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战略威慑能力建设

战略威慑是当今国际军事斗争的重要内容。强大的战略威慑能力是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手段,我国战略威慑能力主要由核威慑能力、常规军事威慑能力、太空威慑能力、信息威慑能力、经济威慑能力、动员威慑能力、心理威慑能力构成。新形势下,应当坚持以党的威慑思想为根本指导,注重深远经略、锻造打赢能力、发挥传统优势,全方位谋划和推进国家战略威慑能力建设。     

论地方政府在绩效评估中的理性选择——以珠海市为例

万人评议政府是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模式的一种。对珠海市万人评议政府的研究表明，政绩压力、市场压力和决策者的利益三个变量共同决定了地方政府实现政绩目标和自身利益的最有价值的顾客是工商企业。更好地服务于工商企业，提高针对工商企业、尤其是招商引资项目的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通过提供优先服务提高企业的满意度，是实现决策者的战略目的的理性选择。     

刑罚威慑与犯罪控制

刑罚(criminal punishment)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强制性、惩罚性的司法反应,刑罚威慑则是基于趋利避害的人之本性,以刑罚的严厉性来控制犯罪发生的无形力量.刑罚威慑具有双重功能,即针对已然犯罪的特殊威慑功能和针对未然犯罪的一般威慑功能.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和维护稳定方面的确功不可没,但是缘于其先天的内在局限性及致罪原因的复杂性,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其限度的,任何希冀通过加大刑罚量达到消灭犯罪或控制犯罪的努力都将事与愿违.刑罚威慑的目标应定位于将犯罪现象控制在社会所容忍的限度以内,而在司法实践中要达到这一目标还必须兼顾若干影响刑罚威慑效能的因素.     

紧急状态下的公安行政决策

紧急状态下的公安行政决策不具备常规决策的基本条件。在这类决策中 ,决策者应着重考虑“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及“事态的急迫性”两个因素。由于决策者面临的决策要素的“初始”状态不同 ,可能选择的决策策略也不同。在公安紧急决策中 ,决策者要根据决策要素的变化随时更改自己的策略选择以求得理性地实现决策目标。     

中美战略利益诉求的互补与两国关系发展趋势探析

在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十分重要而又敏感.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在摩擦和波折中不断得以修复并向前发展,中美战略利益诉求的互补扮演了助力和动力的关键角色.中美战略利益诉求的互补,既反映在政治战略的层面,也表现在双边的经贸关系中.新世纪,中美如果能够立足两国战略利益诉求的互补,推行理性的外交政策,并努力排除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的影响,中美关系将沿着正确的方向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世界比拼常规武器

自奥巴马提出“无核世界”倡议以来，人们开始对核武器的战略威慑作用有了新的思考。美国承诺“不首先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以及美俄就进一步削减核武器达成新约后，核武器已经限于少数国家之间的较量与威慑。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常规武器已经成为真正的威慑。常规武器的竞争将趋于激烈。     

回眸历史 关怀现实——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经典成果与历史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共党内富有远见和影响力的政治决策者,把握社会发展要求,抓住并用好了战略机遇,凝聚党心,代表民意,选择有效路径,完成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从指导思想的意义上,再度实现了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华丽转身,推动党的事业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回溯历史,是为更好地关怀现实。通过梳理改革发展初始阶段的经典成果,升华对改革必要性和坚持改革不动摇的理性思考,用理性思维提升实践的主动性。     

国内要闻

正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26日视察火箭军机关,向火箭军全体指战员致以诚挚的问候。他强调,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要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     

“严打”的度量分析——以法律经济学为视角

严打作为我国一项阶段性的执法策略 ,虽然较有成效 ,但并不尽如人意。从司法资源的稀缺性和刑罚威慑效应出发 ,以法律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度量分析 ,以期达到理性控制的目的 ,有着重要的意义。     

理性公安研究

历史久远的理性观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观念.理性正在走向实用.社会和谐需以理性为前提.理性研究属于行为科学.美国学者提出理性行政行为理论.理性坚持正义,贯穿于行为的目标、践行和效益.公安应最富于理性.要遵循"五理"之道,坚持求真务实和辩证法,搭建理性公安平台,展开广义公安思维,推进人民治安,实行效益公安,建设学习型公安.     

