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艮的“大成仁学”到颜钧的“大成仁道”

本文是作者对泰州学派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主要研究颜钧对王艮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认为颜钧之“大成仁道”在王艮的“大成仁学”基础上更加突出了立体自由、儒学（实为心学）的平民化和实践性     

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关于“知识产权的公权化理论”的置疑

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一样具有私权的属性。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区别于其他民事权利而有其特殊性,以致于有些学者在不否认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的前提下提出了知识产权的公权化理论,并试图用该理论来解释一些知识产权面临的新问题。知识产权的公权化理论是对私权理论的一种错误的解读,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不会也不可能改变或者会具有双重属性。     

从可仲裁性的发展看司法权的让渡

仲裁是国家司法权向民间的让渡，可仲裁性体现着司法权让渡的程度和民间可自行解决的争端的范围。可仲裁性的发展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对这些因素的看法体现着国家在司法权让渡问题上的立场。一些国家的判例和学说对争端类型和内容有了新的认识和诠释，因此这些类型争端的可仲裁性有了新的发展，国家司法对民间仲裁的态度和立场也发生了改变。从总体上看，可仲裁性的范围在不断变大，更多的争端和纠纷已经被认可由民间解决。     

周海婴与最高法院商榷鲁迅的“公民私权” 区区“县级教委”怎可擅自给民营企业批“鲁迅”字号？

近日，鲁迅之子周海婴写的《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畅销，全国各地有数十家媒体争相连载，为此，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央电视台“聊天”节目播出了半小时对周海婴的专题访谈。节目中间有一段，周海婴说：“我打官司不是为了钱。”主持人倪萍问：“关于鲁迅的后人，社会上人们有所传说是很自然的，有一种传说是关于鲁迅的后人为鲁迅著作版权打官司的事。有人说鲁迅先生的后人都比较爱钱，这样的话你听到过吗？”周海婴答“：这个传闻已有很多年，从１９８０年以后一直到现在。我背的这个不叫‘黑锅’而叫‘钱锅’已有２０年……那次我访…     

从“礼入于法”看中国古代法律

《四库全书提要》唐律疏议解云:“唐律一准于礼,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采用之,元时断狱亦每引为据。明洪武初命儒臣,同刑官进讲唐律,后命刘惟谦等详定明律,其篇目一准终于唐。”由此看,在中国古代法中,“一准于礼”原是一项传统。其实,这不但是唐以后历朝法律的特点,也是中国古代法的一大特色。 说“唐律一准于礼”只道出一件事实和一个结果,     

知识产权私权话语表达之探讨——以对《TRIPS协定》“private rights”的翻译为切入点

知识产权私权论依托《TRIPS协定》的相关规定成为学界主流学说,而《TRIPS协定》中“private rights”可能的对译词不仅限于“私权”.将“private rights”翻译为私权是我国学者的一种学术选择,但“私权”这一符号隐含了可以优先于政治国家等难以被知识产权实践认可的潜台词,因而学者们对“知识产权私权论”添加了种种但书,然而这些但书因传播学的规律无法到达实践的领域,其后果是“知识产权私权论”在实践中被误读误用.在我国现实语境中,建议换一种翻译方法,选择一个更为价值中立的对译词,从而为建构更具有中国自主立场的知识产权学说作必要的理论铺陈.     

论私权救济中司法与传媒的被动勾连——以“王老吉加多宝纠纷案”为例

在私权救济的过程中,司法与传媒可能双双异化为当事人经济利益实现的工具,在商业利益和公众话语的助推下二者还将被动地勾连,产生协同效应,从而呈现出以私权救济为话语基础,在私力救济场域内舆论营销化和公力救济场域内诉讼商业化共存的暧昧现实。     

私权的公法化和公权的“三段章”

好话语常被人顺着往下说。前不久，于安教授顺着郝铁川教授的话题，谈了《公法的变迁和公权的规范》(法制日报2005年1月6日第8版)，指出，随着时代的变迁，对私权的保护要通过公法来解决。这个话题切中当代中国法治跳动的脉搏，我再顺着这个话题说几句。     

从“可分割合作作品”立法缺陷看规定结合作品之必要

我国的合作作品包括可分割合作作品和不可分割合作作品。世界上多数国家合作作品仅指不可分割合作作品。我国关于可分割合作作品的规定存在很多问题，主要原因是可分割合作作品的共有和可分割部分的单独所有造成的矛盾。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取消可分割合作作品的规定，合作作品仅指不可分割合作作品，引入结合作品的概念并规定其著作权行使规则。     

