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语文中的“法”和“法律”两字——简论“资产阶级权利”

(一) 西方语文中(英语除外) “法”和“法律”两字是不同的,前者为Recht(德语)、(俄语)、droit(法语)、derecho(西班牙语)、diritto(意大利语)等;后者为Gesetz(德语)、(俄语)、loi(法语)、ley(西班牙语)、legge(意大利语)等。甚至古文字的拉丁语,也将前者和后者区别为jus和lex。Recht及其他语种相应的字是指抽象的、广义的法律或实质意义的法律,即“法”;Gesetz及其他语种相     

西方语文中的“法”和“法律”两字——简论“资产阶级权利”

(一) 西方语文中(英语除外)“法”和“法律”两字是不同的,前者为Recht(德语)、(俄语)、droit(法语)、derecho(西班牙语)、diritto(意大利语)等;后者为Gesetz(德语)、(俄语)、loi(法语)、ley(西班牙语)、legge(意大利语)等。甚至古文字的拉丁语,也将前者和后者区别为jus和lex。Recht及其他语种相应的字是指抽象的、广义的法律或实质意义的法律,即“法”;Gesetz及其他语种相应的字是指具体的、狭义的法或形式意义的法,即“法律”。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剖析——兼批“四人邦”的“教育革命新经验”

“四人邦”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十分重视抓教育阵地,力图把社会主义学校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为此,他们打着“教育革命”的旗号,硬说解放后十七年是“黑线专政”,叫嚷要与十七年“对着干”,并且炮制了一个又一个所谓“新经验”,提出了一大串蛊惑人心的口号,如“大学只有一个专业,就是斗定资派的专业”,“铁锹就是专业”,“大学就是大家来学”,“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等等。这和当年美帝国主义御用     

论我国侦查权的性质——驳“行政权本质说”

现阶段,在法制逐步完善与公众法律意识不断强化的社会背景下,我国原有的侦查程序体制已显出诸多弊病与不足,保障人权与提高效率成为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研讨的共同主题,我国侦查程序的各个方面,都将面临重大的改革与调整。其中首先需要明确并统一认识的问题就是侦查权自身的性质,即侦查权究竟是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在这一点上,有学者从西方英美法系法学与权力理论中的行政、司法权的特点出发,主张我国的侦查权属于行政权,这种过于简单的归类不仅会造成理论体系上的混乱,而且其在改革中的实际应用更可能导致我国侦查体制乃至整个刑事诉讼改革步伐的倒退。辩明侦查权的性质,是合理规划整个侦查体制改革的起点。     

论权力、职权和权利——兼评“三权分立”

人们对于权力、职权和权利,即国家权力、国家机关职权和公民权利,在日常生活中,皆以“权”相称,时常发生混同。这不仅对人们形成正确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不利,对于资产阶级所推崇的“三权分立”同我们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之间的区别也说不清楚。权力、职权和权利三者之间,既有联系,更有区别,应当给以全面的科学论述。     

驳“律师专为坏人开脱罪责”的怪论——兼谈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地位和作用

律师的话刑事辩护是我国律师的主要业务之一,正确地认识和理解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肯定了律师的法律地位。在我国,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都是国家的政法机关,司法行政机关领导下的律师与公、检、法的工作人员一样,都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作为刑事被     

重温少奇同志对政法工作的指示——兼驳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诬陷和谬论

刘少奇同志的冤案终于平反昭雪了。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一个主要领导人,对我国的政法工作极为关心,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对公检法三机关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采用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对刘少奇同     

试论仲裁性质——兼论仲裁和司法的关系

关于仲裁的性质有多种学说,然而我们必须透过仲裁司法性的外观,澄清仲裁与司法的关系,坚持仲裁是一种民间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定位.在民间性的仲裁中,契约因素是贯穿其始终的基础因素.然而,坚持仲裁的民间性本位,并不是要否定仲裁与司法的联系,正是仲裁的民间性质决定了仲裁与司法之间存在着最低限度的联系,只是这种联系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并保持在较低的水准,否则仲裁就会在司法诉讼的侵蚀中而失去其独立性地位.     

试论仲裁性质——兼论仲裁和司法的关系

关于仲裁的性质有多种学说，然而我们必须透过仲裁司法性的外观，澄清仲裁与司法的关系，坚持仲裁是一种民间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定位。在民间性的仲裁中，契约因素是贯穿其始终的基础因素。然而，坚持仲裁的民间性本位，并不是要否定仲裁与司法的联系，正是仲裁的民间性质决定了仲裁与司法之间存在着最低限度的联系，只是这种联系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并保持在较低的水准，否则仲裁就会在司法诉讼的侵蚀中而失去其独立性地位。     

‘假一罚十”的法律性质和效力

2000年5月，刘某在某商场购得一辆电动自行车，价格为2800元，商场在出具给刘某的发票上特别注明“上海产，假一罚十”。次日，刘某发现所购电动自行车系商场自行组装，即向商场要求退货并按其承诺赔偿，但遭到拒绝。刘某遂向法院起诉，要求商场赔偿28000元。对“假一罚十”承诺的法律性质和     

