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说长征（四）——而今迈步从头越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同时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为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画说长征(四) 而今迈步从头越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同时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为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说明:《画说长征》(三)图2、图3、图7为通道县委宣传部张建国供稿)③“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     

为什么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正遵义会议正式开会的时间只有3天,主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和确定红军之后的行动方针。其主要成就有三:其一,会议全面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之后军事指挥的得失,集中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及其战略战术,并将其确定为红军之后的作战方针。这在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及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发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牛田行营反“围剿“的历史经过

1932年11月至1933年12月间,周恩来、朱德为粉碎敌人的第四、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曾在光泽县华桥乡牛田村陈家排设立指挥所、兵站,并设有红军医院和枪械所。 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周恩来、朱德按照毛泽东的军事原则,指挥红军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建立了将(乐)、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述评

从一九三○年底开始到一九三四年,在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曾经进行了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五次“围剿”。除第五次反“围剿”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通过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导下遭受严重失败外,其余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是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取得胜利的;第四次反“围剿”开始的前夕,毛泽东同志被“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挤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这次战争是在周恩来、朱德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取得胜利的。     

长征途中的张闻天与毛泽东

正从赣南会议到宁都会议,毛泽东受"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李德、博古的错误的军事指挥,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战略转移,史称长征。第五次反"围剿"迭次失利,红军几乎濒于绝境,与前四次反"围剿"形成鲜明对照。湘江之战,红军虽然突破封锁线,却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革命已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清醒     

要把造福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政绩

当年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福建人民子弟兵随中央红军长征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完全丧失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希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后期,福建苏区和闽赣苏区所属各县就积极响应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关于扩大红军的号召,许多县区的地方武装模范营、模     

刘总长与中央教导师

一、刘总长受命组建中央教导师1934年夏,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紧张激烈.党中央错误领导者推行王明“左”倾路线.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全面推行单纯防御的错误方针,造成反“围剿”战斗屡屡失利.苏区日益缩     

试论朱德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重大贡献

众所周知,中央苏区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是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并取得了胜利。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王明“左”倾错误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但传统说法是,毛虽然人不在,但其思想在。第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由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红军中的影响。笔者认为:一个如此大的战役,仅仅是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影响,而没有朱德、周恩来等英明的指挥员,没有周密的作战计划,以及战时的机动果断措施,要想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项英到达江西苏区

毛泽东说项英的到来，是双喜临门 项英说：反“围剿”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苏区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准备第二次“围剿”。毛泽东也早有筹划。1931年1月5日，毛泽东、朱德在小布召集总司令部负责人会议。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经验，讨论下步反“围剿”准备，拟将红一方面军部署在宜黄、乐安、南丰、广昌、宁都、石城、瑞金一带分兵以发动群众，摧毁地区武装“土围子”，打土豪、分田地、加强赤卫队，扩大红军，筹集资财，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浅谈遵义会议精神的当代价值及弘扬路径

正一、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主力遭到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地统一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上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邓颖超探望毛泽东

1933年初冬,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破坏,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连连受挫,革命根据地日渐缩小.曾连续指挥夺得一至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的毛泽东,却受到不公正的排挤和打击而被停止了对红军的领导与指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在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下,力举毛泽东复出的意见屡遭否决,对此恩来十分气愤。他对邓颖超说:“泽东的处境艰难,身体很差,你要多去     

周恩来与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军准备新“围剿”之机，周恩来和朱德据理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正确军事方针，但博古和李德却简单照搬苏联军事斗争经验，顽固坚持扩大苏区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轻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实践中总结的正确战略战术，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节节失败，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中央“三人团”,负责筹划和准备工作，尽管周恩来与博古、李德在战略战术上有分歧，却以极强的组织观念“相忍为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战略转移指示，周恩来负责或参与了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征、与粤军陈济棠谈判达成借道协议、组建第八军团和中央教导师、确定红军主力集结地等诸多秘密准备工作，参与指挥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集结于都、组织部队抢渡湘江渡口等军事行动，指挥红军西征通过四道封锁线。     

长征初期，毛泽东与“左”倾错误的七次斗争

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此时,随队转移的毛泽东尽管已经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委和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被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但他仍以大局为重,以高度的责任感,“不在其位”仍坚决反对“左”倾错误的指挥。从1934年10月到黎平会议召开,毛泽东与“左”倾错误的斗争至少有7次。会昌之争,毛泽东实事求是:我们应该到敌人力量薄弱的湘南去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8.6万余人从瑞金出发,开始战略…     

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与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发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凭借中央苏区军民反“围剿”这个军事活动的大舞台,成功导演了夺取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伟大胜利的活剧,充分表明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无比正确和巨大威力,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提出方针第一次反“围剿”,毛泽东提出并成功运用了“诱敌深入”的方针,迈出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战略转变的第一步。1930年秋冬,蒋介石实施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以10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毛泽东、朱德指挥4万红军实行“求心退却”,两次大踏步后退,从赣江西岸一直退到根据地中心区域,来到江西省宁都县北…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初步建立起毛泽东的军事权威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一开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就不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红军为了保存力量,发展根据地,则不断实行反＂围剿＂.因此,＂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1930年底,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苏区.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不仅展现了毛泽东驾驭战争的非凡韬略与高超的指挥能力,同时也初步建立起了他的军事权威.     

“红都特使“血战帽村

1933年秋开始,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残酷“围剿”,由于红军中最高军事指挥者李德、博古等一反过去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新式武器装备的国民党军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红军损失     

毛泽东三次当“少数派”的经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红军长征途中最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在黔北重镇遵义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在反“围剿”中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红军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会议代表肯定了毛泽东的发言,并选举其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福建为红军长征所作的准备

1934年春,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指挥,使红军遭受了重大的伤亡,中央苏区面临十分危急的局面。为挽救革命,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开始酝酿中央主力红军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挺进敌后,以争取反“围剿”战争胜利的策略,并着手各项准备工作。福建人民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无私奉献,勇于牺牲,从补充兵员、提供粮食、保证供给各个方面,为长征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