道与中国“无讼”法律传统

道的价值理念认为,万事万物皆有阴阳两面,如大与小、强与弱、争与让、得与失等,唯有通过节欲自律的无为,方能消解灵肉之际、人人之际、天人之际的关系冲突,达致阴阳平衡的和谐秩序。受其影响,中华民族养成了谦和不争的民族性格。落实到法律生活中,则体现为人们不愿单纯运用诉讼来解决纠纷,进而逐渐形成无讼的法律实践传统,以维系良好的人际氛围,并展现不争善胜的人生智慧。在法律万能主义受到挑战的今天,无讼的精神价值对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有所裨益。     

从古代案例看中国古代法官疑案处理的特征

疑难案件自司法活动产生之时就开始存在。中国古代法官与现代法官虽然处于不同的社会、政治、法律、文化环境之中,但却同样面对着疑难案件处理时的困境。事实认定以及法律适用上的难题使法官们头痛不已。但也正是疑难案件成就了法官职业的崇高与辉煌。中国古代法官在处理疑难案件时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法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受到各种法外因素影响,需要依靠法官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得以实现正义。     

从张昭“八审”看为官之道

张昭,五代时河间人,著名史学家。据《宋史》等史料记载,张昭7岁能背诵古乐府、咏史诗100多篇,不到20岁即遍读"九经",先后在后唐、后晋任职,宋朝初年任吏部尚书。后唐明宗之时,张昭上书皇帝,提出了著名的"八审"之说,常被后人提起。细细品读"八审",对今人为官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委任审于材器",即用人要审查其才器,做到知人善任。俗话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如果把"美"字换成"人才",也同样适用。为官者用人,不能因为下属有缺点就弃而不用,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优点缺点,关键是能够用人所长,放到合适的岗位上,使之各得其所、扬长避短,这样必然会造就成所在岗位的一个骨干,这与"世间不缺少千里马,而是缺少伯乐"是一个道理。     

从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看诗的可译性

诗是否可译,争论由来已久。不少中外学者都提出过不同观点。无论从"传神达意"还是从"形式音韵"看诗的翻译的确很艰难。然而,诗并非不能翻译。通过对优秀译诗赏析,从诗的翻译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辩证统一的角度,我们对诗的可译性问题可以出"诗难译,但可译"的答案。     

从儒家中庸思想看中国古代的息讼观

儒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显学,其中的中庸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形成具有巨大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儒家中庸思想与中国古代息讼观进行分析,并进而了解中国古代息讼观形成的原因。     

从“State Street”到“Bilski” 美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标准的演变

在确定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时,美国专利法确立了“实际应用”原则。在如何理解“实际应用”时,积累下来许多富有价值的审查方法。这一审查方法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目前其发展的状况如何,对于我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有何借鉴作用,是本文要加以探讨和研究的。本文探讨了美国专利审查中的“实际应用”要件,总结了美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中确立“实际应用”原则的基本原则,以及这种审查方法的发展变化,并分析了这种发展变化对于我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标准的影响。     

从“State Street”到“Bilski”美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标准的演变

在确定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时,美国专利法确立了“实际应用”原则.在如何理解“实际应用”时,积累下来许多富有价值的审查方法.这一审查方法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目前其发展的状况如何,对于我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有何借鉴作用,是本文要加以探讨和研究的.本文探讨了美国专利审查中的“实际应用”要件,总结了美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中确立“实际应用”原则的基本原则,以及这种审查方法的发展变化,并分析了这种发展变化对于我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标准的影响.     

明清律典“例分八字”源流述略 ——兼及传统律学的知识化转型

“例分八字”是中国传统律学和律典中的固有词汇,最早约见于宋人傅霖撰《刑统赋》,是对历代律典中最常用的“以”、“准”、“皆”、“各”、“其”、“及”、“即”、“若”八字的提炼总括,后经宋元律学家进一步疏解释义。《大明律》始附“例分八字之义表”于“名例律”,《大清律》沿袭此制并将其位置进一步提前。“例分八字”的立法语言和立法技术的实质,是为解决成文法传统下法意与法条、法律与情伪之间的永恒矛盾,其从宋元至明清的源流轨迹和播迁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明清时期刑事立法技术的提高和律学学术的发展,以及明清立法语言的规范化和法律知识传播的广泛性。在这背后,则蕴含着传统律学从“人伦理性”走向“技艺理性”之知识化转型趋向。〖JP〗     

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伟大跨越

曾经喟叹"无法无天",转眼欣慰有法可依。经过60多年艰辛探索、30多年不懈努力,以宪法为统帅,部门齐全、数量适度、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在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古老国度,专制的传统显得无比强大;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