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卡迪司法”论断辨正

马克思·韦伯视中国传统法律为“卡迪司法”的论述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持久争论。学界对韦伯观点的回应大致分为支持与反对两种,但都是用史学的方法检验韦伯的结论,因此存在偏差。“卡迪司法”论断并非韦伯著作的核心,且韦伯本’人对此结论也持保守态度。而这一边缘性论断之所以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强烈回应,一方面源于当代知识分子面对西方现代法治文明与传统礼法文明之间巨大差异而产生的知识困境和矛盾心态;另一方面源于对于韦伯的误解。“卡迪司法”论断只是一种理想类型的构建,其目的是为了彰显西方法律独特的形式理性特征,它不完全符合真实的历史,也很难进行历史检验。既有的讨论陷入对于历史细节的纠结之中,混淆了法律史的方法与社会学的方法,没有真正理解韦伯。因此我们无须拘泥于韦伯“卡迪司法”的结论,而应该更关注方法背后的旨趣。     

“三思而后行”与司法审判

《论语》中有“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日‘再，斯可亦”’。这就是成语“三思而后行”的典故出处。在日常的生活中，经过后世的运用、阐述，三思而后行的具体意思变成了做事情之前要经过仔细、全面的考虑后，再去采取具体的行动。其意思成了鼓励人们去多思考．以至于进行整体、全面的考虑。而在《论语》的该出处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是反对三思而后行的。真正“三思而后行”的人是季文子。针对季文子三思而后行的这种做法，孔子的原话是“再，斯可矣”。     

从“经济人”角度看公证机构在市场主体中的定位

经济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或Economic Man)的假设是由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所提出.他认为:"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     

APEC成员合作反腐司法一体化机制构建

APEC是内部联系较为紧密的区域经济组织,具有共同的遏制腐败犯罪的必要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各缔约国提出的反腐败要求是APEC成员间合作反腐的基本依据。但由于区域结构的特征与成员体各方的政治模式、法律制度和现实状况不同,深度合作的基础还存在一定障碍。这种困境,一方面使一些跨国腐败犯罪案件因相关成员体在合作条件上缺乏共识而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另一方面,对于正在被调查、处理的腐败犯罪案件,也因各司法区管辖权的独立性和执法机制的刚性而面临"双重追责"或刑罚失度等不公平待遇的危险。文章提出,APEC成员应当在依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腐败行为实行一体化预防和追查的基础上,践行《北京反腐败宣言》达成的共识,创新建立惩治腐败犯罪的一体化机制。通过APEC会议协商,确定一套统一的处理涉外腐败案件规则,由其中一个国家(或其独立司法区)对案件行使司法管辖权,负责侦查(包括共同调查)、起诉和审判。除司法协助外,侦查、起诉和审判案件的程序适用法院地法;对犯罪人判处刑罚的实体规定适用犯罪行为地法;对犯罪行为地处于多个国家(或其独立司法区)的情形,以选择对犯罪人相对有利的法律予以适用。     

“合适成年人”参与司法

据《北京晨报》6月12日报道，北京未成年人刑诉首次引入“合适成年人”制度。鉴于在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中，父母不能或不愿出庭的情况时有发生，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尝试在未成年人审判中适用“合适成年人”制度，这在北京市各级人民法院内尚属首例。     

论“恢复性司法”应该缓行

“恢复性司法”是当前法学界和司法界一个热点问题 ,它以其全新的理念和良好的实验效果引起人们的兴趣。然而透过“恢复性司法”的美丽光环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恢复性司法在理念上、功能上、甚至构成要素上都相当的不成熟。在我国现有的环境下 ,推行恢复性司法必须谨慎、冷静。     

“汽车碰瓷”案的司法认定

专家简介：刘中发：法学博士。现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在《中外法学》、《中国监狱学刊》、《人民检察》、《外国法译评》等刊物上发表论、译文50余篇。参编、合译论著多部。全国检察理论研究人才．北京市检察业务专家。     

论“微博时代”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近年来,司法公信力缺失的问题愈发严重,成为影响公正、高效、权威司法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舆论传播方式的进一步多样化给司法公信力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微博时代”实现司法公信力建设新的跨越,是摆在全体司法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本文将结合“微博时代”网络舆情传播的特点,探讨如何降低“微博时代”网络舆情可能对司法公信力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寻找法院借力微博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具体途径.     

