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成都市乡村治理机制改革的思考

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近年来,成都在乡村治理机制创新中,成效突出.文章以乡村治理机制为主题,围绕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治理创新,通过对成都市新型乡村治理机制的特点与实践进行梳理和总结,探讨成都新型乡村治理机制发展中的主要举措、经验及存在的问题,提出深化新型乡村治理机制改革的建议.     

成都城乡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及深化路径研究

社区是依法治国战略落地的基础平台。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有助于促进成都的有效治理与和谐安定,有助于促进成都市民法治意识的形成,对成都整体法治化进程意义重大。然而,成都在社区治理法治化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建议:完善立法和制度体系,创新"政社互动"实践,全面开展"社区协商",促进"达标服务"落地,切实提高成都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     

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以四川成都和山东济宁为例

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快速发展的趋势,对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提出了挑战。2009年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的提出正是作为推动这一发展的主要途径。目前,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尚处于试验示范阶段,在各地社区建设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如何处理新型社区与村民自治、双层经营体制之间关系的两大问题,成都和济宁的探索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但改革仍面临体制困境和自组织程度低的问题。而此次乡村社会的变革能否全面顺利推进,还需要国家在法律层面对农村新型社区进行清晰定位,理清它与农村原有基本制度的关系,以切实保障村民权利。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三治融合”路径——基于成都实践的考察

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构性变迁和一系列治理难题对传统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成都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三治融合"实践,以社区公共议题为切入点,运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整合式治理思路,为破解城市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方案选择。进一步推动"三治融合"创新既需要完善"三治融合"的制度框架,也需要为融合共治提供有效的组织载体,还需要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等,即在制度环境、组织结构和文化基础等方面创造条件,推动"三治融合"的有效运行,提升治理效能。     

六枝特区新华镇农村社区治理调查报告

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的社区规划从城镇社区向农村社区不断延伸,农村社区治理被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配套工程之一。文章对六枝特区新华镇的农村社区治理进行了探析。     

新型社区治理困境的破解及其可行性研究——以北京市品苑小区的社区自治实践为例

对商品房小区的管理和治理一直是各级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热点领域。怎样的社区治理机制适合新型社区的发展需要？怎样的社区体制有利于突破新型社区治理困境、构建和谐宜居的社区生活环境？本文便带着这些疑问对如何破解新型社区治理困境进行社区治理方式的可行性研究。个案研究表明以社区自治的方式治理新型社区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强大生命力。以业委会为组织基础的社区自治在解决社区纠纷、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是目前条件下实现社区大自治治理的现实路径和过渡环节。同时,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必须从新型社区的特征、社区成员的特点,以及对各种治理机制的比较来入手。只有符合新型社区需求的治理模式才能获得居民的认可,只有新的治理模式具有独特的优势作用才能持久。     

社区化治理视角下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研究

城乡一体化的核心内容是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即让农村居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因此,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和质量,是提升城乡一体化水平的重要任务。文章以社区化治理为视角,分析了农村社区建设对于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难题的重要意义,提出社区化的治理方式是未来基层农村治理的主要方式,而通过农村社区建设来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是未来陕西农村改革和治理的重要步骤,同时就陕西农村社区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     

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行为逻辑和工作机制

从中国传统社会的"乡绅治村"到如今的乡村振兴,中国农村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乡贤的带动。站在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起点,弘扬新乡贤文化,鼓励、支持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是改善农村政治生态,实现农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方式。本文以新乡贤为切入点,论述了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各个领域的内在逻辑以及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工作机制,为地方政府推进农村社区治理提供参考。     

片区化管理到社区化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基层治理方式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片区成为乡镇政府与行政村之间的链接中介。以片区为基础的管理方式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当前现代化进程给片区化管理方式带来了诸多新挑战。在现代农村社区建设中,以新社区为基础创新出现的新的治理方式——社区化治理方式较大程度上满足了当下诸多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发展的现实要求,与片区化治理方式相比具有诸多优势及特色。社区化治理成为未来农村基层治理发展的重要演进趋向。当然,作为一种新形成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在实践中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改革。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困境和反思——以四川省A村、B村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农村社区进行了协商治理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四川省A村和B村就是其中的例子。通过对A村、B村协商治理实践的分析,进一步探索和创新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实践路径,切实提高基层协商民主的实效性。     

新型社区管理下的成都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路径

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农村改革深化和农村经济持续科学发展的关键。本研究深入调研以崇州市为主的成都多个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实践,探索新形势下如何依托新型社区管理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策略。     

