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腐败治理法律体系的完善路径

目前中国腐败治理法律体系存在着立法理念滞后、法律体系不完整、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协调不顺畅、国内反腐法律与国际反腐法律衔接不紧密等问题。应当重塑立法理念;协调国家反腐法律与党内反腐法规的关系;健全腐败治理法律体系,制定《反腐败法》,健全对权力腐败的预防性治理法律体系,健全公务员考核激励机制的法律规范;重视反腐败立法的国际合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完备的腐败治理法律体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反腐法制建设及其特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视反腐法制建设，形成了包括党内法规、党内规范性文件和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在内的，由规范从政行为、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惩处违法违纪行为、反腐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等方面法规制度构成的反腐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反腐法制建设体现出坚持党内法规与国家法规相衔接、注重制定反腐败的基础性法规制度、注重制定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法规制度等特点。     

中国“社会反腐”的现状与展望——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社会反腐是指国家机关（在我国还包括执政党）以外的公民、组织等社会主体对预防、查处、根除腐败的参与。与传统的国家反腐败相比,社会反腐是一种“异体反腐”,可以很好地弥补国家反腐这种“自体反腐”的局限。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社会参与反腐败是公约的重要内容,也应当成为每一个缔约国反腐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法治反腐的思考

法治反腐就是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完善并健全反腐败法律体系,建立不能腐的惩戒机制;有效发挥司法机关刚性反腐作用,严惩腐败分子,建立不敢腐的防范机制;理顺反腐败机构设置,完善对权力的监督机制,构建不想腐的保障机制。     

论党纪反腐与司法反腐

党纪反腐是执政党运用党内法规治理腐败的职能活动,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腐败行为的纪律评价和纪律处置。司法反腐是司法机关依据国家法律对腐败行为进行法律评价和处置的职能活动。在法治反腐的语境下,党纪反腐严于司法反腐、司法反腐强化党纪反腐、党的执纪与国家司法在腐败治理中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共同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预防价值。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

当前我国腐败犯罪呈现高发、频发态势,惩治和打击腐败犯罪尤为迫切。纵观世界各国,反腐败的有效途径是法治反腐,而法治反腐的最佳制度是国家刑事政策。但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存在层级不清、体系混乱、衔接不畅等问题,严重影响着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目标的实现。本文在分析我国腐败犯罪现状的基础上,明确反腐败刑事政策内涵,重新构建反腐败刑事政策体系,转变反腐败方式,尝试建构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反腐败模式。     

监察体制改革设立“留置”措施的结构性解读

伴随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留置"成为监察法规定的新措施。现阶段对"留置"措施的评价更多基于现象的法解释范畴,对"留置"措施的解释力体系构建尚不充分,也就容易因先入为主的批判思维而形成误读。国家设立"留置"措施基于三方面考虑:一是根据腐败犯罪特点完善反腐败运行结构;二是在保证反腐败效度基础上维系政治秩序结构的稳定;三是在政治指令设限和单法授权格局下,调适程序法权威与反腐败权威在法律结构磨合中形成的紧张格局。这三个逻辑起点恰好与反腐败运行及其调查措施的法政治属性同构。"留置"作为国家推进法治反腐的重要措施,将在不同战略时期形成对"留置"的不同制度设计。"留置"措施不是对"两规"的机械替代,而是兼具政治属性与法律属性,国家将在后期逐渐增塑其法律属性。     

中国反腐败体系构建的逻辑支点与问题引申

中国反腐败体系的构建是集历史因素和现实基础为一体的制度建设问题。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反腐败体系构建必须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辅之以国家制度和社会机制,共同搭建起综合的反腐败体制。在反腐败具体政策制定或行为选择上要以反腐败的“价值逻辑”为基准,以“对策逻辑”为辅助,达到长远规划与现实目标的结合,避免要么眼高手低、要么急功近利的反腐脱节。     

反腐制度与制度反腐

制度反腐是人们在长期的反腐实践和反腐学术研究中得出的总结性认识。但是,通过制定反腐败的法律法规打击腐败和通过国家法制体系建设来控制腐败是有区别的。在现有的反腐理论研究中,这个问题不是被忽略了,就是被混淆了。为了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区分“制度反腐”和“反腐制度”这两个概念是非常必要的。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要点浅析

