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越位让市场很受伤

5月15日,商务部被告上法庭。既不是因为审批,也不是因为处罚,而是因为中国名酒品牌的评定——河南宝丰酒业有限公司认为其举行“中国畅销名酒”、“第六届中国名酒”评定的行政行为违法,并将一纸诉状递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法院确认。（5月21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名酒谁来定 政府还是市场?

中断了18年之后",中国名酒"评选再次启动。但是,跟以往每届评比都受到广大造酒企业大力追捧不同,商务部此番精心组织的第六届"中国名酒"评比从一开始就遭遇质疑。2007年5月,评选还未最终出炉,没有进入"初选名单"的贵州董酒、武汉黄鹤楼酒、河南宝丰酒等3家造酒企业就已共同委托律师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商务部的评酒行为违法。     

信息公开条例司法解释或年底出台

六成省级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格 9月28日,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中心合作的“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观察”项目发布的《中国行政透明度观察报告·2009年度》（以下简称《报告》）指出：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行政信息公开六成不及格,国务院43个下设机构中仅银监会与商务部及格。     

中国传统行政程序概念的文化解析

中国传统行政程序是指中国传统行政的工作次序、步骤和过程的总和。它是建构在权力一元化模式之上的。其一方面保障君权通过程序性规定限制官僚集团;另一方面在皇权的控制下可突破正常程序,以加强皇权对行政事项的主导作用。因此,传统行政程序中既有形式内容,也有一定的实质含义。在中国古代,“程”、“序”是分开使用的。传统行政程序使用“程式”、“法式”、“公式”、“序”等概念。近代以后才在西法的影响之下,将“程”、“序”合用,对译舶来的现代行政“程序”,在概念的整合中,保留了传统行政程序的形式意义,摒弃了其中的实质内容,但没有吸收现代行政程序概念的形式理性和限制行政恣意的要素。     

论中国“行政强制措施”概念的演变及定位

本文基于中国正在制定“行政强制法”及这一立法背景所掀起的“行政强制法学”理论研究热潮 ,注意到行将制定的“行政强制法”将以“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两大类强制行为为规制对象 ,通过对中国以往有关立法及法学研究的回顾 ,探索了“行政强制措施”概念的演变 ,进而对其立法和理论上的“定位”作了探讨     

行政判决·行政判例·行政判例法——一种比较的视角

行政判决有三种形态第一种表现为正式的法源,是一种正式的法律规范,称之为“行政判例法”;第二种虽非正式的法源,却具有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力,在现实中发挥着和法律规范相同的作用,可称之为“行政判例”;第三种行政判决,既非正式的法源也不具备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力,可称之为“行政案例”。中国需要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判例制度,这种建构应该借鉴大陆法系的经验,以行政判例模式为蓝本,走一条介于行政案例和行政判例法之间的中间路线。     

《行政强制法》中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界定

文章基于中国《行政强制法》的出台这一立法背景所掀起的“行政强制法学”再一次理论研究的热潮,注意到《行政强制法》将以“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两大类强制行为为规制对象,而准确划清这两大行为之间的界线直接关系到具体法律的适用,通过对中外行政强制的法律制度及理论学说的比较研究,有保留地肯定了以“基础行为与执行行为分合说”为基础的“期待当事人的自我履行”的划分标准.     

浅析“行政三分制”与“行政三联制”的区别

“行政三分制”与“行政三联制”虽一字之差,但本质却天壤之别,一个是“分”权的过程,一个是“联”权的过程。实行“行政三分制”是走出行政体制改革怪圈的一个重大突破,是行政体制革新的一种战略选择,也是政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大体现。本文从两者产生的背景、直接目的、运转方式和本质及政治命运四个方面深入阐述它们之间的区别。     

“司法行政”学术解析的填补空白之作——《司法行政学》简评

百度一下“司法行政”一词,在0.001秒就可以找到相关的内容8,090,000篇;用google搜索“司法行政”,可以在0.06秒找到5,930,000项符合司法行政的查询结果。在互联网上,有关司法行政的信息,可谓海量。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一直缺乏对司法行政问题系统性的专门研究,以司法行政为专门研究对象的理论研究成果可以说微乎其微。用google搜索“司法行政学”,得到的只是“司法”、“司法行政”和“行政学”等方面的无关联的残缺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最近由董开军博士主编、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出版的《司法行政学》,称得上是“司法行政”学术解…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转变政府行政职能

本文分析了我国行政审批制度与计划经济的联系,指出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度存在的弊端导致“强审批、弱监管”的行政模式,认为只有调整行政审批行为,重新配置政府行政职能,确立“弱审批、强监管”的行政模式,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加入WTO的要求,建设精干、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行政判决·行政判例·行政判例法——一种比较的视角

行政判决有三种形态：第一种表现为正式的法源，是一种正式的法律规范，称之为“行政判例法”；第二种虽非正式的法源，却具有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力，在现实中发挥着和法律规范相同的作用，可称之为“行政判例”；第三种行政判决，既非正式的法源也不具备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力，可称之为“行政案例”。中国需要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判例制度，这种建构应该借鉴大陆法系的经验，以行政判例模式为蓝本，走一条介于行政案例和行政判例法之间的中间路线。     