政府主导的大型居住社区治理研究——以上海泗泾新凯社区为例

大型居住社区是在政府主导下形成的新型社区,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产物。该类型社区的迁入居民脱离了原有的组织体系,融入新构建的组织体系中,如何实现社区居民融合,促进社区自我治理都是大型居住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这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建立社区治理多元机制,在社区治理角色、治理方式、治理功能等方面实现职能的调整与转变。     

嵌入与协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研究

乡村振兴助推农村社区治理再上新台阶,决定着农村社区组织和社会秩序的变革,对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产生了直接影响。从农村社区组织化的维度分析农村社区治理中所存在的问题,发现外部资源与内部资源之间的弱质性整合,以及农村社区组织功能弱化和主体缺位是影响农村社区治理的主要原因。为此,应以外部嵌入与组织协同为治理导向,对农村社区进行资源整合与组织功能再造。通过内外协同互助形成合力作用于农村社区建设,实现社区和谐有序的治理状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新时代社区治理问题的滨州市实践

社区治理是实现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当前从全国来看,基层政府职能不断转变,社区治理空间逐步拓展;基层民主制度不断完善,社区治理制度逐步巩固;社区服务功能不断增强,社会参与逐步扩大。山东省滨州市因地制宜,在社区治理实践中探索出了现代型、服务型、联动型、平安型的“四型”社区治理模式。滨州市社区治理还存在社区工作保障不健全、社区职能定位不准、社区工作合力不足、社区党建薄弱等问题,要瞄准社区党建网格化、社区建设规范化、社区服务社会化、社区文化亲情化、城市社区精细化、农村社区特色化,最终推进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     

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基于秭归县的案例分析

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公共参与是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特征,参与主体的多元度以及参与机制的韧性决定了公共参与的成效。通过研究发现,典型地区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注重拓展参与主体范围,因地制宜创新参与机制,引导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社区事务。参与主体和参与机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参与主体的多元度影响参与机制的韧性,韧性化的参与机制也能够为构建多元化的主体结构提供保障。在新时代,创新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需要以党组织引领的聚合型主体结构为核心,以责任、利益为核心的共识价值体系为纽带,以黏连多元主体、发挥不同主体作用的参与机制为保障,真正强化主体间合作,使多元主体各尽其能,推动公共参与向跨地域性、去中心化方向转型。以此,真正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研究

农村协商治理是一种基于过程、程序、合作、参与、认同为特征的新型乡村治理机制,具有农民利益的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的多维功能。针对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面临协商治理理念偏差,协商治理的主体结构不优、能力不强,协商治理的内容结构性失衡,协商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不高,协商治理与乡村治理制度的融合、衔接、联动不够等问题,要系统建构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党建引领机制、多元参与机制、规范化保障机制、法治化支撑机制、衔接联动机制,更好地发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浅析城镇化过程中动迁安置社区治理困境及消解——基于江南小城镇动迁安置社区的调查

小城镇是＂乡头城尾＂,连接城市与农村的枢纽,它的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农村社区向城镇社区集中性迁移的过程。笔者对江南某小城镇的动迁安置社区进行了访谈调研,动迁安置社区是小城镇城镇化过程的产物,是一种大型的城镇社区,吸纳了大量的拆迁农民迁入,呈现出现代性、异质性、保留性和双重性特征。动迁安置社区在治理过程中面临着农村生活方式与习惯迁移、社区自治性程度低、参与积极性低以及社区认同感缺失等困境。有鉴于此,笔者尝试探索消解动迁安置社区治理困境的可行性方案。     

以信息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抚顺市高山社区为例

治理主体单一、资源整合不足以及居民参与意识不强成为影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提高的阻梗。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以抚顺市高山社区信息化模式实践为例,分析如何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实现社区的复合治理和参与式治理,形成"国家-市场-社会合作共治"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农村治理方式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

我国处于全面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转型期,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是农村治理方式的创新。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中存在行政层级结构复杂、责权不对等、公共服务能力欠缺的问题,进而导致农村治理方式中治理主体单一、治理环境落后、治理理念模糊。我们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分析农村治理方式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之间的关系,提出嵌入专业农村合作组织、完善政府治理监督机制、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这三方面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方式的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崭新命题。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运行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来促进“三农”的全面现代化。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意蕴,构建适合于乡村社会发展的现代农村社区治理制度,形成多元参与和政社良好互动的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夯实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处理好技术化治理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关系。由此,使农村社区最终达到治理有效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