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美国刑事司法三大疑案

“宁可放过真凶,不可冤枉一个”的程序规则,或许令听惯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人百思不解,但正是对正当程序的这种尊重与追求,在人治与法治中间划出了一条鲜明的分界线。     

刑事司法视野下民意的审视

从刑事司法的角度审视,民意是非统治群体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的带普遍倾向的利益诉求。其中的民愤往往会加重定罪量刑,而民怜则会减轻定罪量刑。虽然民意具有非理性、易变性和难以衡量性的缺陷,但由于其是实现司法社会效果的重要推动力,因而应该审慎对待刑事司法过程中的民意。     

刑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相较于民事纠纷案件、行政纠纷案件而言,由于刑事案件"生死攸关",更加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件之所以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也是因为量刑问题引起的,量刑的失当严重威胁了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对刑事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的规制,成为当前司法实务界、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刑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相较于民事纠纷案件、行政纠纷案件而言,由于刑事案件“生死攸关”,更加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件之所以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也是因为量刑问题引起的,量刑的失当严重威胁了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对刑事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的规制,成为当前司法实务界、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刑事司法与人权保障

刑事司法在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项主要功能时要找准惩罚与保障的平衡点并保持较小振幅;在实体人权保障要求与程序人权保障要求发生冲突时,应首先满足程序人权保障要求,同时争取达到或接近二者动态、相对同等实现的目标。完善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机制,应当树立平衡观,坚持从公平正义、宽严相济、惩保并重、合理适度、刑事和解、协调有序等方面构建刑事司法和谐。     

刑事和解:我国司法正义与社会和谐

近年来,刑事和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展开,其背后蕴育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刑事理念的重大变革。刑事和解的引入对中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带来希望和生机,同时该制度在我国的试验和推行还存在问题和障碍,在我国的移植和融合还需要较长过程,但作为一种基于我国现实社会需要而发育出来的司法模式,必将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

刑事和解和恢复性司法都具有有效弥补被害人损失、有利于犯罪人复归社会、有利于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等显著优点,契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两者之间虽关系紧密,但内涵和外延有所不同.前者侧重于纠纷解决,后者关注纠纷发生后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恢复;前者主要适用于少年犯罪和一些有关个人权益的轻微成年人犯罪,后者对更严重的案件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前者贯穿于刑事诉讼整个过程,而后者适用于实施犯罪后至刑事司法程序结束的各个阶段.     

论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最终确立符合了现代文明社会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领域的发展趋势。它不仅是人权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然而在司法活动过程中,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罪刑法定与司法裁量之间的关系。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是否定罪,对犯罪人应判处何种刑罚,均应严格遵循刑法的规定,严禁法外定罪和法外量刑,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对刑事司法的最基本要求。但是,法律的实施离不开人的因素。司法裁量权作为司法权的一种,它对于案件的正确处理是十分必要的,法官在刑事审判中正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补充以新的内容,使法律与社会同步渐进地发展,从而既可以避免突变性立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社会震荡和阻碍经济发展。可见,在司法活动中,法官的能动作用是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重要因素。本文即从这个角度出发来阐述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     

WTO框架下的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

一、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和问题一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与国际规则趋于一致。我国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相继制定颁布了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著作权法等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特别是加入WTO的要求，又陆续对上述相关行政法和刑法等进行了修订，进一步界定了有关知识产权的种类范围和违法责任。前不久，国家还颁布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行政法规，从而从行政法律法规、刑事立法和民事法律的不同层面，建立起一套反映我国国情，同国际规则较为一致的保护知识产权…     

论我国刑事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

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自由裁量权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主要体现,同时也是刑事不起诉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欲通过分析我国的不起诉裁量权,借鉴国外的立法,在矛盾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从修改法律的角度完善我国刑事不起诉裁量权。     

统一裁判语境下的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及其规制

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并且在实现个别正义、保证刑法的灵活性、适应中国国情等方面彰显出独特的价值.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与立法的详密程度、刑事政策、法官的素质等因素密切相关.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不当行使该权力出现了量刑失衡、司法腐败等负面效应.因此,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加强刑事司法解释、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制定量刑指南、改革裁判文书以及提高法官的素质,应当成为我国规制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有效路径.     

朱静芝:深度挖掘司法信息 提升司法效率

<正>2015年全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5985件,审结14135件,案件积压率11 57%;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951 1万件,审结、执结1671 4万件,全年案件积压279 7万件,日均积压7663件,积压率14 33%。虽然司法诉讼系统发挥了历年来最高工作效率,但2015年全年约有300万件被受理司法案件依然无法得到诉讼安排。2000年至2015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当年未审结案件累计高达5198 7万件。巨大的司法服务需求与滞后的诉讼效率矛盾,对我国司法     

刑事司法理念的嬗变与思考

独立、平等、中立、透明、公正、高效、文明是现代刑事司法理念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必须以改造和重塑司法人员的司法理念为出发点,全方位构筑＂和谐司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羞辱性惩罚:当代美国刑事司法的新浪潮

耻感是一种重要的行为内部遏制机制,当代美国刑事司法兴起了羞辱性惩罚浪潮。公开羞辱性惩罚是一种国家强制主导的舆论议程设置,它激发引导舆论制裁违法者,宣泄公众的不满与愤怒,在这一过程中,法律规范得以进一步强化和确认,发挥了惩罚的一般预防功能。羞辱性惩罚不应烙印化,而应提倡重新整合性羞辱,对事不对人,强化犯罪人和社会之间的道德联系,以利其重返社会;我国借鉴美国的羞辱性惩罚不但有必要,而且具有可行性。     

效率与公正维度下的刑事速裁程序

刑事速裁案件中效率的提升建立在被追诉人的自由意志和权利处分基础之上,但是这种权利的处分和诉讼程序的简化必须以保障被追诉人受到公正的处遇为前提。为了提高速裁程序的效率,未来立法应扩大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提高侦查阶段的办案效率,不应确立将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转为速裁程序的机制、不宜实行一审终审制。为在速裁程序中体现最低限度的公正,速裁案件的庭审应实质化、提高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和非监禁刑的适用率、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宜对速裁程序做公开审理的例外规定、不能降低速裁案件的证明标准及实行书面审理。     

论刑事司法实践语境下的检察权性质

检察权性质的讨论应当摒弃本质主义的思维,立足于当下中国的司法实践,特别是刑事司法实践,进行语境化的分析.公诉权、侦查权、批捕权和法律监督权是检察权的主要权能,司法化是各项权能的明显特征.检察权在诉讼实践中通过各项权能展现了司法属性,我国检察权的根本性质应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权.     

正确理解和推行刑事和解与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着刑事法律政策的调整。宽严相济是我们一贯的刑事政策,长期以来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有利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     

系统模型与功能配置:刑事司法一体化视野下的犯罪记录制度构建

犯罪记录制度具有信息技术系统与法律系统的双重属性,构建犯罪记录制度应从系统模型设计与法律功能配置两个基本方面入手。借鉴美国、欧盟犯罪记录制度建设的有益经验,我国犯罪记录制度的系统模型应立足于现有分散型犯罪信息数据库,以互联共享为目标构建国家犯罪信息统一查询平台,同时采用"均衡化配置模式"合理配置犯罪记录制度的登记、共享、查询、封存/删除等几项法律功能,并细化具体操作程序,从而发挥犯罪记录制度对于刑事司法一体化的基础作用与积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