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

建立面向２１世纪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席来旺中国国家主席相隔１２年对美进行了正式国事访问，并就中美建立持久、稳定的双边关系达成了一系列共识。这次中美首脑会晤和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表明，面向２１世纪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已经启动。新世纪中美关系的前途如...     

东盟对中美竞争的认知与应对

东盟国家认为中美竞争加剧破坏东盟赖以存续的地区与国际环境,给其带来巨大挑战。东盟坚持"不选边站",实施大国平衡战略,通过提升凝聚力和韧性、维护东盟中心地位、拓展伙伴关系网络、促进地区包容性和务实合作的方式消解中美竞争带来的风险。面对新型的大国竞争态势,东盟试图在中美间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然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及中美对东盟政策走向与东盟内部挑战叠加将为东盟应对增添诸多变数。对此,中国应坚定维护东盟中心地位,拓宽与东盟的共识,加大务实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演变与逻辑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持续发酵,逐渐形成安全利益、理念和地区安全秩序构想的全面对立态势,成为影响中美和平共处的重要因素。秩序疑虑与热点问题的对立是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矛盾的主要表现。中美亚太安全矛盾的全方位突显,根本上源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转移态势,是中美总体力量差距背景下局部力量平衡的表现。这种力量平衡表现为:中国作为地区经济中心与美国作为地区安全中心的“二元结构平衡”;中国作为陆权大国与美国作为海权大国的“陆海权力平衡”;在中国近海区域,中美权力均衡态势初步形成。在此过程中,中美对既有安全矛盾管理的失效以及彼此安全威胁认知的反复塑造,客观上增强了矛盾对立的烈度,安全困境逐步形成。随着权力消长和政策互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逐步呈现出从经典安全困境转向“国家引导型的安全困境”加剧的趋势。未来,中美亚太安全矛盾仍然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经济相互依存趋势、技术发展引发的军事威慑变化、意识形态竞争以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因素,则将决定既有安全矛盾是否会走向冲突。     

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非对称性战略平衡的视角

权力转移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维护中美战略稳定成为攸关中美关系发展以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是实现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石。传统战略稳定理论主要基于美苏两大对称性阵营的敌对关系,对于不对称性和动态权力转移背景下的中美核战略稳定性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性不足。基于非对称战略平衡视角,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应以保证中国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为基础。在机制层面,中美要加强交流、协商和谈判以建立相关机制,逐渐形成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共识,推动达成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协议、条约等法律性承诺,从而构建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政治框架。在结构层面,中国无需谋求与美国对等的核力量。统筹考虑军事效用和政治效果,构筑包括核实力、核威慑决心和核威慑信息传递的完备核威慑战略,确保处于弱势的中国拥有对美国进行核反击造成美不可承受损失的能力,是实现中美核战略稳定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民主建设与中美经贸关系

经济民主问题一直是影响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重要因素。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国内围绕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年度审议以及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中美WTO谈判,乃至当前美国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否认,其根源之一即美国认为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不符合其所倡导的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原则。中国应积极寻求中美双方的合作点,在加快自身经济民主建设的同时,加大对建设成果的宣传力度,以推动中美经贸关系与中国经济民主进程的良性互动。     

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建构依据、基本框架与发展趋势

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已经超越经典战略稳定性,向着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演化。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客观需要。彼此战略竞争加剧给中美之间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在美国提高核力量于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将核武器重新作为霸权工具的背景下,中美战略稳定性面临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减弱,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必要性凸显。中美之间经济深度相互依存,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这为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框架包括建立在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双方经济的深度相互依存、战略互信、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等四根支柱,其中以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为核心支柱。虽然中美战略互信存在短板,但随着中国战略核力量的进步、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继续维持和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的成熟和完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将不断巩固。     

中美经济共生关系下的战略互需及选择

中美之间的经济互动已发展为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为两国注入了战略互需的新内容,强化了彼此相互借重的迫切感:美国对外战略设计开始以中国为核心考虑对象,其东亚安全战略的施展和经济发展环境的营造有赖于中国的合作,而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和平发展战略也迫切需要美国的和平姿态。“经济相互依赖和平”是实现中美各自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     

世界权力新格局中的中美关系

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内地位和作用的上升,中美两国形成了一个"G2"结构。在世界权力新格局下,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符合国际利益和中美各自国家利益。和平共处要求两国互相对对方的核心利益作出调适。然而由于中美两国的相互误解和相互恐惧,美国不愿意为中国的核心利益调整其对华政策,而中国实力已经上升到可以要求美国作出这种调整了。面对国际新格局,中国应改变过去被动的对美政策,确立自身接触美国的新政策和新原则。为此,中国应积极寻找和建立与美国互动的新的国际制度平台。现阶段,东盟机制不失为一个可借用的有效平台。     

大国战略竞争、网络化相互依存与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

大国战略竞争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分布和由权力分布映射出的国际权力格局的变迁?经济议题安全化、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结构变化?基于UIBE-GVC-Indicators数据库、ADB-MRIO 2021数据库和GDELT大数据,本文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和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中美战略关系、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中美贸易摩擦等体系因素对以网络化相互依存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权力格局和网络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网络中心性和结构重要性的提升、美国的相对衰落、大国间相对权力的变化和各国间权力差距的缩小并未改变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心—边缘”格局和“强者愈强”的幂律分布特征。美国在入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的强势表现及其在全球服务贸易、高科技领域中固有的、高度的结构重要性赋予了美国更多的强制性权力和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经济问题安全化的权力基础。中美战略竞争与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显著负相关,且对增加值输出国的负向影响要大于增加值输入国。中美战略竞争虽然没有弱化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度数中心性,却显著弱化了全球价值链的“中心—边缘”格局和部分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介中心性。     

