析了祖国大陆《合同法》第286条的规定,认为祖国大陆《合同法》第286条和《法释〔2002〕16号批复》存在缺陷,需要进行改进。     

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研究——以《侵权责任法》第41条、第42条和第43条为分析对象

归责原则的确立对于产品责任的构成、举证责任的分配、免责(抗辩)事由的界定均深具意义.依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纳无过错责任原则,生产者、销售者所生产经营的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均应承担侵权责任,但在生产者或销售者在承担了侵权责任之后,销售者分担责任应以过错为前提.     

破产可撤销行为构成要件分析——针对我国新《企业破产法》第31条、32条规定

破产可撤销行为构成要件是破产撤销权行使的前提和基础.我国新《企业破产法》为了规制破产欺诈行为,①保护破产债权人利益,在第31条和32条规定了破产管理人的撤销权和破产可撤销行为,②但是没有明确破产可撤销行为的构成要件,如此规定不利于破产司法实践中法官和当事人对破产可撤销行为的认定.借鉴联合国《破产法立法指南草案》和国外立法经验,破产可撤销行为构成要件应采纳概括性一般构成要件和列举性具体构成条件相结合的立法体例;一般性构成要件包括:"行为损害了债权人利益"和"行为应当发生在法律规定的临界期内";至于"行为人主观恶意"只是部分可撤销行为构成条件;同时,对"行为人主观恶意"的判断应建立美国破产法"主观标准客观化"的立法模式.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兼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比较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9条以规范逮捕、拘禁等强制措施为立足点,全面规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保障权,包括不受任意逮捕或拘禁权,知悉权,及时审判或保释权,提起诉讼权和获得赔偿权等。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修正案》)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并在人权保障理念的指引下,重点修缮了逮捕、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强化了强制措施制度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但是,较之《公约》第9条,我国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权的保障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继续借鉴和吸收《公约》关于人身自由权保障的精神,进一步完善强制措施制度,为维护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权提供坚固屏障。     

CFC税制征税对象的比较分析——以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45条为视角

21世纪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突飞猛进,资本跨国流动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亦日益成为常态,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为实现税负最小化,投资者在进行税收筹划时,一个重要的筹划手段就是在低税国（地区）或在避税港设立受控外国公司来递延税款从而实现国际避税.这一现象的存在严重侵蚀国家税基,2008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首次规定了CFC税制条款.鉴此,本文试从我国立法与其他国家税法中CFC税制的征税对象入手,运用综合比较与归纳分析的方法,探讨如何借鉴国际经验以保证我国税收实践中CFC税制的可操作性.     

光船租赁权与物权公示原则——兼论对我国《船舶登记条例》第6条的理解

本文分析了光船租赁权登记对抗主义的法理基础 ,并澄清了司法实践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 6条理解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