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之司法公正

公正是司法的永恒标志与基本价值。对于司法公正的评价标准,人们缺少统一的认识。我国目前的司法工作还存在着大量不公的现象,司法公正的实现还存在着诸多障碍。究其原因是：司法体制制约、妨碍区域利益冲突,造成司法活动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影响司法公正;司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而实现司法公正,促进司法制度改革的途径是：把司法改革纳入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强化法制的统一性,防止司法权的地方化、部门化;完善管理体制,增强司法公正的独立性;推进程序公正,健全司法公正的运行机制,等等。     

试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目前我国司法管辖与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的管辖区域完全重合的制度设计,一定程度上为行政权力等外界因素干预司法独立运行提供了便利条件。司法不独立困扰着法律的统一实施,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阻碍了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打破司法不独立、地方化的格局符合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新期待。通过探索构建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以改变司法机关人、财、物的管理模式,为司法去地方化保障司法独立提供制度保障。     

司法地方化的难题及解决路径

司法权作为国家主权的一种,是我国规定的由专门机关行使的不受其他职能机关干涉的权力。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司法权受到了严重的桎梏,司法地方化即是阻碍司法权行使的一个主要因素。去除司法地方化,应实现体制上的完善,加强思想宣传和文化教育,避免司法人员来源的地方化,并加强法官队伍的建设。     

我国司法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司法建设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即司法不独立、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司法腐败、司法权威不足和效益低下,这是制约社会公正、司法公正的主要根源,是司法改革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     

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探究

审判权运行必须遵循司法规律,拔除制约其健康运行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当下审判权运行机制中存在行政化、地方化、秩序紊乱以及隐性司法等流弊。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需要完善司法的基础性、制度性建设,真正做到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     

论地方保护主义的司法控制

地方保护主义是指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经济利益冲突中,某些地方政权机关采取违法手段以保护本地利益的行为。消除地方保护主义,除了中央权威进行行政控制之外,还必须建立完善行政诉讼与宪法审查等制度,实行全面、有效的司法控制。     

司法权的"地方化"与"中央化"之辨析--兼与王旭先生商榷

法院的地方化不是司法腐败的根本原因,司法垂直管理缺乏可操作性。司法现代化的前提应该是司法机构的分化,遏制司法腐败和行政化的关键是完善司法程序。     

司法不作为现象及司法管理对策初探

司法不作为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或宪政原则,拒不、怠于或迟延履行法定司法职责的现象,是“司法渎职的灭迹者、公民权利的活埋者”,严重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妨害司法正义及社会和谐的实现。司法不作为可表现为种种形式。其主要成因是司法制度缺陷、地方保护主义、司法程序漏洞、司法官员素质低下等等。应通过完善司法制度、强化国家赔偿、提高司法官员素质、完善司法程序、加强司法的社会监督等司法管理手段,对司法不作为行为进行预防、救济和制裁,以提高我国司法运行质量。     

司法不公的成因及法院改革取向

司法权地方化、法院管理行政化、监督机制不健全是司法腐败的最主要原因、司法改革应是针对这些问题而进行制度建构。     

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配置:历史沿革、现实困境与发展趋势

探索实行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与审判权相分离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司法体制改革已经明确的改革方向。从建国后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配置的历史沿革来看,它与审判权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分到统"再"由统届分"的发展历程,并导致出现了司法行政化、司法地方化等现实困境。回顾总结这个沿革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配置发展是人治与法治不断交锋、司法权与行政权界分不断清晰、司法行政事务治理能力不断提升与治理结构持续优化的结果。笔者认为,未来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与司法审判权相分离必将在适宜价值定位的遵循下得以实现。     

论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区域司法协同

在党中央强调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区域司法协同作为法治中国建设和区域治理的交汇点,强调将区域内的司法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审视。区域司法协同不仅构成了区域法治必要的组成部分,也符合现今中国区域发展的基本趋势,还有助于破除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但同时也面临着规范冲突、制度保障不足、发展动力缺失、区域内部不平衡等问题。与之相应,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在全国范围内的全覆盖,有助于通过消减司法地方化、统一区域法律适用、司法协作常态化等方式,有力推动区域司法协同。在这一过程中,巡回法庭还应当注意处理区域“建构性”与“自生自发”之间的矛盾,并弥合自身功能定位同司法协同目标之间的缝隙,进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日常办公室”,不断优化和完善“便利型”“治理型”“交流型”三类区域司法协同机制。     

台湾司法运作机制究——从陈水扁弊案解读台湾的刑事司法程序

陈水扁案件引起了岛内外民众的广泛关注，然我们对案件的解读不应仅仅停留在政治、民主、文化的层面。整个案件的进程反映了台湾法律的一些符号与原则，活生生的再现了台湾的司法运作机制。作为法学学者，作者认为台湾司法机制中的一些成功的经验与做法对我国大陆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是颇有启示的。     

