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众传媒与犯罪

媒体对犯罪的宣传报道有利有弊,应该辩证看待。在预防犯罪方面媒体起到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媒体对犯罪的传播作用不容小视。包括为犯罪模仿提供了样本,促进"暴力文化"传播、引诱青少年犯罪等。防止犯罪传播应加强媒体工作者队伍建设,转变传统报道方式,建立审查监督制度。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青少年犯罪问题

<正> 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期,西德青少年犯罪率大大提高,到1954～1955年犯罪率暂时降低,但之后青少年犯罪越来越严重,因而犯罪学家乌尔金斯说过,现代的西德青少年是"犯罪的一代"。这个论题已载入西德的专门交献中。     

刑事政策视域下我国腐败犯罪立法的重构

当下我国"厉而不严"的刑事政策模式过于注重提高刑度在腐败犯罪治理中的作用,但却疏于以严密法网堵截腐败犯罪的发生,以至于出现了惩罚几率下降与防卫重心偏离等政策乱象。腐败犯罪的严重危害及犯罪利益对犯罪人的极大诱惑,决定一国治理腐败犯罪必须采取零容忍刑事政策,"严而不厉"就是实现这一刑事政策的立法选择,这不仅需要扩大具体个罪的犯罪圈,以严密刑事法网,而且还需要调整腐败犯罪的刑罚结构,降低刑罚的惩罚强度。     

非常时期涉疫情犯罪教义学的重要问题

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需要建构特别的涉疫情犯罪教义学,这是一个融贯政策把握、刑法法理、解释方法等的综合存在,产生一些重要命题。司法解释对涉疫情犯罪依法从严从重处罚,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严"面向的体现,亦对刑法解释提出了新要求。把"疫情防控秩序"作为新生法益,可以为依法从严从重处罚提供法理基础,亦对涉疫情犯罪之定罪与量刑的解释形成内在制约,需要在入罪与出罪、重罪与轻罪、重刑与轻刑的选择上灵活运用目的论解释,充分发挥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积极作用。     

非刑事法律规范中的刑事责任条款性质研究

非刑事法律规范对于刑事犯罪的认定具有一定作用,但其中"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对犯罪的成立并无实质性意义,犯罪是否成立不以该指示为前提或者根据。非刑事法律规范中虽然不具有该项规定,但如果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则应将之作为犯罪处理。反之,虽然其中存在该项规定,但如果刑法无对应性规定,则不能将此规定上升为刑法。     

当前我国毒品犯罪死刑限制与废除的主要障碍与对策

毒品犯罪不属于刑法中的最严重罪行,不应当设置死刑规定,已为联合国人权公约明确肯定。我国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实施以来,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被空前严格限制。毒品犯罪死刑限制和废除是未来我国刑法发展的方向,但拘于严峻的毒品犯罪和滥用形势、国民对毒品及其危害的"非理性、妖魔化"的认识,以及重刑主义的传统,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毒品犯罪死刑的限制和废除之路,障碍重重。为积极推进毒品犯罪死刑的进一步限制与废除,我们有必要从观念上明确毒品犯罪不应当属于刑法中"最严重的罪行";要科学看待毒品犯罪生成机理及死刑对毒品犯罪预防的有限性;要坚持以司法改革为中心,从司法上积极推进毒品犯罪死刑的限制与废除。     

预防犯罪比严刑峻法更重要

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步入的风险社会,面对严重的犯罪形势,于是乎"从重、从快、从严"就成了相当一段时期的刑事政策选择,而即使为学界尽情赞颂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不过是对过去"从重、从快、从严"这一基本刑事对策的微调。其实,真正起釜底抽薪作用的应当是如何有效地防止犯罪的大量发生。当前刑事法学领域的误区在中国的刑事法学领域,有一个十分显见     

集群犯罪形成机制初探——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路径下的模型构建

近年来,我国集群犯罪频发,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试图挖掘集群犯罪成因间内部联动关系,借鉴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之理论观点,探索集群犯罪的形成机制,构建集群犯罪的化学反应方程式,将集群犯罪的成因分为"带菌集群"、"致罪因素"与"突发因素"三大要素,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分述集群犯罪爆发过程中各犯罪成因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力。     

期待可能性与犯罪动机

"期待可能性"是近年来我国刑法界所热衷的一个话题——起因在于对域外刑法理论的研习借鉴。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未加恰当调适便植入中国刑法理论而致长时期"水土不服"的问题。考察期待可能性之机理实质,实为我国刑法通说理论中犯罪动机中一种反向类型。以犯罪动机的原理及功能,可以较为简捷清晰地解说期待可能性问题,且对司法运用亦具高度之可行性。     

论共同金融犯罪成员数额认定

共同金融犯罪"数额"认定对共同金融犯罪的定罪和量刑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对共同金融犯罪成员数额认定,应当结合共同犯罪总额所达到的量刑幅度和各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综合考查。     

报复社会型犯罪的概念及特征分析

近年来,以报复社会为目的实施的严重刑事案件在我国频繁发生,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影响我国社会稳定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但目前理论界对用于指称此类犯罪的概念认识观点并不一致。该类犯罪可以统称为报复社会型犯罪,具有犯罪主体的弱势性、犯罪目的的报复性、犯罪行为的突发性宣泄性、犯罪对象的不特定性和犯罪结果的严重性等特征。     