日本韩国运用法律管理经济的做法和经验

最近,对日、韩两国如何运用法律管理经济的问题,我国有关部门进行了专题访问和考察,现概要介绍如下。一、日、韩两国政府运用法律管理经济的基本做法日、韩两国政府运用法律管理经济的基本做法是:第一步,提出符合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二步,制定出有效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配套经济政策;第三步,以立法的形式把经济政策法制化,运用法制力量予以实施。1.实施以明确的发展战略为导向的产业政策。日、韩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认为,产业政策是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并实施的投资等一系列政策。战后两国都首先制定阶段性的经济发展战略,即进口替代战略→出口导向战略→重化工战略→产业结构合理化战略→产业高度化     

刑法基本原则的经济学分析：以刑事威慑为例

刑法基本原则常被认为只有价值上的意义，而常与经济效率相悖。在理性人、刑罚成本与犯罪收益衡量的前提下，可以勾勒出刑罚威慑的经济模型。在这些模型中，刑法三大基本原则对罪刑关系的配置体现刑法的效益性。     

无核世界现实建构的困境及思考

针对核武器作为终极武器的特征日益显露,建构无核世界的呼声正与日俱增。但实践中也存在共同利益基础薄弱、外部强制力不足、基本理念和道义准则存异和权力分配结构失衡的障碍。从操作层面来看,无核世界建构的现实可能性有待美国真正率先垂范,俄罗斯适时跟进,其他核国家的积极回应。同时,美国应改变延伸威慑战略,力促朝核、伊核问题的合理解决。国际社会应充分发挥联合国在实现世界无核化目标中的重要作用。     

决策者承诺升级：群体决策与个人决策——基于中美两国文化价值的比较研究

承诺升级是决策者在进行投资决策的过程中产生的非理性行为,而传统的风险控制理论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通过运用情景模拟实验方法,比较不同决策机制下中美两国决策者所表现出来的＂承诺升级＂的倾向和程度。研究发现：在个体决策情境下,美国的决策者比中国的决策者更容易做出承诺升级的行为,而在群体决策中,则正好相反。这对于拓展传统的风险控制理论,指导跨文化管理下的决策管理具有重要的价值。     

刑罚威慑的预防犯罪效应探析

预防犯罪是刑罚威慑的主题。因此,了解刑罚威慑的运行规律成为刑罚威慑理性化的需要。在现实中,刑罚威慑的预防效应最终要通过社会个体的意志选择来实现,但是,社会个体、刑罚威慑与社会环境的系统存在形式,决定了社会个体在犯罪与否的意志选择过程中并非由刑罚威慑这一单一因素所支配。从系统论和博弈论的角度看,刑罚威慑预防犯罪效应的形成除了受社会整体环境影响以外,还有赖于社会个体与刑罚威慑系统是否具有耗散结构的特性以及这两个系统内各种要素的配置。     

“软警力”的几个基本问题

软警力是指通过引导、吸引而非强制、威慑而促使公众自愿遵守社会规范、控制社会治安的能力,主要通过对社会(公众)的外生变量和对警察组织的内生变量影响公安机关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在目前警力的性质及其赖以生成的资源越来越复杂,非物质性警力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其警力的作用方式已不再仅仅体现为直接的物质力和强制(硬警力)的结果,而是体现为柔性的观念和认识的影响.公安机关必须实施软警力发展战略,建构以改善警民关系为中心.以塑造良好警察形象为目标的软警力发展机制,为和谐社会建设创造更广阔的空间.     

论毛泽东核战略思想

毛泽东对核武器的作用有着独特的认识。他藐视核武器的军事作用,重视核武器的政治作用、威慑作用。他的核威慑战略是,利用最小的核力量来慑止其他国家对我国的核进攻、核讹诈。     

论理性经济的人文关怀

经济发展需要理性,理性的经济包含着人文关怀.古典经济学奠基人向来主张人是理性和情感的统一体,人文追求是社会和谐思想的体现."经济人"面临的"理性"挑战,反映了人类理性的提升,表明经济"理性"与人文环境紧密相连.人文环境作为经济运行的重要法则,要求人类理性呵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人文的经济和弘扬经济的理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     

未来中国国际角色定位的战略选择——兼论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

“中国是谁”和“中国将是谁”涉及今日中国和未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及作为负责任国家如何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今天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未来10～20年左右可能成为“初步发达国家”甚至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并可能成为国际制度和规则的重要制定者,但尚难以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中国“和谐世界”的美好蓝图,需要中国以更有利的身份才能有效推动,但未来可能形成的多极化国际格局将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结构之中,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也将是空前的.较高的定位是实现理想目标的前提,而实际能力则是定位的标准,这就造成了中国国际身份定位的两难.事实上,这种困境应该促使我们以更加理性的思维去设计未来中国的世界角色,并寻找到达成目标的有效路径,而“初步发达国家”或“初步发达建设性国家”或许是最好的理性定位和战略选择.     

新环境下国家安全战略理论的思考

总结过去 ,面对新的国际安全形势 ,有必要对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理论进行深刻的反思 :国家安全威胁并非一定来自某个大国 ,而是来自一个国家的战略意图 ;绝对军事优势不一定能保障国家的绝对安全 ;在和平时期 ,军事结盟不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形式 ;国防和军队建设应从确定战略对手为主转向增强能力为主 :军事实力威慑不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好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