宋代“法官”、“司法”和“法理”考略——兼论宋代司法传统及其历史转型

语言与词汇是一个时代风尚的真实记录。“法官”、“司法”和“法理”在宋代史料中反复出现,并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绝非历史的偶然。它是宋代社会私有制深入发展和利益多元化在司法上的必然反映,所彰显的是:宋代社会“好讼”之风的形成及宋代司法传统由伦理型向知识型的转变。     

新时期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拳头产品”

山西省司法行政机关，按照省委、省政府、司法部的部署，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断加大乡镇司法调解中心的建设力度。目前，全省已建乡镇司法调解中心９８５个，占应建数的４８％，各项业务工作也取得了初步成效。下一步如何加快建立乡镇司法调解中心，如何充分发挥司法调解中心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２０００年１０月，我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孝义、石楼等县（市）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形成了一些新的想法。一、司法调解中心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层农村纠纷矛盾增多、趋于复杂的问题，是一个新问题，是带有全局的问题，必须综合治…     

直面司法中的“歧视”——读《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

在该书中布莱克教授通过将社会学知识引入法律领域，从探讨案件的社会结构入手，分析得出案件的社会结构特征可以用来预测和解释各种法律行为。进而提出三点法律改革方案，通过最终的非法律化消除社会歧视、实现社会公正。其将社会因素引入法律实践领域进行分析思考的探索值得我们尊敬，更促进我们深思和反省，敢于直面司法中的“歧视”。     

农村“外嫁女”纠纷案件司法处理的变迁

农村“外嫁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是具有浓厚本土特色的治理难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各地司法机关大多选择了司法避让策略。近年来,此类案件在部分地区出现由策略性避让转向能动性接受的司法处理变迁情形。通过对广东地区和浙江地区的“外嫁女”纠纷案件司法处理的比较分析,剖析其司法处理变迁的实质原因、客观效果,尚存在的司法障碍与现实困境,提出明确认定标准、加强规范监督、开展支持起诉、借力社会综治等破解之道。     

从“管控论”到“治理论”:司法改革的一个面向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情势变迁背景下,我国法院系统已面临愈来愈多的挑战,因此必须向治理模式下的司法功能转变.司法仅是多元纠纷解决方式中的一种;法院是法官居中裁判的场所;司法应公开、法官应独立,并以此来衡量新一轮司法改革蓝图.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司法试验的一条现实途径,而通过司法试验,及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司法经验,将成就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     

司法施以援手 “路倒”才能获救

助人为乐是一种无条件的付出,其前提是每个公民都对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怀有责任,并且对他人的生命安全持有强烈的关怀。也正因为这种行为通常没有回报,所以需要通过各种社会激励模式予以发扬光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民事侵权责任的社会环境下,助人为乐也可能带来某种特殊的风险。彭宇案虽然经受了舆论的不断抨击,但这一带有强制性的司法判决却给社会观念带来了巨大影响。面对摔倒老人扶还是不扶,由一个原本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一个考验社会道德水准的坚硬问题。     

“司法拆分论”与我国的检察权配置

司法权可以划分为程序性裁判权与实体性裁判权。我国检察权的核心内容是"司法权中的程序性裁判权",即司法权拆分的产物。这一拆分具有充分的法理基础和现实必要性,并符合检察权"国家权力之双重控制"的定位和功能。我国应当将"程序性裁判权"作为检察权的基础,赋予检察机关完整的"程序性裁判权",并进一步理顺现行检察权中"程序性裁判权"与"控诉性监督权"及"侦查性监督权"的关系,完善检察机关的控诉权,建立总检察长领导下的独立职务犯罪侦查机构。     

司法“零距离”何以可能?——论如何应对社会与司法疏离的挑战

从基本的法治共识和司法的本身规律来讲,司法职业化是司法现代化的当然要求。但是,司法职业化的极端发展又有导致社会与司法疏离的危险。法官的职业理性与大众的情理正义观之间的冲突、司法程序的技术性、普适性与大众生活的经验性、局部性之间的背离,以及司法结果的单一性、可执行性要求与大众诉求的多元性、复杂性之间的矛盾等因素是导致疏离的主要原因。面对实践中的两难,我国司法改革应在借鉴国外司法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从提高当事人程序参与的实效性、完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构筑现代司法服务体制、加强民众司法教育等方面,来预防社会与司法疏离危险的发生,从而有效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促进司法与社会和谐的构建。     

论司法效率的“法治账”

司法效率、司法成本和司法公正的关系和平衡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当前法院”案多人少”问题突出的情况下。为此，本刊邀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专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精彩的论证和研讨，以飨读者。     

司法如何正确对待民意

王华梅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在当今社会转型、矛盾凸显、利益多元、信息传递迅速的新格局下，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民意，处理好司法与民意的关系，是适应社会司法需求，增强法官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能力，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内容。     

论“民意”对司法的影响

现阶段,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加强,人们越来越开始关心法律问题和事件。民意作为社会民众所特有的意见、意愿、看法,它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我们在进行司法活动中不可避免的。那么民意将对司法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首先从民意和司法的概念入手,然后分析了从古至今民意对司法的影响,最后详细分析了民意对司法产生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论欧洲人权法院的“司法造法”

作为《欧洲人权公约》的重要实施机构,欧洲人权法院自设立以来建立了大量判决先例,并使之成为欧洲社会人权保护的标准。为了适应人权价值的普遍化趋势和社会民众的现实期待,欧洲人权法院秉持司法积极主义立场,不断运用各种形式的裁判方法论进行"司法造法"工作,从审判席上参与欧洲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确定国家保护人权的各项积极义务,对整体欧洲社会生活和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