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思维六十年之变迁

政治合法性分为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两个基本的研究范式。政治合法性的规范主义范式强调政治秩序的“价值”而非认同的“事实”；而经验主义范式则强调，由于无法证明价值体系以及价值体系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关系的真实性，所以在合法性问题上没有真理可言，只要政治共同体成员在忠诚的基础上对政权能够支持，就有合法性，而不管政权的性质如何。从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拥有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坚实基础。但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巩固其长期的执政地位，必须在规范和经验两个方向上做出努力来获得更深刻的执政合法性。因为从短期历史来看，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由经验的政治认同获得的政治合法性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从长期历史来看，规范的政治合法性对巩固执政地位具有更持久的支持力。     

当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运行机制分析

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完成自我的调适和创新，笔者从党内民主运行机制入手从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的塑造和维系考察——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学界对政治合法性的研究一直以西方分析范式为拥趸，忽略了对中国古代政治史中合法性理论资源的挖掘和提炼。在观念塑造和制度维系的视角下，文章分析了中国古代君权延续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合法性特征和在特定历史时期维护权力存续合法性的路径，以弥补政治合法性研究中对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理论资源挖掘的缺失，同时为现代政治合法性塑造贡献来自中国古典政治的智慧。     

抗战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对执政合法性的建构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的局部执政时期之一。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进行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法理型合法性建设,获得了边区群众的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巩固了陕甘宁边区政权。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合法性的建构,对于今天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试论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的扩展

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对社会力量不断进行整合的过程。从历史-现实的维度与合法性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基础不断增强的过程。尤其是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原有的力量分布格局发生了变化,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这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合法性的角度看,如何整合新的社会力量,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大胆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政治思路,基本解决了这个新问题,因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问题思考——学习胡锦涛“七一”重要讲话的体会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和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行了全面部署。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历史嬗变

探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是新时期共产党执政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来源,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巨大政治权威和个人魅力,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发展战略和成就,第三、四代领导集体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是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论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培育

合法性概念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命题,近年来引起国内政治学界的关注并应用于党的执政能力研究.进行武装革命获得胜利、通过领袖个人魅力的影响和注重意识形态教育,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自身传统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传统的执政合法性模式必须由"政治革命型"向逐步向"法律治理型"转变.在合法性基础的模式转换中,赋予时代内涵的爱国主义精神仍然是巩固党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思想资源.     

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经历了不断的发展与变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成功地进行了伟大的制度创造和政治实践,结合新的情况赋予统一战线在不同时期以新的历史任务,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     

社会转型期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政党长期有效执政的基本前提。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由于体制的转轨和价值观念的嬗变，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新的挑战。新时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合法性的绩效基础；实现执政合法性向法理型转变；同时坚持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的路径选择。     

论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统一性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看，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具有一致性。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具有历史合理性、形式合法性、实质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党的执政权是一种国家权力，凡是国家权力都必须在法治轨道中运行；依法执政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路径；依纪依规治党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涵。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对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意义

面对特殊的执政使命、特殊的执政环境、特殊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中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因此,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变迁和重塑

对于执政党来说,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关系到能否继续执政的重要因素。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随着执政时间的发展、执政条件的变化,党的执政合合法性基础也发生了变迁。尤其在新世纪以来,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使现有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面对新的形势,有效地构建保障党长期执政的新的合法性基础,显然已十分紧要。     

现代性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维护与重构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所拥有的执政合法性资源要素主要有: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认同、政治层面的制度规则和经济层面的执政绩效等。在"革命理论"式解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陷入困境后,从现代性视角解读马克思主义,重塑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魅力,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一个必然选择。单纯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公正,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转变执政理念、巩固执政绩效,超越现代性分裂,维护和重建合法性资源的必然逻辑。     

公众参与：执政党政策合法性的新来源

执政党依靠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实现对社会的治理。执政党的政策能否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直接影响到执政党自身的合法性,因此执政党必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强化其与民众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机制的创新,特别是倡导和鼓励公众参与,使执政党政策的合法性途径更为多元,这不仅实质性地提高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有效地降低了执政成本,也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平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党的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探讨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定、使命所在、职责所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党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领导权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执政规律,丰富执政文化资源,以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内在体现。这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载体,有助于培育和形成强大的执政党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文化执政水平,加强党的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权。     

浅析我国“肉食者”角色期待的转变——韦伯的“政治合法性”视角

政治学把＂人们为什么要服从某一特定国家或某一特定的统治体系＂这种一般性的讨论应用在具体的国家研究之中,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本文以韦伯的＂政治合法性＂为视角,概览了我国封建社会、民国时期、新中国前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我国＂肉食者＂各具特色的角色期待。     

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的白区群众工作是夺取政权的重要基础。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曾取得很大的成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主要是:党的领导机关制定正确的纲领和路线,在群众工作中注意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密切结合,有效利用群众组织,发扬共产党员的献身精神和人格力量。今天的基层党组织应该借鉴这些经验,注意关心和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善于利用民间组织团结群众,始终保持广大党员的先进性。     

群众路线的内在逻辑与党的政治决策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将党的领导、群众观点和领导方法有机统一于政治生活之中。对群众路线不同层面内在逻辑分析,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政治决策的薄弱环节,制度化保障措施的缺失影响了党的决策在群众路线框架下应有的科学性,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建构和政策创新使群众路线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增加党的执政合法性,巩固执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