论劳动刑法的建构及其法理

制度转型时期日益复杂的生活态势,必然不断导致刑法规制范围的调整。97刑法"大一统"的思想并未从根源上揭示劳动犯罪与社会危害性之间的本质关系,故无法解决诸多现实问题。劳动犯罪的特殊性内含着"刑法倾斜保护"的规律,该规律的客观存在使得劳动刑法的建构成为必要。对该规律的认识和自觉运用,必将引起对刑法结构的重新调整——以"相对强制性规范"调和劳动犯罪与经济组织侵犯劳动法益的犯罪之间的矛盾。     

“飞车抢夺”案件的几点思考

"飞车抢夺"是比较常见的"两抢"犯罪的作案手段,是一类恶性多发犯罪类型,特别是在南方城市。由于飞车抢夺案件的发生相对其他一些"两抢"案件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且飞车抢夺案件发案率高,破案率低,给侦查机关带来了较大压力,并将在较长时期内成为我国刑事犯罪活动中的一个突出的犯罪问题。本文通过对飞车抢夺案件的特殊性进行分析,进而研究有针对性的打击对策就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必要性了。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生存空间之考察——以社会不公平竞争为视角

2010年2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旨在当今现实条件下努力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改革开放至今,农民工已步入第二代,即"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也成了社会的顽疾。本文在研究这一群体特点、犯罪情况的基础上,从社会根源、社会原因以及个人因素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在社会不公平竞争视角下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生存空间进行探索,研究不公平竞争与其犯罪的关联,以期发展三元协调促进的防控理论,并寻求消除不公平竞争机制,铲除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土壤的对策。     

关于聚众犯罪客观行为的司法认定

聚众犯罪是我国刑法中独有的概念,它是指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在首要分子的作用下以聚众的行为方式实施的一种犯罪类型.我国<刑法>第97条在界定"首要分子"时,规定了"聚众犯罪"的概念,并且在刑法分则中规定了19种具体聚众犯罪的罪名.     

评西方反恐实践中的“敌人化”穆斯林

一段时期以来,穆斯林国家动乱频发,加之当今恐怖主义犯罪打着穆斯林旗号实施的占多数,导致西方反恐实践中将穆斯林视为"敌人"("敌人化"穆斯林),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与对策。具体表现为对穆斯林实施没有根据的搜查,对恐怖主义嫌疑犯实行未经指控之拘押,对穆斯林种族犯罪化与信仰犯罪化,对穆斯林犯罪人增加监禁刑的适用等。本文研究认为,伊斯兰教与犯罪之间有无必然的联系。从程序正义、人权保障以及对犯罪的理性认知角度看,都应彻底否定"敌人化"穆斯林的做法。     

双重的邪教犯罪之基本界定——基于对司法解释检讨下的分析

在刑法上,法定的邪教犯罪有两种基本的形式:一是只能由邪教组织构成的犯罪;二是邪教组织实施的其它一般犯罪,此种犯罪依邪教组织实施的具体行为决定其触犯的罪名,这两种犯罪往往具有想象竞合关系,但以司法解释确定处理的方式是有问题的。从刑事政策之规制的角度讲,单纯组织邪教的行为虽然在刑法上不构成犯罪,但仍具有刑事政策意义上的犯罪性。这是邪教组织犯罪的双重性质。对于法定的邪教犯罪,无论在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具有过于模糊和笼统的缺陷。刑法处理的仅仅是"犯罪的邪教",只是从刑事政策规制邪教组织的角度上讲"邪教犯罪"才是成立的。     

当前盗窃罪中的法律问题刍议

盗窃行为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建国后,虽屡经惩办,但根除这类旧社会污毒并非短时间内所能办到。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盗窃案件始终占刑事案件的首位,近几年来仍呈上升趋势,有的地区已占刑事案件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可见盗窃罪仍是我国刑事犯罪中数量最大,对社会治安危害较为严重的一类犯罪。因此,研究盗窃罪,正确运用法律武器打击这类犯罪,不仅可以进一步发挥法律的震慑和教育作用,同时还有可能逐步减少这类犯罪,从而使刑事案件总数下降,既保护了公私财产,又能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本文意在进一步发挥法律手段抑制盗窃犯罪的作用。     

社会失范理论在犯罪原因研究中的学术启示与应用价值

我国现今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转型期的社会往往伴随发展不平衡、秩序混乱,导致犯罪率上升,这是社会转型的代价。本文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从"良民"激情犯罪入手,以社会失范理论为基础,分析激情犯罪人的犯罪原因,探究犯罪控制方式以及如何建立现代化的社会规范体系。     

国际犯罪与涉外犯罪、跨国犯罪关系辨析——以基础概念解析为进路

国际犯罪与涉外犯罪、跨国犯罪之间虽然在起源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渊源,但它们在内容上并不具有同一或者包容关系,而是一种即相互交叉又彼此保持一定独立性的关系。只有当涉外犯罪、跨国犯罪具有"国际性"时,即它们的危害性达到国际刑法所要求的严重程度时,才能上升为国际犯罪。而在国际犯罪中,除了具有国际性的涉外犯罪和跨国犯罪外,还包括具有国际性的既不属于涉外犯罪又不属于跨国犯罪的单纯的国内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