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俄罗斯经济制裁之国际法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作为对克里米亚危机的反应,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单边经济制裁。单边经济制裁无论是作为反措施还是作为经济强制,都不为国际法所禁止,所以美国此次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并不违反国际法,并起到了一定功效。以美国对俄罗斯的单边经济制裁为启示,我国应反思单边经济制裁在我国运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选择正确的立法价值取向,制定相应的国内法,使之步入法制化轨道。     

论联合国经济制裁中的人权保护——兼评联合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

联合国经济制裁是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第41条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战后安理会实施的经济制裁一方面给受制裁国发出了要求或强迫其遵守国际法的警告,而另一方面,在实施制裁过程中给受制裁国带来人道主义灾难,妨碍而不是促进人权,从而削弱了经济制裁的效力.因此,联合国在经济制裁中也应遵守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次级经济制裁阻断之行政法审视

《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是我国首部专门性的阻断法,针对次级经济制裁创设了制度性的反制路径。其所设定的措施,既包括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型式化的行政行为,也包括行政评估、行政豁免、行政指导、行政支持等未型式化的行政活动方式。应当引入行政过程论,从整体上揭示阻断措施的涉外性、裁量性、利益博弈性、权益保障性、多元合作性。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引入国家经济主权原则、信守国际条约和尊重国际惯例原则、正当原则、比例原则、参与原则,对行政规制加以规制,引导其成为兼容合法性、合目的性、合义务性的阻断装置。     

论国际经济制裁对海上保险的影响——以伊朗制裁为例

国际经济制裁是国际社会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而针对特定对象施加的直接或间接限制或禁止其经济活动、资产利益的强制措施.联合国、欧盟、美国均对伊朗实施了经济制裁,涉及贸易、航运领域,相关制裁规则的制定及执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海上保险的提供、理赔等环节均产生了诸多障碍.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国际经济制裁的影响,欲维持国家能源和经济安全,中国可在制裁规则的框架内或突破制裁规则予以应对.     

联合国经济制裁的“人道主义例外”法律机制初探

联合国经济制裁常常给被制裁国的平民带来人道主义影响。为了使这种人道主义影响降至最低点 ,联合国不得不同时实施人道主义例外法律机制。由于缺乏成文法规定 ,实施人道主义例外措施引发了一系列国际法律问题。这些法律问题包括 :人道主义例外机制的法律基础、类型、范围和审批机制等等。     

论联合国经济制裁之功能

一般认为联合国经济制裁具有“强制改变”的功能,但对于联合国经济制裁是否具有惩罚功能和预防功能的问题,国际社会却存在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联合国经济制裁的决策和执行。刑法学关于惩罚功能的精髓是在刑事不法行为与刑事制裁之间建立必然联系,从这个角度来看,联合国经济制裁不具有惩罚功能;民法学在“惩罚性赔偿”的定义中,将惩罚界定为“对不法行为者施加的‘害’大于不法行为本身导致的‘害’,而不是等于或大致等于不法行为本身导致的‘害’”,从这个角度来看,联合国经济制裁不一定具有惩罚功能;法理学认为“惩罚”就是“施加不利”,从这个角度来看,联合国经济制裁应该具有惩罚功能因素。另外,从主观上看,联合国经济制裁不具有预防功能;但从客观上看,联合国经济制裁却具有预防功能因素。     

大陆新公司法对台湾公司法股权转让制度的借鉴

海峡两岸公司法都源于大陆法系公司法,特别是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方面,相同之处很多,但是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新修订的大陆公司法在对台湾公司法股权转让制度的基础上加以借鉴并完善,对股权转让的条件、程序等作了创造性规定。     

关于单边经济制裁的“司法性”与“合法性”探讨

当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声称实施单边经济制裁时,该国的行为可能是三种不同性质的行为之一种单边自助性经济对抗措施、单边法律性经济干涉、单边外交性经济强制。前两者具有较强的司法性,而后者却不再具有任何司法性。单边自助性对抗措施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早已为国际习惯法所承认;单边法律性经济干涉有利于遏制国际不法行为,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协调一致,且在国际实践中很少受到其他国家的明示反对,因而其合法性似乎也不成问题;单边外交性经济强制的合法性却是一个存在极大争议的问题,虽然,国际社会还没有最终确立一般禁止经济强制的习惯法和条约法规则,但那些与国际法不协调的经济强制是非法的。     

联合国经济制裁中的人权保护问题研究

联合国经济制裁通常以安理会决议的形式出现,安理会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各国有义务全面、严格地执行安理会决议。安理会决议应当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不得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相抵触。当一国出现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并怠于履行人权保护义务时,安理会可以代表国际社会对其采取保障人权的必要措施。联合国制裁经历了从"传统制裁"到"聪明制裁"的转变。由于缺少对公正审判权的保护,各国执行"聪明制裁"面临选择困境。针对"聪明制裁"可能引发的人权危机,有必要从制度设计层面入手,明确安理会决议的授权范围,完善"和平之威胁"的判断标准,加强对各国执行安理会决议的监督与审查,保障制裁对象的公正审判权,建立多元化的人权保护救济渠道。在联合国经济制裁中加强人权保护,有利于积极应对国际安全形势变化,有利于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国单边经济制裁的法理检视及应对