帮忙的马腾——药监局坏掉的“萝卜”上一小块泥巴

2007年7月10日，贪官郑筱萸被以注射方式执行死刑。同样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是此前的7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了对药监局腐败窝案中涉案的曹文庄、卢爱英、王国荣、李智勇、马腾五人受贿．玩忽职守罪的判处结果。     

“权利本位说”质疑——兼评“社会主义法是新型的权利本位法”

<正> 近些年来,在我国法学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一个新说——权利本位说,即法要以权利为本位,并应以此为基础重构我国法学理论。对此,有的学者认为是一个创新,有的学者则不以为然。《中国法学》1990年第4期发表的张文显同志撰写的《“权利本位”之语     

对“‘四位一体’共同办案”的质疑

今年第四期《法学杂志》上刊载了谢必如的文章《强化土地行政处罚刍议》。该文在论及强化土地行政执法手段时说:“在土地行政执法(处罚)活动中,……。土地、公、检、法‘四位一体’,共同办案,……。法院提前介入土地违法案件的立案、调查和审理,减少重复环节”云云。笔者以为,这种论断是有悖法律规定的。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52条明文规定:“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决定,本法第45条规定的行政处罚可以由乡级人民政府决定。”即是说,除了农村居民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行政处罚可以由乡级人民政府决定外,其他土地行政处罚决定都只能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作出,任何别的单位或个人,包括公、检、法机关都无权越俎代疱。其次,并不是所有的土地行政处罚案件都要经过司法程序。只有当被处罚人不服土地管理部门的处罚     

“权利本位”之语义和意义分析——兼论社会主义法是新型的权利本位法

<正> 1988年6月,在全国首次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上,与会者提出了“法的本位”问题并进行了热烈而认真的讨论。从那次会议后,“法是以权利为本位,还是义务为本位”成为我国法理学的热点之一。有些学者赞同“权利本位”,有些学者反对权利本位而主张“义务本位”或“权利义务二元论”(权利和义务并重,无所谓何者为本位)。最近,我仔细地拜读了有关“法的本位”的主要论文,发现无论是赞同权利本位的论文,还是反对权利本位的论文,其中都有对权利本位不明其义或误解之处,从而妨碍了对“法的     

动物权利的法理思辨——兼论环境法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克服

法律主体是个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动的法理学问题。动物权利的提出与证立,具有法理学的诸多依据。自然权利、道德权利、诉讼权利都是动物权利存在的法理依据。环境法对动物权的保障代表着法律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克服与努力,具有深厚的人文意蕴与长久的建构功用。     

中国古代“法治”质论——兼驳法治的本土资源说

本文首先对中国古代“法”字的基本含义进行了仔细的考究,并得出了古代之“法”与今日之“法”内涵不同的结论,进而分析了古代法学的所谓“法治”理论的本质,认为法家的“法治”理论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从根本上推翻了中国古代具有法治的思想或实践这一相沿已久的传统观点。接着,本文对目前颇为流行的法治本土资源说进行了剖析,揭示了这一说法自身的致命缺陷以及种种荒廖之处,鲜明地表达了作者这样一种立场：无论是从历史的传统中,还是从现实生活的各种非正式制度中,我们都不可能寻找到建设现代法治的本土资源。如果不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在理论上依然沉迷于本土资源的虚幻之中,将会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给中国社会带来伤害     

旧题新说：如何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记录“中英‘辩护律师权利保障与证据开示’案例研讨会”

9月27日至2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携手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联合主办、《中国律师》杂志社协办的中英“辩护律师权利保障与证据开示”案例研讨会在京召开。英方参会的法律专家罗伯特·西布鲁克先生(RobertSeabrook王室法律顾问)、布鲁斯·豪尔德先生(BruceHoulder王室法律顾问)和罗伯特·布朗先生(RobertBrown律师),通过对具体个案诉讼过程的演示,展示了犯罪嫌疑人和辩护律师在刑事案件审前的权益。中方来自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全国律协、法院和检察系统、律师及刑法学研究领域的近70名知名专家和教授,在两…     

“角色”的权利归属及其商品化权之保护——兼论“济公活佛”角色的权利归属之争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飞跃发展,商品经济观念的初步形成,使人类文化生活与经济生活都发生了空前巨大的变化,以致各种法律领域普遍受到冲击,难于适应。其中遭受冲击程度最强烈的恐怕要首推我国不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机制,从而也就产生了许多棘手的难题。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仅就“角色”的权利归属及“角色”商品化权之保护问题扼要加以析述。以供解决有关问题的同志参考。     

关于瘟疫法律性质的探讨——兼论“SARS”的法律性质

一、瘟疫的法律性质关于瘟疫的法律性质,人们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一是不可抗力,一是意外事件。那么究竟其属于哪一种,要从分析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的构成特征入手。(一)不可抗力不可抗力,顾名思义,就是指客观存在的,依人力所不能抗拒的力量。我国《民法通则》是这样定义不可抗力的,即“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可抗力具有主观和客观的双重特征。依上述之规定,我们可以按以下特征来确认不可抗力。第一、不可抗力具有不能预见性。不能预见是从认识能力上来确认不可抗力的一个主观因素。首先,是指在…     

专利法与“四化”建设——试论我国专利法的性质和任务

我国专利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潮中诞生了。制定专利法,实行专利制度,是“四化”建设对法制建设提出的要求,是我国经济体制和科技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必将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