军事透明与安全互信--兼与马伟宁先生等对话

从历史和政策角度看,增加军事透明度不是一项孤立的事务或活动,应将其置于建立信任措施这个大背景和大前提下来讨论,并考虑到其方向性与层次性,兼顾实力透明与意图透明.中美军事相互透明伴随着两国安全互信的起伏而变化.当前中美军事透明度问题的日益升温,反映出在中美战略关系调整的大背景下,美国希望通过促使中国提高对美军事透明度,更准确地判断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把握中国的战略走向.中美相互军事透明度有待提高,但其程度与双方在安全上相互信任程度是基本吻合的,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增加两国政治和战略互信.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在推进包括中美在内的相互军事透明和促进军事互信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     

中美战略互信:概念、问题及挑战

中美除在经济领域享有基本互信外,双方围绕战略、美国的国际问题和中国的内政问题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互不信任。中美缺乏互信状态短期内不可能改变,但是,针对每个领域的不同特点,两国若采取适当应对措施,对逐步建立互信应能有所助益。     

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识、影响与问题

气候变化是一项影响日深的全球性议题。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一直处于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心。近年来中美两国积极协调政策立场,强化既有合作基础,在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中美双边合作既有助于减少两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也蕴含着明显的全球意义。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合作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这要求双方着眼长远,创新战略思维,进一步寻求利益共同点,以推动合作向纵深发展。     

试论亚太战略格局中不平衡的中美日关系

中美日三角关系是亚太战略格局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战略关系，它决定着地区政治和安全格局的演变。中美日三国都是力量中心，三国间存在着利益的共同性和矛盾性，整体上呈现出既相互协调又相互矛盾，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既相互借重又相互抗衡的局面。中国的战略选择是将中美关系的发展放在首位，重新审视和积极发展中日关系，正确看待美日关系，运用三角外力量促进中美日关系向平衡方向发展。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想与现实

由于缺乏互信、霸权心态和文化差异,美国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美国霸权战略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这是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的重大挑战。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美国维护霸权与新兴大国中国快速上升之间的矛盾;中美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主张的差异;美国追求绝对安全与中国维护日益扩展的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未来中美不同发展模式的竞争会进一步凸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实际上有低、中、高三种不同的目标诉求。尽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起步条件。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保持战略耐心,加强合作,管控分歧,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和探索,中美之间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进而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大国关系还是完全可能的。     

建立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战略共识与长期稳定框架北大核心CSSCISSCI

过去35年,"融入-接触"构成了中国对美战略与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轴。在中国需要加入国际体系并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上,中美拥有战略共识。这一共识在过去10年逐渐松动,2015年春季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战略的大讨论则是这一趋势的最新表现。面向未来35年,中美亟需建立"同一体系内共同发展"的新战略共识,并搭建一个长期稳定框架,即两国在体系中和平共处、有限竞争、有效合作。中国有关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或可承担这一使命。     

“多边施压”：美国对华外交策略新动向

近年来,美国在一些中美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的议题上开始较多采用对华“多边施压”策略,即试图通过推动国际社会对一些涉及中国重大利益的国家进行孤立和制裁,或建立某种针对中国的“多边联盟”,以达到迫使中国与美合作或对美让步的目的。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美国在诸多议题上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以及中国希望通过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来维护本国利益等,是美国调整对华外交策略、对华更多采用“多边施压”外交的驱动因素。     

“印太战略”下“东盟中心地位”面临的挑战及其重构

地缘中心性、平台中心性、规范中心性和关系中心性是"东盟中心地位"概念所具有的四个最基本的内涵;地区均势状态、大国竞合关系、平衡外交政策则是构成"东盟中心地位"逻辑主线的主要链条。"印太战略"是特朗普政府在中美结构性矛盾不断激化下所制定的旨在遏制中国的地区战略,它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进而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东盟中心地位"赖以存续的条件,甚至使其面临被解构的危机。虽然东盟致力于确保其"中心地位",但由于存在一些先天性的不足,其护持实践已经表现出多个层面的困难和局限。在此背景下,中国应把东盟作为对美国"印太战略""破局"的一个重要抓手,与东盟一起共同推进地区合作的制度化建设,并协力维持健康和正常的大国竞合关系和地区均势格局,以使"东盟中心地位"的重构更能适应亚太区域合作的新常态。     

“中美日安全形势与对策”研讨会在京举行

<正>2012年以来,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而紧张升级,美日同盟出现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中国国家周边安全环境面临严峻挑战;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太,中美的深层次博弈也已经展开。在此背景下,2012年11月3日,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与《国际关系学院学报》编辑部举办了国际关系学院第12届国家安全论坛——"中美日安全形势与对策"学术研讨会。     

论中美之间的海权矛盾

近来中美两国在海洋领域的摩擦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本文认为,中美海权矛盾主要源于美国。美国基于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考虑,企图在海洋领域对中国进行限制,以延阻中国和平崛起。中国海洋利益的拓展则加深了中美之间在海洋领域的矛盾。中美海权矛盾有逐步深化、规模加大、从黄海向南海转移的趋势,但不至于爆发全面海上武装冲突。中国在发展海权时,应处理好与美国在海洋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每月大事述评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大事：一、中美签署中国加入ＷＴＯ协议。１５日，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该协议是中美两国经过１３年长期艰苦的谈判达成的，它不仅扫除了中国加入世贸的最大障碍，为中国加入世贸提供巨大推动力，而且对于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具有历史意义。中美达成协议后，世界各国和中美两国各界都给予积极评价，认为这是一个“双赢”乃至“多赢”协定。中国加入世贸将能平衡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稳定因素，为国际贸易平台增添又一个牢固的支点，将对国际关系、世界安全起到重要的稳定作用。中美达成协议…