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务员的责任冲突及行政伦理决策

公务员是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经常会面临权力冲突、角色冲突以及利益冲突,这就要求公务员在实践当中面临责任冲突所产生的伦理困境时必须按照公务员伦理决策的标准合理地做出行政伦理决策,把维护公共利益作为自己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论决策的价值取向、价值冲突与平衡机制

决策是决策主体以某种价值观念为取向而作出的判断和行动。基于价值取向不同,决策可分为追求某一种价值的单一决策和统筹考虑两种以上价值的综合决策。决策中的价值冲突在所难免,冲突的根源在于保全与割舍价值的两难选择。平衡价值冲突需要建构平衡机制,其要义是价值排序、敢舍善得、优先保全,其中价值排序可参考自主原则或大局原则。判断决策正确与否,主要看决策的行为后果与优先级别的价值取向是否一致。只有领会应用决策之要义,才能不断创造辉煌。     

行政人格冲突的调整路径研究

行政人格冲突是行政人员在人格塑造过程中所必然经历一个阶段，它是行政人员行政自由与行政原则规范的对立统一。本文试图从行政人格冲突的原因和具体表现，结合实际探寻出调整行政人员行政人格冲突的路径。     

中国区域行政法律冲突解决机制初探——以国际私法、国际法相关规定为参照

区域行政法律冲突是指在我国大陆地区内享有地方法制定权的两个以上互不包容的行政区域之间的行政法律冲突,区域行政法律冲突存在是阻碍各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障碍之一。而目前我国解决区域行政法律冲突的立法是滞后的,并且缺乏系统化和完整性。该文借鉴解决国际法律冲突的做法,以国际私法和国际法的相关规定为参照,提出了制定区域行政法律冲突法、促进区域行政合作等解决途径。     

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冲突论析

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并不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相反在实践中,二者的冲突却是经常发生的。冲突源于科学化与民主化是分属于两个不同领域的行为规则。民主是一个政治范畴,与利益紧密相连;科学是一个求真的过程,应避免利益的干扰。自由是协调二者冲突的关键。没有自由,决策的民主化就极有可能导致多数对少数的专横;失去自由,决策的科学化就容易演变为学阀的武断。     

论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与协调

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是行政权力与相对人权利的冲突.其实质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而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冲突可以协调.协调的原则应当是公共利益优先,兼顾个人利益,即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优先,兼顾个人信息保护.     

公共政策冲突产生的原因分析

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公共政策冲突问题一直困扰着国家政府,挑战着政府的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公共政策冲突的产生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既有人类自身认识的局限、公共政策用语选择的模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客观影响,也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偏差、公共政策制定技术的匮乏、政策执行人员素质的良莠等主观作用,更有公共政策稳定与制度变迁的矛盾、双重行政管理体制的交错摩擦、政出多门的政策决策机制以及政策内容执行的现实困难等复杂的制度原因。     

藏区草山冲突行政调解机制探析北大核心CSSCI

民族团结不仅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民族团结的内涵中也包括一个民族内部的团结。草山冲突是藏区自古就存在的一种冲突形式,然而自民主改革之后该冲突已经渐渐熄灭,但随着草山承包到户的实施,草山冲突却突然复活,并较以往历史空前激烈的态势进行爆发,并因此给藏区带来较大的影响。在今天的藏区,行政调解是草山冲突最为有效的解决途径,对这一冲突解决机制的探讨有较大的意义。行政调解机制的运用过程中,应注意在与本土知识的妥协中逐渐建立依法治理,除此外,对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中宗教伦理约束方式也值得借鉴。     

超越伦理妥协：行政人员价值冲突消解的指向

价值冲突是公共行政领域的一个普遍现象,解决价值冲突是行政人员的基本职责之一.行政伦理妥协以择恶弃善、择小善弃大善为基本表现形式,是行政人员面临价值冲突时的一种特殊的行为选择.从起源上来考察,行政伦理妥协的存在有其客观的必然性与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它却真切地威胁着行政系统的良性运行.减少乃至消除这些冲击.关键在于通过提高公共行政人员的素质以及创设良好的外部条件,内外兼施,实现对伦理妥协的超越.     

现代企业冲突管理辨析

与传统的观点不同,现代企业管理者认为,冲突不只是消极的,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因此,冲突是一把双刃剑,管理得好,矛盾或可解决,企业能够获得很好的发展。反之,矛盾则会激化,企业可能走向失败。企业冲突一般分为目标性冲突,认识性冲突和感情性冲突,针对不同的冲突,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去解决。     

论行政职权的协调

在现代法治国家,依法行政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理想状态下,各个行政主体在法律法规的授权范围内各司其职,而实际上,由于法律自身存在着漏洞,行政权又有易扩张性,行政职权冲突不可避免。既然行政职权在运行当中存在冲突,分析其中的原因并加以解决,就成为我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现依法治国必然要求。     