单边经济制裁具有单方性、目标性、强制性、多样性的特点。WTO对单边经济制裁的实施采取了限制的态度,但依然无法阻止一些成员依据其法律制度对他国或地区实施单边经济制裁。近年来,美国依据其国内法,对中国启动调查并实施了相应的单边经济制裁举措,这些措施违反了WTO规则,背离了联合国大会决议的精神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中国政府采取的适当反制措施契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符合WTO规则,是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制美国单边主义的合法选择。     

论美国经济制裁中的总统权力边界

美国具有较为完善的经济制裁体系,主要依据《敌国贸易法》和《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对外实施单边经济制裁。虽然《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是国会限制总统权力的法律,但是在内容上却给予总统以广泛的行政权力。总统既享有固有的外交权力,又获得国会赋予的对外贸易管制权,而司法部门在涉外问题中基于政治问题和国际礼让原则,并不做司法审查,总统经济制裁的行政权力扩张得到了立法与司法的支撑。在美国经济制裁中,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受商业利益、个人追求与党派之争的影响,逐渐脱离法治轨道。从宪法授权以及美国经济制裁的发展历程上看,经济制裁措施存在不完全符合宪法等要求的问题,我们在应对美国经济制裁时可从这些问题着手加以研究。     

美西方经济制裁效力困境下的中国涉外法治回应

经济制裁发挥效力以制裁方能否实现预期的政治目的为判断依据。受制于经济制裁的成本代价、持续时间、内容方式以及目标对象的制裁反应等多元因素影响,制裁方难以完全施加制裁压力,目标对象在有限的制裁威慑下往往不会按照制裁方意愿改变外交政策,经济制裁存在效力困境。在对俄制裁实践中,美西方尝试通过加强联合制裁、实现“非对称”打击等方式,以期补强制裁效力迫使俄罗斯尽快作出政治妥协,但囿于经济制裁固有的内生弊端及外在矛盾,美西方难以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制裁的效力桎梏。以此为背景,我国应当明确涉外法治建设在应对美西方制裁效力困境中的内涵及重要作用,通过国际话语规则博弈以及国家安全领域的实力发展,在“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下进行“阻断+反制裁”的规则构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进行关键节点的能力建设,提高我国反制裁的阻断威慑力,对抗美西方的不法单边制裁。     

台湾律师界大陆参访团拜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2005年10月12日上午,台湾律师界大陆参访团苏吉雄等一行20人拜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于宁、全国律师协会秘书长邓甲明等会见台湾律师界大陆参访团全体成员,苏吉雄团长与于宁会长分别介绍了台湾律师与大陆律师的发展情况,双方就建立律师交流机制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流。随后,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巡视员吴明德会见了台湾律师界大陆参访团成员,并回答了台湾律师界同仁提出的问题。在大陆期间,台湾律师界大陆参访团还先后拜会了北京市律师协会,参观了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和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等。台湾律师界大陆参访…     

台湾判例制度略论——兼论大陆地区对于台湾判例制度的借鉴

我国台湾地区继承了大理院时期的传统,编纂并公布了大量的判例。判例具有相当大的社会统制作用。判例的材料来源是最高法院各庭及最高行政法院所审理的案件,形成的程序较为严格,对以后审判具有拘束力,均附有"要旨"并且公开。在结合台湾地区的判例制度的经验,构建大陆地区判例制度时应注意:改"案例指导制度"为"判例制度",明确赋予判例以拘束力,判例创制主体的唯一确定性,改革判决书的制作方式,完善从判例形成到适用的过程。     

我国台湾问题的法理探析

近年来,台独分子的“法理台独”愈演愈烈。前不久陈水扁的“废统”闹剧又引起两岸形势紧张。台湾问题有国内和国际两大因素,台湾问题的解决也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出发。无论是从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层面分析,法律手段都是解决台湾问题以和平统一祖国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     

台湾问题的宪法学思考

台湾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是一个法律问题,特别是一个宪法问题。“宪改台独”已成为“台湾法理独立”的主要形式。从大陆方面而言,台湾问题实际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如何有效适用于台湾地区的问题。1982年宪法规定的国家和公民统一台湾的义务,以及和平统一台湾的机制和运用非和平方式统一台湾的途径,是目前“反台独”斗争的基本法律依据。因此,我们不仅在反对和遏制“台独”的斗争中必须以宪法为基本依据,而且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运用宪法和法律的手段。     

对我国营养立法可行性的探讨

营养立法对促进全国的营养工作,改善我国居民的营养与健康状况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本文对我国目前营养立法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从政策基础、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营养科技条件、社会需求和营养立法的经验五个方面的分析来看,尽管还存在一些困难,但是,现阶段营养立法在我国切实可行,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领导下,通过营养专业人员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相信营养法会早日颁布,使我国营养工作走上更加规范的法制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