论环境犯罪的集中管辖——兼论环境专门法院之设立

囿于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的干预,跨区域环境资源案件的审判管辖常有涉案地法院"不敢管""不愿管"和"不好管"等问题。为解决问题,多地积极探索实施环境资源案件的跨区域集中管辖,采用了"贵州模式""重庆模式""铁路法院模式""湖北模式"等符合当地实际的集中管辖制度,较好地解决了前述问题。然而,环境犯罪的集中管辖制度仍存在法院级别不够、管辖地域范围不合理和侦诉审衔接配合不顺畅等问题。应在提高管辖法院层级、合理规划地域管辖范围的基础上,顺应环境司法专门化趋势,设立环境专门法院,协调好环境犯罪管辖的侦诉审衔接工作,全面解决环境犯罪的集中管辖问题。     

英国案件管理制度改革评析

英国作为司法制度当事人主义的源头及主要倡导者 ,在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毅然抛弃了在司法制度中沿袭几个世纪的原有哲学基础 ,高举加强法院管理案件权力的改革大旗 ,大力限制当事人对案件的操纵权 ,管理型司法逐步成为英国诉讼文化的主流。本文以英国民事司法改革中的案件管理制度改革为研究对象 ,以期为给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带来一些启示     

宪法学视野中的司法问题之研究

权力固有属性的差异是区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基本依据。国家权力之间的错位是目前我国司法体制的主要问题与症结所在,也是导致司法行政化、地方化的主要根源。理性认识司法权的内在属性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理论原点。从制度上切断司法与行政和地方的脐带,是司法真正树立起自身权威和公信力的前提。一场真正的司法改革必须从宪政体制的角度进行统筹分析与考量,每一个具体的改革措施也都应当与宪政和法治建设的总目标相一致。     

论我国司法系统“去地方化”改革——以“最高院巡回法庭”与“地方新中级法院”为视角

设立最高院巡回法庭和地方层面的新中级法院是我国司法系统"去地方化"改革的两项最新举措。最高院巡回法庭的设立确实能够在"案件分流""便利当事人"以及"最高院本部的重新定位"等方面发挥作用,但就"去地方化"这一首要目标而言,其效果却微乎其微。对于地方层面的新中级人民法院,虽在省级框架内确实能起到去地方化的效果,但首批选择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作为试点并不具有示范效应。我国司法系统去地方化的关键在于省一级,因此,我国应当在地方层面推广新中级人民法院、在省级新设大区制高级人民法院、在国家级完善最高院巡回法庭等方面继续深化改革。     

能动司法的宪法界限

当下中国的能动司法不同于西方的司法能动主义,其理论表达和实践形态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各地区、各层级人民法院的积极实践,使得能动司法遍地开花。但是,能动司法也应有必要的限度。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就要求能动司法在展开的同时,注意人民法院是国家的,而非地方的,以防出现司法地方化的问题;注意人民法院是专司审判职能的审判就关,而非履行其他职能的国家机关,以免能动司法变成了＂盲动司法＂。     

论我国司法系统“去地方化”改革——以“最高院巡回法庭”与“地方新中级法院”为视角

设立最高院巡回法庭和地方层面的新中级法院是我国司法系统"去地方化"改革的两项最新举措。最高院巡回法庭的设立确实能够在"案件分流""便利当事人"以及"最高院本部的重新定位"等方面发挥作用,但就"去地方化"这一首要目标而言,其效果却微乎其微。对于地方层面的新中级人民法院,虽在省级框架内确实能起到去地方化的效果,但首批选择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作为试点并不具有示范效应。我国司法系统去地方化的关键在于省一级,因此,我国应当在地方层面推广新中级人民法院、在省级新设大区制高级人民法院、在国家级完善最高院巡回法庭等方面继续深化改革。     

警察权与恢复性司法

警察权与恢复性司法的连结点,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侦查阶段如何适用恢复性司法。在当下我们不可能直接推翻国家司法模式、全面适用恢复性司法的背景下,在侦查阶段适用恢复性司法解决刑事案件应当最大限度地将恢复性司法嵌入国家司法模式的框架内,明确公安机关适用恢复性司法的法律依据,确定侦查阶段适用恢复性司法的案件范围和程序,健全、完善对公安机关适用恢复性司法的监督。     

司法案件、司法审判与网络舆情事件研究

网络舆情不必然具有负面性,舆情事件中"司法买单"、舆论与司法冲突和异化现象是舆情风险所在。舆情的形成与案件自身特点有着莫大的关系。网民道德良知论与司法法律价值论造就舆论与司法冲突。司法权威尚未形成加剧网民"信法不如信网"心态。面对舆情风险,法院应该针对案件,融理入判,提高裁判说服力,预防舆情发生;运用沟通机制,缓解司法与舆论冲突,减少风险冲击;稳步树立司法权威,提高抵御舆情风险能力;运用法律惩戒机制规制舆情中异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