行政伦理困境中的行政行为选择

行政伦理困境是行政行为选择时经常会遇到的一种道德伦理方面的两难情境。行政人员的道德自主性是行政行为选择的前提,责任冲突是行政伦理困境产生的原因。走出伦理困境,在于构建负责任的行政行为。     

论公共政策冲突与化解

实践中公共政策冲突的情形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政策体系内部的冲突和实施过程中的冲突两大类型。化解公共政策冲突，必须从体制创新和完善机制入手，科学合理地配置行政职权，调整利益格局，并尊重政策主体的地位。     

城市邻避冲突的社会风险及规避机制分析

邻避冲突是围绕邻避设施的选址、建设和运营所引发的冲突。城市邻避冲突有风险,它是因城市邻避设施风险所引发的风险,是相关民众与地方政府互动不良的结果。它有一个或长或短的积聚过程,从对地方政府围绕邻避设施的决策开始,历经质疑地方政府决策的合法性、利益诉求表达的受挫等环节,因之所引发的焦虑不断在相关民众内部积压、升腾,最终在特定节点爆发,引发邻避冲突,社会风险由潜在转变为现实。它导致社会失序,也一定程度上降低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城市邻避冲突需要规避,其所带来的社会风险需要预防,为此我们应认真考察其积聚机理,处理好各个关键环节,既要改进决策机制,确保决策民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又要精细补偿机制,消除民众的后顾之忧;还要完善沟通机制,确保全过程的沟通渠道畅通。     

第三方权威在冲突化解中的作用、条件及其限度

在冲突化解的过程中是否需要权威的介入,应做具体分析.冲突化解所欲实现的目标不同,权威的作用方式及效果截然不同.当冲突化解的目标是解决问题、平息冲突时,有权威的第三方更有利于冲突的解决;当冲突化解的目标是要修补双方关系、实现双方的和解时,无权威的第三方干预更能发挥有效作用.同时,在冲突化解过程中,第三方作用的有效发挥也需...     

行政忠诚及其冲突的化解

忠诚是行政伦理的一个基本规范 ,是行政主体应有的一种道德品质。提倡行政行为的忠诚 ,既是行政体制运行机制的内在要求 ,也是行政人员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条件。行政忠诚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冲突 ,需要通过对忠诚的行为分层和目标定位来确定忠诚行为的选择尺度 ,通过提升和优化行政主体的忠诚意愿、能力和有效的制度安排 ,来促进行政主体忠诚选择的正确实现。     

社会冲突论研究述评

国内社会冲突论的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不断加强。社会冲突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三种类型:马克思的和西方社会学的冲突论;批判的和分析的冲突论;宏观的和微观的冲突论。国内学术界在冲突的功能、类型和起源、冲突的调控等问题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当前的研究应加强对冲突的基本理论及冲突与均衡的关系研究,开展对社会协预警机制等研究。     

谈涉外民商案件中的识别与识别冲突

涉外民商事案件中的识别是法官依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对特定法律事实进行定性、分类并对有关规则进行解释,从而确定管辖权规则或冲突规则的认识过程。由于各国法律存在广泛冲突,运用不同法律进行识别,往往导致不同结果,从而形成识别冲突。识别冲突是冲突法领域的特有概念,是各国实体法和冲突法上的冲突在司法阶段的表现。关于识别冲突的解决,国际上至今没有统一的立法和主张,法院地法说、比较法说、准据法说等都各有利弊,需运用最密切联系理论解决识别冲突,即根据识别对象的不同分别适用不同的"最适当的法",以最密切联系理论为指导的"自体识别说"有利于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适用实现"冲突法正义"与"实体法正义"的真正和谐统一。     

抑制性进言与企业绩效:不同类型冲突的中介效果

抑制性进言是制定和实施科学决策的宝贵资源。进言提出后要转化为现实绩效,还取决于对进言产生的冲突的管理有效性。本文旨在考察抑制性进言在什么样的内部冲突过程中更可能产生高绩效,以明确三种冲突类型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抑制性进言确实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更多反面或修正意见可提高前期决策的科学性;合作式冲突和对抗式冲突都会显著正向调节抑制性进言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一步放大抑制性进言的积极作用,更高效地转化为绩效;让步式冲突是一种消极的冲突类型,其对抑制性进言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冲突及其成因探析

在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由于其在时间维度上的极度压缩,城乡发展结构严重失衡,城乡冲突在一定时空状态下密集发生,已经成为城市化健康有序发展的最大瓶颈。城乡冲突依据其表现可以分为城乡居民就业冲突、生态环境冲突、资源征用冲突、公共产品供给冲突、管理体制冲突和文化融合冲突等六种类型。城乡冲突的形成因素主要集中在城乡系统断裂与不对接、非市场化的模糊产权、城乡边界的模糊化与行政固化、城乡利益分配的长期失衡、农民权利意识增强等五个方面,是在系统、边界、制度、意向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发生和扩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