行政证明：作为一种行政行为的考察

行政证明在我国行政管理实践中广泛存在，但长期被视为，甚至仅仅被视为一种“行政证据”,把它作为一种“行政行为”研究尚付阙如。行政证明作为一种证明材料固然属于“行政证据”范畴，但当这种材料由行政机关提供并予证明相对人某种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时，它又成为了一种由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本文将“行政证明”作为一种“特殊行政行为”,研讨了它的行为性质、可诉性及其诉讼特点。这一努力有助于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落实，明确行政证明行为在行政诉讼中的可诉性，改变人民法院对行政证明行为“半推半就”的受理态度，以及促进行政法理论，特别是行政行为理论的完善和成熟。     

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边界划定

本文基于中国正在制定“行政强制法”及这一立法背景所掀起的“行政强制法学”理论研究热潮,注意到行将制定的“行政强制法”将以“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两大类强制行为为规制对象,而准确划清这两大行为之间的界线直接关系到具体法律的适用,通过对中外行政强制的法律制度及理论学说的比较研究,评判了中外各种主要的划分理论,肯定与提出了以“基础行为与执行行为分合说”为基础的“基础行为与执行行为分离并且已经生效”的划分标准。     

政府信息公开与基层治理转型——以法规文本和基层实践为基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中国迈向信息自由的重要制度举措，其根本点在于将传统封闭、保守的行政改造为“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行政。它具备制度的理想性，也因此与中国基层政府现实的行政文化与行政过程之间产生了重要的紧张。官民关系的不平等和基层行政任务的复杂化都造成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基层的“折扣”现象。但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部分，通过制度先行带动实践演进，从而推动文化转型，其“行政民主化”的理想仍然具有可期待性。     

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法学的新视野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过程之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机构改革以及对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入可能引起行政法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革命性变革。现代行政是一种“民主行政、法治行政、服务行政、科学行政” ,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的基本内涵。它决定了今后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行政法 ,也决定了行政法的发展方向。     

唐山曹雪芹企业集团简介

河北省唐山曹雪芹企业集团是集白酒、葡萄酒、啤酒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大型酿酒企业集团，拥有唐山市曹雪芹家酒（集团）公司、中葡合资华葡酿酒有限公司和唐山市曹雪芹啤酒有限公司三个骨干企业，年产白酒１１吨，干红、干白葡萄酒７５００吨，啤酒５万吨，现有员工１０００人。 集团核心企业唐山市曹雪芹家酒（集团）公司，是由祖籍丰润的曹雪芹家族酿酒作坊沿革发展而来的。“曹雪芹家酒”是曹雪芹家族用古方特酿的历史名酒，迄今已有４００多年的历史。 多年来，唐山曹雪芹企业集团充分发挥“曹雪芹家酒”历史文化名酒的优势，秉持“继承、…     

论行政裁判中的请求权方法

我国当下行政裁判实践中,主要存在“行政行为分析方法”与“行政法律关系分析方法”这两种方法。民法上成熟而严谨的“请求权方法”可以引入行政裁判,通过行政法上“公法权利之甄别”、“请求权基础之检索”和“公法限制之审查”等步骤予以适用。当下的行政裁判上请求权分析方法还存在“规范缺失”、“视野偏狭”等问题,需要与传统的行政行为分析方法相对接,并适当引入“正当程序”和“公共政策”等考量因素,使其充实并完善。     

论中国行政法理论研究的时代条件简

本文认为,一个国家现代行政法的客现存在是该国行政法开展理论研究的时代前提,而现代行政法的创制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实行以“依法行政”为核心的“法治”方略;二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双方即行政主体和外部行政相对人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地位.纵现我国自辛亥革命以来所历经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建立后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水岭的前后阶段等各个时期,“法治”理念是在曲折中得以不断提升,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独立资格地位也在不断发展,但中国现代行政法及以其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行政法理论研究的成熟期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     

WTO与中国行政法文化的建构

传统行政法文化对我国依法行政的阻碍不容忽视 ,中国入世则为行政法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契机。WTO下中国行政法文化的建构 ,从政府而言 ,要树立“法治”、“服务”、“透明”、“公平”、“诚信”、“效能”的新型行政理念 ;从行政相对人而言 ,要培植“权利”、“合作”、“守法”的公民意识。以入世带来的行政法制变革推进行政法文化的更新 ,是实现我国行政法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行政检察视域下的企业行政合规问题

企业合规治理在我国法治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然而,检察机关以行政检察切入企业合规建设工作机制尚未得以构建,企业合规制度在行政监管领域的正向作用亦未充分展现。契约行政理论、行政处罚“目的论”、现代国家与现代企业治理理论为企业行政合规提供了理论依据,检察机关“合规成果行刑互认机制”“首违不罚”的行政检察监督、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为该项工作提供了可行性参照。针对目前检察机关参与企业行政合规工作的机制缺失,应从明确检察机关在企业行政合规中的监督角色定位,推动行政、刑事领域企业合规的一体贯通以及以检察建议助力社会治理三方面积极探索构建有效的检察机关参与企业行政合规的工作体系,进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与刑事一体化涉案企业合规检察工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