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华纳唱片有限公司录音制作者权纠纷案

一、案情简介 原告华纳唱片有限公司(WARNER MUSIC HONGKONG LIMITED)是一家成立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唱片制作公司,该公司于1999-2002年间出版了由歌手郭富城演唱《游园惊梦》、郑秀文演唱的《SAMMI完全拥有》等七张音乐专辑,上述音乐专辑封面均标明录音制作者权由原告享有。 原告诉称,2003年8月7日,原告委托人在山东省公证处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在被告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处购买了标明由珠海特区音像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的郑秀文《完全拥有》、《WONDER WOMAN》、《秋冬爱的故事》、郭富城《游园惊梦》、《爆裂旋风》等音乐专辑。经     

从一起个案评析骨龄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

犯罪嫌疑人的年龄直接涉及到是否应当负刑事责任，负何种刑事责任，应处何种刑罚等问题。《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都对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明确的特殊规定，查证犯罪嫌疑人特别是未成年人的真实出生日期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同一个犯罪嫌疑人有多个不同内容的年龄证据，导致难以认定其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承担何种程度的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应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正确调取、审查、判断、采信犯罪嫌疑人年龄证据，做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相统一。     

Case Comment: The Legality of ‘Kettling’ after Austin

This case comment considers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decision of Austin v United Kingdom (2012) 55 EHRR 14. Austin claimed, unsuccessfully, that police kettling at a public protest in London amounted to a violation of her right to liberty under Article 5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 This case comment suggests that the court took an unexpected and unorthodox approach to the issue of ‘deprivation’ within Article 5. This decision may come to undermine the protections afforded by Article 5 and extend the current exceptions to Article 5 to an indefinite range of situations.     

Comment

Abstract

THIS article surveys som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issues facing Australian legal education today. Although referencing the research of others,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article are necessarily personal to the authors; they represent a “reflective practitioners'” insight into Australian legal education. The perspectives drawn in this article are painted with a broad brush on a large canvas and in an impressionistic style. As with all ‘overviews’, most of the areas discussed warrant further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While some of the concerns raised will be of immediate interest to Australians, the broader issues encompass areas relevant to legal educators in countries facing similar problems and undergoing, as is the UK, a major review of legal education.¹     

技术标准的功能评析——以知识产权许可为例

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标准正在展现诸多的功能,而且在知识产权许可和技术创新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但有正面的影响,而且还有负面的影响,知识产权人利用技术标准有可能利用技术标准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滥用其技术标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施加法律上的管制。     

虚拟物和虚拟物交易的法律属性研究——以“第二次生命”游戏为例

本文以美国“第二次游戏”为例,探讨了网络游戏产业中的虚拟物和虚拟物交易的法律属性和法律定位。“第二次生命”网络游戏服务商通过服务合同承认玩家对虚拟物的知识产权,这种做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游戏服务商承认玩家对虚拟物的知识产权,对网络游戏虚拟物的知识产权之自动放弃,是解决虚拟物知识产权保护的两难困境的一个出路。如果网络游戏服务商要承认玩家对虚拟物的知识产权,应该设计好服务合同的相关条款。但是,即使如此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承认了玩家拥有知识产权之后,游戏服务商对虚拟物拥有什么权利、虚拟物的交易如何定性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最后进一步分析了这两个问题的法律属性。     

论软件作品修改权——兼评“彩虹显案”等近期案例

修改权并非指作者有权修改自己的作品,而是指作者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修改作品。《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的修改权在性质上有别于《著作权法》中的修改权,后者是人身权利,而前者属于演绎权这一经济权利。只有代码化指令序列才构成受保护的计算机程序,因此不修改代码化指令序列,仅修改被代码化指令所调用的数据,并不构成对修改权的侵权。用户为改进软件性能和功能而利用修改工具在软件运行过程中对软件运行结果进行改动,不构成侵权行为。制作并提供修改工具者只要未提供修改后的软件,也未教唆或帮助直接侵权,其行为并不直接或间接侵犯修改权。     

检察解释论析

揭示检察解释与检察权的关系，认为检察解释是检察机关行使职权的方式，因此检察解释的主体是全体检察机关而不仅仅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由于检察权的性质不是司法权而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力（法律监督权），因此，检察机关对实体法的解释也只具有程序性的效力。     

附条件逮捕制度批判

附条件逮捕制度是近年检察机关出台的一项审查逮捕改革措施,其核心是将原本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该制度违反《刑事诉讼法》第60条之规定,违背程序法定和刑事司法解释的原则,背离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不符合司法改革的基本原则。该制度难以避免逮捕适用的扩大化和超期羁押现象。从实施情况看,存在着任意扩大适用范围、撤捕比例高、违背程序现象严重、不利于提高公安机关的办案质量等弊端。实施附条件逮捕制度只会扩张检察机关的逮捕权,而不会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建议立法机关对附条件逮捕制度进行审查,并通过相关程序修改或废止这一制度。     

不动产最高额抵押权的变更——兼评指导案例95号

按照指导案例95号,将既有债权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债权范围的,未经登记亦有物权效力,但不得对第三人产生不利影响。该指导案例并非将不动产最高额抵押权变更的模式改变为登记对抗要件主义,而是对概括最高额抵押权之否定立场进行缓和,以便更充分地发挥最高额抵押权的优势。特定债权的转入属于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的变更,其与债权确定期间的变更、债务人基准的变更一样,都不需要后顺位抵押权人等第三人同意,因为不会破坏这类第三人的信赖基础。债权范围的变更遵循实行合同自由原则,其效力与登记无关,只不过当事人不得将非基于正常交易关系产生的债权纳入担保范围,给第三人造成难以预料的损害。这一裁判规则不得类推适用于最高额抵押权的决算期变更、债务人基准变更,为保护不特定第三人对最高额抵押担保债权是否已确定的信赖,这些事项的变更只有在最高额抵押权确定前办理登记,才能产生物权效力。     

盗版治理析评

1990年我国颁布实施了新中国的第一部著作权法,2001年我国又按照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知识产权协议规定的保护基准对该法进行了全面的修订,随后国务院颁布了该法新的实施细则。这在我国著作权保护的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我国著作权立法的保护水平与世界接轨。我国《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