当前,我国的反腐败机构设置存在若干缺陷,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反腐形势要求。为此,国家以监察体制改革为突破,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拟成立新的反腐败机构——监察委员会。这一反腐败体制将优化执政党和国家的职权关系,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利于增强反腐败斗争的整体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研究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的监督者,其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但根据权力的监督与制衡理论,＂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必须强化检察权的内部监督,以减少或杜绝检察机关内部的执法腐败现象。文章欲通过对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实践问题的深入分析,总结问题产生的原因,探求完善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合理样态,以进一步树立检察机关公正、文明执法的良好形象,加强人员队伍廉政建设,从根本上惩治和预防内部腐败。     

反腐败重在靠法制

反腐败重在靠法制是基于 :当前反腐败斗争实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选择 ;法制建设在斗争中的特点和优势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为靠法制防治腐败提供了有利条件等几个方面。反腐败要重在靠法制约束和规范权力 ,并要注意解决好若干具体问题。     

权力腐败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执法监督

《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专章规定了执法监督,这对遏制当前公安行政执法中存在的权力腐败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立法体现了以法治权,遏制权力腐败的法律理念。《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几种形式的执法监督仍有需要完善之处,需要加强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使人民监督由抽象变得具体。     

论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法治理的国际化——基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反腐败的现实考察

反腐败是我国当下重大的现实问题,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要求相比,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罪名设置较为狭窄,犯罪对象规定不合理,主观方面设置不科学,法定刑的设定不完善。基于进一步完善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法治以及立足于当下反腐败的现实考察,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罪名体系的设置,适时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行贿罪";减少犯罪主观要素的限制;扩大贪污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的范围;完善罚金刑,合理设置资格刑,进一步促进贪污贿赂犯罪刑罚配置的科学化。     

内地和港台地区贪污贿赂举报制度之比较

举报在反贪污贿赂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内地与港台地区都建立了对贪污贿赂案件的举报制度。与港台地区相比,内地的贪污贿赂举报制度尚存在一些缺陷,如相关规定法律层级不高、规定不够具体,对举报人的保护不够充分,奖励制度不够完善等。借鉴港台地区对贪污贿赂举报的立法经验,对完善内地的贪污贿赂举报制度有积极意义。     

浅谈公安机关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公安机关错案是指在侦查活动中,公安民警由于故意或过失违反法律规定而办理的依法应予纠正,并应追究违法责任的案件。它具有主体特定性、主观过错性、行为违法性、后果危害性和应受惩罚性等特征。公安机关建立错案追究制是提高民警素质,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的需要,是公安工作适应国家法律建设总体需求的需要,是解决公安执法与法律要求不相适应的需要,是提高工作透明度,加强内部监督的需要。建立错案追究制应遵循科学、合法的原则;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原则;区别划分,责任自负的原则;人人平等原则;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处罚公开原则。     

高度重视反腐倡廉这一重大政治任务

反腐倡廉是我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当前,我国腐败问题呈现多种特点,其危害性在于：它离间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损毁党的执政基础;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机制,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干扰依法治国,影响社会稳定;毒化思想道德,败坏社会风气。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加强党员干部反腐倡廉的思想建设;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强化党内监督机制;进一步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作用。     

论反腐体系科学化视野下的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治理对策

日益成熟的中国市场经济孕育出了举足轻重的中国民营经济体,然而在这一欣欣向荣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高发风险。在反腐体系科学化大背景下,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呈现规模"稳定增长"、腐败犯罪形态多元等特点,这种独特现象不仅与民众仅仅重视反公职人员腐败的褊狭观念相关,也与"重公轻私"的刑事制度设计相关。因此,进行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防治,必须矫正民众的认识误区,基于制度诱因,用好刑事法治抓手,从观念、立法、司法等方面多管齐下,最终促进我国反腐败实践的协调推进。     

网络反腐的制度化构建

网络反腐作为我国反腐事业的新形式,是网络社会监督权力的新模式,在反腐实践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网络反腐的兴起有其内部发展动力,并存在理论及实践上的合理性,深受广大网民及政府的青睐。但由于网络反腐本身的偶然性、娱乐性等不足严重制约了网络反腐的发展,给国家、社会、个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完善网络反腐,充分发挥其优势迫在眉睫。网络反腐制度化、规范化,即通过确定网络反腐主体、搭建网络反腐平台、明确网络反腐相关法律责任等是将网络反腐效能最大化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